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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民在說話:或許早就該變了,編者不變,讀者早變了。
@上海陳子善:其實《讀書》從創刊至今,已變過幾次了。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不變是相對的,變是絕對的。所以這次如又要變,怎么變,會變成怎樣,目前下結論未免為時過早,且拭目以待。
@如是檻內人:花無百日紅,盛衰是自然事。但私心里還是希望《讀書》好好辦下去,在這個越來越浮躁的年代,有本好雜志不容易。
@幸運的出版狂客:未必是壞事,雜志社人事變動很正常。鄭勇編了很多好書,底子不錯。
■ 讀書人談《讀書》
2007年汪暉離職后,《讀書》雜志的定位和調整,也一直是公眾關注的焦點。新京報采訪了執行主編王焱與書評人黃集偉,他們直言了近幾年對讀書雜志狀態的看法。
王焱:離理想情況還是有一些距離
2007年至今,《讀書》雜志明顯的多元化。但是,與上世紀八十年代相比,仍有很大不同,作者的隊伍主要是年輕人,表述上也差了一些。另外就是有些文章太長了,有的稿子有12個頁碼,我覺得,最長8個頁碼就可以了。文章太長,雜志就有些單調。另外還有一個悖論,《讀書》被列入了CSSCI,在上面發表文章,被很多大學和科研機構視為學術成果。但是,《讀書》是一個思想文化刊物,和學術成果和學術論文不是一回事。
應該說,這幾年,我們在文章的可讀性上做了一些努力,但是,離理想的情況還是有一些距離。在新的時代,應該有新的努力,又有思想性,又有可讀性,評論還要到位,同時引導閱讀,這些實現得不太夠。現在應該摸索出一種新文體,清新、生動,適合時代語境,這需要作者和編者長時間的努力。但是,雜志又不能完全學網絡語言。《讀書》雜志的生命就在思想性,這一點什么時候都不能變。
黃集偉:面臨傳播媒介的巨大改變
這些年來,我一直堅持訂閱《讀書》雜志。我最喜歡沈昌文時代的《讀書》雜志,汪暉時代的《讀書》,學術性很強,2007年至今的《讀書》雜志,活躍度仍然比不上沈昌文時代。
我覺得,這些年的《讀書》雜志,面臨的是傳播媒介的巨大改變。打個比方,你以前看一場球,至少要等到第二天才能看到球評專家怎么說,得到情感和思想上的共鳴和共享。但是,現在的情況是,你用手機和IPAD,馬上就能獲取。在思想文化領域,你關心某一個問題,沒有必要一定要等兩個月雜志出來,網上的言論和訊息的豐富程度,也不是雜志所能比擬的。
這也意味著,《讀書》雜志在我閱讀上的地位已經下降。站在讀者的角度,我不關心人事的變化,只希望雜志能多一些好讀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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