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疾病，王景燦的老父親不久前離世。盡管有哥哥、嫂嫂和媳婦一起輪替，但病榻前整整一年的盡孝，仍然把王景燦整個家族累得人仰馬翻。

　　“等我們老了、病了，唯一的兒子怎么照顧我們呢?”今年41歲的王景燦不禁發愁起來，“經歷了這一場，還是覺得孩子的事，一個不夠，兩個剛好。”

　　國家衛生計生委全國生育意愿調查顯示，全國20-44歲已婚育齡人群平均理想子女數為1.93，但長期以來的計劃生育政策，使得全國的實際生育行為僅保持在1.47這一低水平。

　　十八屆五中全會宣布放開“全面兩孩”政策，這給王景燦這樣的家庭帶來了更多希望。專家認為，伴隨著老齡化程度的加劇和人口紅利的逐步消失，通過政策調整鼓勵和刺激生育行為，全面縮小其與生育意愿的差距已成當務之急。

　　延緩“高歌猛進”的白發浪潮

　　“從年輕化到老齡化，西方發達國家用了1個世紀，而我們只花了30年。”原浙江省計生委主任，首屆中華人口獎獲得者徐愛光說。

　　早在“單獨二孩”政策放開之前，中國的人口出生率就呈現持續下跌趨勢。目前我國的總和生育率遠低于2.1的人口正常更替水平。“晚婚晚育和人口城鎮化是導致人口出生率持續下降的重要原因。”國家衛計委專家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郭志剛說。

　　郭志剛以“六普”人口結構為基礎的人口測算表明，未來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規模將急劇增加，大約每10年就增加1億，大約在21世紀中期達到最高峰，約為4.8億人。世界衛生組織預測，到2050年，中國將有35%的人口超過60歲，成為世界上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人口專家蔡昉說，通過調整和完善生育政策，提高我國人口生育率，對推遲人口老齡化高峰的到來意義重大。他說，有研究者估算，總和生育率每提高0.1，當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在2075年前后達到最高點時，老齡化率可以從43.3%降低為41.8%。看上去幅度不大，其實卻把老齡化進程延緩了15年。如果生育率可以進一步向替代水平靠近，這個效果則更為明顯。

　　國家衛計委計劃生育基層指導司司長楊文莊日前透露，經過綜合分析，現階段全國符合全面二孩政策條件的夫婦大約有9000多萬對，其中60%育齡婦女超過35歲，40歲上下的各占一半，城鄉比重差不多。“我們預測，未來幾年，出生人口會有一定程度的增長。最高年份預計會超過2000萬人，這些都是有預期的，也是可以應對的。”

　　追回漸失的人口紅利

　　蔡昉說，勞動年齡人口持續增長和比重不斷提高這樣一種生產性人口結構，可以通過保證勞動力的充足供給和儲蓄率的提高，為經濟增長提供一個額外的源泉。研究發現，在2010年以前我國勞動人口一直持續增加，人口撫養比不斷下降，勞動力供給充足，人口負擔較輕，經濟增長的剩余不斷積累，出現了高儲蓄率、高經濟增長率，也就是人口紅利。

　　可是2000年之后，情況卻急轉直下。總部位于浙江省湖州市的絲綢之路集團是中國最大的絲綢制造業企業之一，去年絲綢制造行業銷售總收入達 7.5億�？啥�事長凌蘭芳卻憂心忡忡：“上個世紀90年代，40歲以下的女工占到工廠總人數的50-60%，可現在40歲以上的人群卻占到了70%。”

　　從上個世紀的“解決就業”、“一起抱團做到退休”，到如今的后繼無人。身為浙江省絲綢協會副會長的凌蘭芳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不僅僅是絲綢之路一家企業，這也是目前全國紡織行業在勞動用工方面面臨的普遍狀況。短短幾年時間，全中國該行業的就業人數下降了至少三四百萬。“從2005、2006 年開始，各大織綢廠開始陷入不斷走人不斷招人的怪圈，現在，30歲以下的女工幾乎成為斷檔。”

　　如果長此以往，大量絲綢企業可能會面臨關停窘境。“要不就是千方百計機械化和技能化，盡快達到發達國家紡織水平，要不就是無可奈何地接受整個行業的衰退。”他說。

　　事實上，勞動年齡人口減少造成的招工難已是大多企業面臨的共同難題。每年百萬計的勞動年齡人口下降，正在危及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

　　江西一家服裝企業負責人說，工廠如今更多地向縣區一級延伸，有助于招工。但企業用工成本也成倍上升，如今員工平均工資在3500到4000元，相對8年前至少翻了一番。

　　“每年有80萬外來人口在支撐湖州的勞動力市場，現在中西部勞動力回歸，招工難正在顯現。”湖州衛生計生局副局長徐林財說，為了應對危機，浙江正在大力倡導“機器換人”。“可很多行業，如建筑、輕紡是無法完全用機器替代的”。

　　“美國、日本、新加坡等發達國家為了應對勞動力不足的問題，相繼采取了吸引留學生、引進外來人口來務工的方式，如果中國的勞動力人口占比持續下降，或許未來中國也將成為勞務輸入型國家。”杭州師范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彭偉斌說。

　　專家認為，“全面二孩”政策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老齡化壓力，調整勞動力結構，緩解我國人口紅利消退的速度，增強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經濟發展規律顯示，每一次人口出生高峰之后，都會對應出現一個經濟繁榮期。

　　對外經貿大學教授、社會學問題專家廉思表示，少年強則中國強，年輕人群是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在夢想和激情的激勵下，他們是社會發展和前進的最大推動力。

　　江西省社科院農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尹小健提出，全面放開二孩，從長遠來看，勞動力供應和消費市場都擴大，但也不能忽視，這一部分人群的出生成長，意味著需要更多的資源，對于當前已經緊繃的資源環境意味著更多的壓力。新增人口“紅利”，需要先熬過這一過渡時期。

　　警惕日漸低迷的生育意愿

　　根據國家衛計委的全國生育意愿調查顯示，全國有近82%的已婚育齡人士理想子女數為2。但記者采訪時發現，在具體社會生活和經濟約束下的生育行為往往顯著低于生育意愿。

　　“人們由生育意愿到實現生育行為這一過程會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響，最終的行為結果遠少于此。”河南省人口和計劃生育干部學院教授張原震說。

　　研究表明，經濟發展對生育意愿具有明顯的“避孕效應”。城鎮生產、生活方式和文化觀念對于農業人口有同化作用，女性價值逐漸凸顯，傳統多子多福的觀念不斷被改變。

　　撫養成本也對生育意愿產生了直接的影響。“物價水平的上漲，孩子成長、養護、教育成本的提高都限制了生育量，這些生活的壓力讓生育選擇更現實更理性。”張原震說。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認為，現實環境的制約，育兒成本的提高，讓很多年輕人不會盲目生育。

　　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也直接影響了女性的生育意愿。在上個世紀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甚至機關單位和企業家家都辦幼兒園，沒有的也想盡辦法幫助解決孩子的照料問題。可如今在上海，95%以上的3歲以下兒童只能依靠家庭撫養照顧。觀念的轉變以及我國長期推行的晚婚晚育政策，也使得人們的婚育年齡不斷推遲，導致年邁的祖父母輩無力幫助撫養下一代。許多人為此直接放棄了生育政策內二孩的計劃。

　　在溫州一家機關工作的王燕坦言自己不想再生。她說：“過去帶孩子只求吃飽，現在帶孩子希望他成才。在溫州，一個孩子從生下來到大學畢業，沒有100萬下不來。”

　　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以及職業發展訴求也起到了抑制生育意愿的作用。數據顯示，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的數量就越少。伴隨著越來越多的女性走上就業崗位，不少家庭不得不面臨孩子嗷嗷待哺和事業打拼之間的矛盾。而生育本身也加劇了原本就存在的隱性就業歧視。

　　“一些企業為節省成本而縮短產假的投訴每天都有，一些女性職工成功休完產假后又面臨降薪調職的問題。”河南省駐馬店市婦聯辦公室主任蔡靜說，這些都抑制了女性的生育意愿。

　　此外，受環境污染、晚婚晚育等因素影響，實際生育能力也遠遠低于生育意愿。

　　“通常來說，生育意愿的下降是緩慢的過程，但生育行為的下降是快速的。”張原震說，由于種種原因，人們會終止生育行為，但并不意味著生育意愿的立刻改變。

　　兒子的一場肺炎，讓32歲的河南人劉陽和妻子改變了盡快生育二孩的計劃。“真的沒有更多的精力去照顧第二個孩子了。”劉陽說。

　　我國自2014年起陸續放開了單獨二孩政策，此前的全國生育意愿調查表明，60%的單獨家庭希望生育二孩。但截至2015年5月底，全國符合條件的1100萬對單獨夫婦中，只有145萬對申請再生育。山東威海市符合政策的家庭中，有70%明確表示愿意生育二孩，但實際申請量不足6%。鄭州市金水區大石橋社區，符合政策61%的人表示想生育二孩，但實際申請不足25%。

　　專家認為，生育意愿的降低拉大了與行為之間的剪刀差。當社會低生育水平的行為模式是人們的理性選擇時，生育意愿和行為之間的背離還會延續，這種背離將直接影響生育水平的走向。

　　如今，讓專家們擔心的是：去年起正式實施的“單獨二孩”政策，并沒有給中國帶來出生人口數井噴。2014年因新政出生的人口僅為47萬，遠低于每年新增200萬的預期。

　　更讓人憂心的是，目前我國的年出生人口在1600萬左右，加上人口新政年出生人口峰值在2200萬左右。但未來10年間，24至29歲的生育旺盛期女性數量將從7387萬降至4116萬，這意味著10年后即使生育率保持不變，出生人數也將萎縮接近一半。

　　“最大程度地縮減老齡化人口和出生人口的剪刀差，通過政策引導，合理激發人群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將人口結構由目前的倒金字塔型慢慢引導到未來最為理想的橄欖型，才是政策的價值所在。”浙江省衛計委副主任王國敬說。

　　應再出臺政策鼓勵生育

　　通過一定的政策調整來刺激生育意愿，維持人口結構合理已勢在必行。不少專家認為，小幅度的政策補償生育收效甚微，應加快縮小生育政策與生育意愿之間的差距，政策不能再糾結于雙獨、單獨和非獨層面。

　　“‘單獨二孩’作為計劃生育政策的補充，所帶來的進步無疑值得肯定。但作為生育刺激政策，它的力度并沒有達到社會各界原先的預期。”張原震說，在保持人口適度低增長的同時，也要警惕低生育陷阱。

　　專家認為，從單獨二孩的實施效果來看，1980年以后的年輕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經顯著降低，即使全面放開，也達不到人口的正常更替水平。

　　還有專家建議，可在必要時出臺措施鼓勵生育，尤其針對一些生育意愿低迷的地區，可以采取適當的激勵政策。“可以通過提高兒童福利，延長女性職工產假，承擔女性產假期間工資福利，分攤企業用工成本等方式，緩解女性選擇生育的后顧之憂。”湖州市婦聯副主席梅會珠說。

　　研究表明，生育意愿一旦下降到1.4左右的水平，即便采取刺激措施也很難回升。“北歐等一些發達國家生育意愿低迷，雖然孩子生下來的所有費用都是國家包干的，但大家還是不想生。”浙江省衛生與計劃生育委員會副主任王國敬說，“把人口降下去簡單，但想要提上去，目前還沒有哪個國家能做到。”

　　從事了30多年計生工作的河北省承德市計生委發展規劃科科長王繼國甚至建議，不僅要放開全面二孩，國家還應在5年內出臺獎扶二孩的措施，并在10年后修改婚姻法，參照西方發達國家經驗，將法定結婚年齡調整到18歲，盡最大可能激發生育意愿、刺激生育行為。（張樂、史林靜、滕軍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