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苗疆走廊”也是一條以“移民文化”為其特色的文化走廊，它跨越了眾多非漢族群分布的地域，并且至今仍然是漢族與非漢族群在文化上頻繁交匯和相互影響的交界地帶。數百年文化間交匯的歷史，在這條走廊沿線不僅留下了深厚積淀，也造就了豐富多彩的文化事像。各地非漢族群社會在主流社會和文化的影響下，既深受漢文化的熏染，同時又因地域或族群的不同而形成具有自身特點的多樣性特征。

　　第四，“苗疆走廊”上頻繁的人口及文化的流動，也形成了極其復雜的民族/族群關系。歷史上，在這條走廊上移動的不僅有漢族移民，也有不少非漢族群的群體沿這條通道遷徙移動，造就了復雜多樣的族群認同的“邊界”。“苗疆走廊”沿線地帶不僅在文化上兼具地域“共性”及族群“多樣性”特點，并且歷史上劇烈社會變動背景及族群間的復雜關系導致了漢族內部、漢族與少數民族以及少數民族內部之間形成的多重認同邊界，其影響一直延續至今。另外，“苗疆走廊”還是一條連接中國與東南亞之間關系的重要國際通道。明代地理學家徐霞客在《黔游日記》中，曾記錄了他在安順附近查城驛道上見到大象和侍候的“象奴”路過的情景。在黔東南凱里(明代的清平)附近的苗寨中，今天依然還存有當時供緬甸等國朝貢的大象休息的“象亭”遺址。而在有“黔東門戶”之稱的鎮遠，在縣城東橫跨氵舞水的祝圣橋魁星閣上，現今還掛著書有“劈開重驛路，緬人騎象過橋來”之對聯。

　　“古苗疆走廊”衍生的學術新視野

　　主持人：對“苗疆走廊”展開研究，在學術上有什么重要價值?對推動以貴州省為中心西南地區經濟建設的規劃有什么現實意義和作用?

　　趙旭東：首先，“苗疆走廊”概念的提起與研究，不僅在學術上具有重要價值，并且通過推動其作為世界新文化遺產類型——“文化線路”的重構、保護、開發與申報，對促進貴州乃至整個西南地區的文化建設及經濟發展，都將起到非常積極的推動作用。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國際文化遺產保護領域上開始將“文化線路”(CulturalRoute)理念引入到文化遺產類型中，強調其作為“動態”的無形文化遺產價值，以區別于以往的“文化景觀”、“自然與文化遺產”等有形遺產。2008年10月，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在第16屆大會上通過的《2008文化線路憲章》中，對“文化線路”概念內涵進行了明確的定義，強調其“作為整體的跨文化意義”以及“動態特性”等具體特征。“文化線路”概念的提起及其相關理論的詮釋，一方面，反映出當今世界對特定地域空間內的不同民族/族群間文化交流互動現象的高度重視，同時也與人類學的結構主義等理論乃至現今洶涌澎湃的后現代主義思潮中對人類思維及文化事像背后的各種“關系”的思考深度契合在一起;而“文化線路”作為一種新遺產類型被列入國際遺產保護領域的框架中，對中國這樣的多民族國家及文明古國也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