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志強：長期以來，由于我們一直缺乏對貴州文化“主體性”地位問題的深度思考與認知，在談及“移民文化”之際，僅將“屯堡文化”、“儺文化”、“安順地戲”等進行點狀羅列，有的甚至將其視為“外來文化”。事實上，如果把少數民族的“原生態”文化比作一件色彩斑斕的“外衣”的話，那么，可以說歷史上由國家權力的強力介入以及“苗疆走廊”上的“移民文化”所造就的政治、經濟格局，以及文化的地域性及族群多樣性才真正構成了貴州的“脊梁”。曾為“苗疆腹地”的貴州，自古以來，就生活著眾多的藏緬語、苗瑤語以及壯侗語的非漢語群體，然而，從對貴州建省六百周年“紀念”之現實表述可以看到，它其實更大程度上是基于國家整合層面和漢文化所代表的主流話語權的確立過程而被賦予其意義的。因此，重構“苗疆走廊”，不僅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并且對建構貴州地方“主體性”自我認同也有重要的意義，進而對拓展貴州旅游發展的視野，也可提供一條新的思路。

　　趙旭東：從學術層面看，自清末中國開始近代“民族國家”體制的建構以來，“民族”一語始終與“國家”一道，成為不同場合下各種表述的核心話語之一。在這一背景下，從來的人類學“殖民地”研究傳統被置換為“邊疆研究”或“邊政研究”;而“異文化”則被轉換成“少數民族文化”，同為“中國國民”的非漢族群在這過程中不自覺地被異化成了文化上的“他者”。另一方面，對“民族”話語的強調，使得我們一旦進入民族地區，就慣于偏重從“族群”或“民族”視野去審視諸相關問題而忽視了“地域”基礎上的文化相似性或整體性問題。這樣一來，一些具有地域“共性”的文化特點或器物往往被人為地分割為“民族的”文化符號，從而使地域性的文化特點被漠視甚至被消解。

　　曹端波：現今各民族的學者在對自己的文化進行概括與表述時，往往依“民族”為單位將地域性的文化現象或文化器物進行主觀分割和重組。事實上，在過于強調以“民族”為單位的表述體系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現實被轉述成了彼此涇渭分明之想象，民族間的“邊界”不斷被固化，差異亦因之被擴大化。因此，把“苗疆走廊”置于一個廣闊的研究視域下展開，不僅限于人類學，并且也可為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如語言學、歷史學、社會學、宗教學、民俗學、哲學乃至自然科學的農學、生態學等學科的參與，提供一個具有廣泛可能性的共同研究“平臺”。

　　此外，“苗疆走廊”構建起了貴州的政治、經濟特點以及社會文化的自身價值，也彰顯出貴州地方文化“主體性”之內涵：既非少數民族的“原生態”文化，亦非單純的漢文化，而是兩者在相互影響過程中形成的，兼具地域“共性”與族群“多樣性”的多重交匯。因此，通過對“苗疆走廊”的研究，一方面，可建構起貴州地方“主體性”的自我認同，同時在學術上也可改變此前一直被“邊緣化”的尷尬處境。

　　“苗疆走廊”這一概念的提起及其相關研究，不僅在方法論上可以開啟西南地區地域與民族研究的新視域，為人文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的各學科提供共同參與平臺，通過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論構架和話語體系，并且以“文化線路”為切入點，關注“苗疆走廊”沿線及周邊地區古驛道、古建筑等“文化景觀”的保護及修復工作，挖掘和整理各地相關的無形文化遺產，不僅可為政府的旅游開發戰略拓展思路，并且最終還可推動“苗疆走廊”作為“世界文化線路”遺產的申報，讓歷經六百年歷史洗禮的文化走廊華麗轉身，重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