近日，安徽省通過相關決議，規定從3月1日起實施“痛經假”，女職工可以通過醫療機構出具的證明，休假一至兩天。用人單位如違反規定，女職工可以依法舉報。

　　不過，從此前山西、湖北等地的推行情況來看，“姨媽假”實施效果并不樂觀。由于缺乏強制措施，增加用工成本遭遇執行難等原因，“痛經假”、“探親假”這類“看上去很美”的福利假期被稱為“僵尸假期”。一時間，關于假期制度如何落實落地，更好保護勞動者休息休假權利的話題，成為輿論關切。

　　算算職工的假期賬本

　　根據勞動法等有關規定，現行假期制度包括：公休假日、法定節日、探親假、年休假以及由于職業特點或其他特殊需要而規定的休假，如產假、婚假、工傷假等。根據現行制度，各種休假日均帶有工資。

　　據統計，目前我國職工平均年法定休息日為125天(法定節假日11天，周休日104天，職工帶薪年休假平均10天)，已經超過全年的三分之一，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根據《人民日報》此前的一項調查顯示，我國法定節假日天數與世界平均水平接近，但職工帶薪年休假天數與世界平均水平有較大差距。

　　為此，相關部門近年來不斷完善帶薪休假規定。國務院《國民旅游休閑綱要》提出，2020年前實現國民帶薪休假目標。國家旅游局局長李金在“2016年全國旅游工作會議”上也表示，2016年將推動完善針對民辦非企業單位、有雇工的個體工商戶等單位的職工休假保障措施;加強帶薪年休假落實情況的監督檢查;推動地方和企事業單位在保證每周法定40小時工作時間、不影響公民辦事的前提下，創造條件讓員工錯峰休假、彈性休息，探索夏季“2.5天休假模式”。

　　誰動了職工的假期?

　　那么，職工的假期何以淪為“紙上福利”無法落地呢?專家認為，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休息休假觀念尚未形成，薪酬構成與績效掛鉤，缺乏強制性落地措施等是主要影響因素。

　　有專家表示，在當前勞動力市場供大于需的情況下，城鎮新增勞動力保持高位，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就業，高校畢業生就業壓力持續增大，爭取休假可能面臨失業或耽誤升遷的風險，權衡利弊后許多勞動者最終選擇放棄休假權利。同時，相當一部分經營者和勞動者，對休息休假權利認識不到位，社會尚未形成帶薪休假的權益觀念。

　　成都市一家電子設備制造企業人力資源部門的負責人向記者表示，收入水平、薪酬體系往往導致很多職工面對假期“想休不敢休”。一些用人單位希望通過減少員工休假時間來降低成本，尤其是一些按績效決定收入水平的企業，職工的基本工資較低，休假無疑會影響業績和收入，職工只能放棄休假。事實上，大量民營企業職工和農民工，其休息休假的權利均未得到有效保障。

　　國家旅游局原局長邵琪偉認為，法律法規和監督措施不足，職工舉證難度大、維權成本高也是假期制度“落實難”的重要原因。以帶薪年休假為例，《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賦予了縣級以上政府人事勞動保障部門維護職工帶薪休假權利的職責。但《條例》和其他法規并未對賠償金標準、舉證責任、申訴途徑作出明確規定，致使政府部門對此類違法案件無統一處理標準。其次，帶薪假期制度落實的監察責任在縣級以上政府的勞動人事部門。由于條件限制，勞動人事部門尚難以全面地檢查所轄機關、企事業單位等帶薪休假落實狀況。

　　期待“量質齊增”版職工假期

　　雖然我國假期數量不斷提升，休假政策不斷完善，但職工的休假質量并不理想。據調查，中國勞動者年均工作2000至2200小時，而英國人的年平均工作時間僅為1677小時，目前我國帶薪休假落實率也僅為50%。

　　“很多法定節日不僅只有三天時間，還拆分了周末。只能‘拼假’或者春節、國慶和大家一起休長假，而集中休假又導致交通緊張、景區人滿為患。”越來越多的呼聲提出，期待國家優化假期制度，例如有政協提案提出，設立無薪假、延長春節假期或引導和鼓勵職工靈活使用帶薪年休假，既可以集中使用形成獨立假期，又可以與法定節假日相連分散使用。

　　除了給予假期制度更多靈活度，相關法律法規的完善也至關重要。邵琪偉此前就曾在政協提案中建議，在落實假期制度的剛性措施方面下功夫。從貫徹各項法規和政策入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要將此列入勞動合同，進一步加強勞動保障監察執法，暢通舉報投訴渠道，定期開展專項執法檢查活動，及時糾正和依法懲處用人單位違法違規行為。工會組織也應進一步提高廣大職工的法律意識和維權能力，加強法律援助，指導和幫助廣大職工依法理性維權。

　　假期制度落地的另一關鍵，在于休假觀念和休假意識的培育。記者了解到，一些外企的年假天數遠高于國內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部分企業甚至會承擔年假中員工的往返旅費。“與直接加薪不同，帶薪休假是一項重要的員工福利，容易讓職工對企業文化產生認同感”，業內人士指出，用人單位應多關注職工的精神需求，休息休假是職工的權利，也是企業管理者人文關懷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