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北京，張高麗出席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3年年會開幕式并致辭。圖/新華社

　　吳敬璉

　　樓繼偉

　　24日上午，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3年年會在北京開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出席開幕式并致辭。財政部長樓繼偉、發改委副主任朱之鑫等部委官員，以及來自海內外知名專家學者與會。論壇議題涉及中國改革方向、推進城鎮化、房產調控等。

　　綜合新華社電

　　土地征購價格與批租價格存很大的差距

　　此次論壇上，城鎮化成為改革的一大熱門話題。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在會場說，推進城鎮化的關鍵是土地制度。鄭永年說，現在的農村土地制度是集體所有制，在集體土地所有制下，農村集體擁有土地，“土地表面上看是農民的唐僧肉，誰都想吃，地產商、地方政府想吃，上級政府想吃，但是主人——農民吃不到。”鄭永年分析，“土地產生的利益一直被分配，重新分配，利益分配會產生很多沖突。”

　　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同意鄭永年的意見，他認為，舊型的城鎮化造成了很多問題，在這個過程中，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土地產權制度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因為舊型城鎮化整個是由賺取土地差價推動的。”吳敬璉說，“這些年來，大概從這個差價得到的收入有不同的估計，最低的估計30萬億。”

　　吳敬璉指出，城鎮化造成“運動”就是利用土地差價導致的。1982年憲法加上一條規定：城市土地國有。以前沒有這個規定。當一個土地要變成工商業用地或者住宅用地、城市用地時，政府要征購，而這個征購價格和土地批租價格中間有很大的差距。

　　“為什么城中村發生了大問題?就是農民不愿意用征購價格賣給政府。”吳敬璉說，“像深圳這樣的城市，如果把城中村都能利用起來，土地是完全夠的，但是因為這樣一個分割的產權制度，就造成農民不愿意把土地讓出來。”

　　吳敬璉分析，深圳已經在做一些改革試驗，譬如讓一種共贏的公司來開發城中村，把它建設成為能夠給工商業、城里的中產階級所用的住宅區，“這種實驗我們希望能夠得到實現。”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說，現在對中國來說如何提高城鎮化的質量是關鍵。“1.6億多農民工沒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人口是半城鎮化的。”

　　如何選準農民工市民化的路徑?楊偉民認為，僅靠解決農民工在城市的住房問題，難以讓農民變市民。

　　“北京、上海、深圳這都是農民工最多，房價最高，需要很多保障房，”楊偉民分析，“這些地方開發強度已經超過了50%，如果再繼續攤大餅，這些地區環境的改善很難實現。”

　　30萬億土地價差何來?

　　30萬億元巨額土地價差，從何而來?我國城鎮化近年來快速推進，2011年的城鎮化率已達到51.27%。“土地價差”，則是不少地方造城收獲的“第一桶金”。以農業用地價格征收、以建設用地價格出讓，一進一出差價懸殊，獲利豐厚。

　　根據土地管理法，征收耕地的補償費用主要包括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兩費”總和不得超過土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30倍。

　　即使是按照最高30倍的標準，以一畝農地每年產出2000元計，最高也不過6萬元。而隨著房地產市場的快速膨脹、房價與地價的互推互漲，被征用的農地轉化為建設用地后，其拍賣價格可達到每畝數十萬元乃至數百萬元。除去土地補償、農民安置、土地整理等成本，不少土地出讓可謂“一本萬利”。

　　相關調查顯示，耕地征用之后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中，投資者和當地政府拿大頭，村級組織留下兩三成，農民拿到的往往不到10%。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劉守英說：“現行征地制度，很大程度上將不少農民排斥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體系之外。”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對“土地價差”的依賴性越來越高。以地價快速上漲的2010年為例。中國房地產數據研究院提供的數據顯示，當年各地都迎來“土地盛宴”，不少城市土地出讓金收入創下新高。比如，大連當年的“賣地錢”達到1157.75億元，相當于財政收入的231.2%!

　　除了直接賣地，地方政府還通過土地抵押貸款獲取“造城款”，這方面的沖動也難以遏制。國家土地總督察辦公室22日發布的《國家土地督察公告》顯示，對全國36個市(區)的土地抵押融資情況開展督察發現，943個項目涉及違規抵押貸款1039.22億元，涉及土地面積29.63萬畝。

　　懸殊的土地價差，催生了新的社會不公。在南方某城市，200多畝土地，村民拿到的補償及獎勵款等累計不過2400多萬元;而經地方政府“預征”、儲備十幾年后，出讓的價格卻劇增至20多億元。百倍“價差”，讓村民們難以接受，遂以上訪等手段表達訴求。這樣的土地糾紛，在近年來農地征補過程中層出不窮。

　　“下一步推進城鎮化過程中，要讓更多的‘土地價差’惠及于農。”上海社科院經濟所所長左學金說。

　　[其他議題]

　　改革

　　發改委偏重發展，不關注改革?

　　“當前改革已進入攻堅期、深水區，觸及到深層次矛盾和重大利益調整，是對我們的嚴峻考驗。”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在開幕式上致辭。張高麗認為，把頂層設計和探索實踐結合起來，找準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關鍵環節和重點領域，實現改革的突破。

　　有分析認為，發改委將在未來的改革設計中扮演重要角色。在論壇現場討論環節，經濟學家張維迎質疑發改委的“改革”角色，他說，“發改委全名叫發展與改革委員會，但是為何我們觀察到發改委過去十年只關注發展，不太關注改革?”

　　朱之鑫現場否認這一觀點。

　　他說，每年發改委的第一個文件就是關于年度改革的總體方案和實施路線圖。“實際上，國務院、發改委的很多文件，是和社會經濟發展并舉的，只是社會上的一些人對此不了解。”他說。

　　吳敬璉說，今年要做的事情就是明確提出改革的總體方案、路線圖和時間表。

　　“要篩選、梳理，找出最需要改革的，而且是關系密切的改革項目。”吳敬璉說，“設計出一個最小的一攬子改革方案，這就是一個路線圖。”吳敬璉認為，按照以往慣例，這個路線圖一般是在每一屆中央委員會的第三次會議上討論，得到確認之后，在明年或者更晚一些時候，就可以全面地推進改革。

　　出席論壇的世界銀行常務副行長英卓華說，中國亟待解決兩大問題，一是如何通過深化財稅、金融、要素價格等領域改革，實現綠色增長;一是如何調整支出結構，加大對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的公共服務投入，縮小城鄉差距。

　　朱之鑫強調，發改委將堅定不移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把能交給市場的交給市場，能交給社會的交給社會，能交給企業的交給企業。

　　房地產

　　征不動產調節稅，從第三套房開始

　　國土資源部副部長胡存智出席論壇時表示，征收不動產調節稅應從第三套房開始。

　　胡存智說，如果按照每年的城市化率進城的人口量來說，每年的土地供應量是供過于求的。但實際上目前的市場表現出“供不應求”，原因是投資性需求過于旺盛。“在居住需求已經得到滿足的情況下，投資性需求供不應求，因此市場表現為供不應求。”

　　胡存智建議，應考慮把現在已經成功的限價、限購的政策及時總結，將成功的一方面，轉化為用經濟手段來進行。“當前最值得考慮的是對現有的房屋，對第二套以上，比如說從第三套開始征收不動產的調節稅。”胡存智說，“因為限購、限價的政策，效果比較好，兩年多來，房地產的形勢基本穩定，價格基本穩定，在調控投資和投機性的需求上起到了作用，加上國土部門的市場土地供應上也加大了力度，使得房地產的供求趨向良好的平衡。”

　　關于住房存量，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所長任興洲指出，中國住房最短缺時期已經過去。

　　任興洲表示，根據第六次(2010)人口普查的數據和相關的數據的推算，到2010年積累存量住房全中國是179億平方米，2.2億套的住房，按照2010年的常住人口的家庭戶來算，達到了戶均1.02套的住房，“到2015年‘十二五’以后，戶均城鎮家庭戶會達到1.08套，這樣之后，住房市場的峰值就到來了，就往下走。”

　　財稅

　　正在研究防止地方債務擴張政策

　　新任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24日發表演講說，未來中國實現包容性增長必須走艱巨的改革之路，財稅體制改革已站在新的起點上。24日開幕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3年年會，是樓繼偉本月就任財政部部長后第一次公開發表演講。

　　樓繼偉在演講中談到中國實現包容性增長面臨不同路徑選擇，只有走艱巨的改革之路，由政府創造公平的發展機會，更多發揮市場作用，才能增強百姓幸福感。

　　對于外界關注的中國擴增財政赤字問題，樓繼偉表示，一方面是為了應對外部環境的不利沖擊，另一方面由于國內財政收入可能轉入一位數增長，而支出規模繼續增長，導致財政收支矛盾加劇。

　　面對支出壓力，樓繼偉指出，中國政府已經做出承諾壓縮行政經費方面的開支，并提出依照“守住底線、突出重點、完善制度、引導輿論”的原則做好民生問題。

　　“所謂守住底線，就是要考慮財政收入的可持續性。”樓繼偉強調，對政府來說，不能只要碰到民生問題就都要去做，要考慮財政的可持續性。

　　對于如何防范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問題，樓繼偉透露，財政部正在部署有關地方債的調研，先以審計署統計的約11萬億元債務為基礎，區分出顯性、隱性、直接以及或有債務并分析風險，分門別類采取政策，制止住地方政府債務擴張的趨勢。他表示，下一步會研究完善制度，會給地方政府開一條正道，堵住那些歪門。

　　金融

　　影子銀行是中國市場的有益補充

　　根據全球金融監管機構——金融穩定委員會的評估，目前全球影子銀行的總規模近70萬億美元，占金融中介總資產的1/4。

　　“根據一些統計，我國影子銀行總規模大概是23萬億到25萬億元，占到國家金融總資產的1/4左右。”中信證券董事長王東明發言時說。

　　由于影子銀行具有高杠桿率、高風險等特點，被公眾誤解為投機性融資工具。不過與會專家表示，影子銀行符合我國實體經濟發展需求，是正規金融的有益補充。

　　貝萊德集團董事長勞倫斯·芬克認為，中國經濟在從出口拉動轉向消費推動的過程中，需要有大量資金投入，而目前很多資金閑置在銀行賬戶中，這就需要有有效的機制，把資金投入到高收益、高回報的投資產品當中，中國需要發展影子銀行體系。

　　在經綸國際經濟研究院院長沈聯濤看來，影子銀行之所以在中國出現，是因為其背后有實體經濟的真實需求。“房地產要融資，地方融資平臺發展基礎設施需要融資，民營企業也需要融資。這是回避不了的市場需求。”

　　“影子銀行是中國金融家在信貸投放存在嚴格管制、不同金融市場存在嚴格分割的情況下，發揮聰明才智開發出來的產品，它是市場的有益補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員巴曙松說。

　　與會專家認為，總體而言，中國影子銀行體系中的多數產品都處在嚴格監管之下，不過在鼓勵金融業務創新的同時，對于影子銀行的風險問題也應保持高度警惕。

　　以色列中央銀行前行長雅各布·弗蘭克爾認為，如果市場出現樂觀情緒，影子銀行就會放大這一情緒，增加杠桿率，使得信貸放量變得更加不可控制。而如果人們失去信心，它會放大悲觀情緒，使系統的崩潰變得可能。

　　在沈聯濤看來，影子銀行的一大風險是產權不夠清晰。“若出了問題，承擔責任的是個人、銀行還是政府?這需要有一個清晰的設計。”

　　[名詞解釋]

　　影子銀行

　　“影子銀行”是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之后所出現的一個重要金融學概念。它是通過銀行貸款證券化進行信用無限擴張的一種方式，是正規銀行體系之外運行的，包括實體和業務活動在內的信用中介體系，影子銀行作為游離于傳統體系之外的信用中介體系，用于期限或者流動性的轉換，并具有信用創造的功能。

　　專家認為，中國的“影子銀行”包含兩部分，一部分主要包括銀行業內不受監管的證券化活動，以銀信合作為主要代表，還包括委托貸款、小額貸款公司、擔保公司、信托公司、財務公司和金融租賃公司等進行的“儲蓄轉投資”業務;另一部分為不受監管的民間金融，主要包括地下錢莊、民間借貸、典當行等。

　　“影子銀行”有幾個基本特征：第一，資金來源受市場流動性影響較大;第二，由于其負債不是存款，不受針對存款貨幣機構的嚴格監管;第三，由于其受監管較少，杠桿率較高。它具有和商業銀行類似的融資貸款中介功能，卻游離于貨幣當局的傳統貨幣政策監管之外。

　　“目前仍有很多民生政策制度尚不完善、缺乏約束。我們應該幫助窮人，而不應該幫助懶人。”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

　　“很多人說把房地產作為支柱性行業，我查了一下文件，沒有這句話，我們提出把建筑業作為支柱性產業，認為最重要的是保障好生存性需求與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房地產有無泡沫現象，很難用一句話回答。”

　　——發改委副主任朱之鑫

　　“2003年中共中央通過了《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當時認為市場經濟初步建立存在很多舊體制的遺存，要在一些重要方面進行改革。但回過頭看，這個《決定》的基本部分沒有得到執行，這是我覺得最遺憾的，最不滿意的。”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

　　“中國的城鎮化，至少還有20個百分點以上的增長空間，涉及兩億多人。城鎮常住人口中仍然有近20個百分點的非戶籍人口，估計這部分人如果解決戶籍以后，他們的消費將會增長30%左右，相當于6個百分點的農民進城。”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