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血酬定律》，作者：吳思 出版社：中國工人出版社

　　強盜、土匪、軍閥和各種暴力集團靠什么生活?靠血酬。血酬是對暴力的酬報，就好比工資是對勞動的酬報、利息是對資本的酬報、地租是對土地的酬報。不過，暴力不直接參與價值創造，血酬的價值，決定于拼爭目標的價值。如果暴力的施加對象是人，譬如綁票，其價值則取決于當事人避禍免害的意愿和財力。這就是血酬定律。在此過程中，人們的核心計算是：為了一定數量的生存資源，可以冒多大的傷亡風險，可以把自身這個資源需求者損害到什么程度。這個道理說來簡單，卻能推出許多驚人的結論，解釋許多費解的歷史現象。

　　現象之一：土匪種地

　　明朝正德十二年(1517年)農歷七月初五，南、贛巡撫王陽明向皇帝上疏，報告江西剿匪的戰果，疏中提到了山賊的日常生活。

　　王陽明說，各賊探知官府練兵，準備進剿的消息后，“將家屬婦女什物俱各寄屯山寨林木茂密之處，其精壯賊徒，晝則下山耕作，夜則各遁山寨。”

　　讀到這句話的時候，我始而驚訝，繼而奇怪：土匪也種地?土匪為什么要種地?我想象出一個漸變系列：一端是專業土匪，一端是專業農民，兩者之間存在著眾多組合，生產與搶劫的組合：以搶劫為生的土匪漸漸變成以耕種為生的農民。那么，決定這種比例關系的，究竟是什么東西?

　　現象之二：土匪保民

　　1922年，美籍牧師安東·倫丁遭河南土匪綁票，獲釋后，倫丁牧師寫下了關于土匪的見聞：

　　還在商酒務的時候，有一天，一片濃重的陰郁籠罩了匪首和整個營地。匪首的一個下屬違反了命令。在土匪地盤里，有些做法與在行軍路上有所不同。在路上，任何土匪都可干下幾乎任何暴行而不會因此受罰。而在這里，在土匪地盤里，匪首們是很注重自己名聲的。正在受審的這個土匪以匪首的名義偷取了一條毯子。當消息傳到匪首耳朵里時，他暴跳如雷，命令馬上把這個該死的土匪宰了。這個土匪的許多朋友為此都來求見，希望他寬大處理，但所有這些努力都沒有奏效。人被槍斃了，一切都已過去，但處決的命令卻令人耿耿于懷。好幾天里，營地里人氣低落消沉。尤其是匪首自己，更是明顯的郁郁寡歡。

　　倫丁牧師本來對土匪的印象還不錯，但是：我們剛出土匪區，對他們的印象一下子就變壞了。他們無惡不作，燒殺搶掠簡直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可怕的劫掠景象難以用語言形容。遠近四方的村子全部被毀，煙與火是土匪所到之處留下的最明顯的痕跡。隨著土匪隊伍的移動，遭難的地區實際上擴展到了10英里以外，到處是濃煙、烈火、灰燼和廢墟。

　　倫丁牧師對土匪執法的描述很真切。可以看出，在自己的地盤里，土匪比警察還要嚴厲地打擊犯罪。我又想象出另一個漸變系列：一端是純粹的害民賊，另一端是純粹的保民官，兩者之間存在著眾多組合，保護和加害的組合。那么，決定這種組合的，到底是什么東西?

　　最大化追求

　　無論是保民還是害民，暴力集團都在追求血酬的最大化。

　　(明)顧山貞在《客滇述》中記載：崇禎七年(1634年)，張獻忠為官軍所敗，從四川儀隴奔回陜西，一部分人留在山里繼續當土匪。這些土匪以通江、達州、巴州為巢穴，“擄掠人口，則責人取贖。當播種時，則斂兵暫退，及收成后則復來。以為人不耕種，則無從而掠也。”

　　這段話說得很明白：土匪之所以不打擾農民耕種，是為了有的可搶。

　　搶劫行為存在的前提，是有可搶的東西;綁架人質勒索贖金的前提，是人質有支付贖金的財力。如血酬定律所說，人質的命價，是由當事人支付贖金的意愿和能力決定的。在風險和成本相同的條件下，人質越有錢，搶劫對象越富裕，綁票和搶劫的收益越高。反過來說，搶劫綁票的對象越窮，搶劫的收益越低。低到得不償失的程度，土匪就沒法干了。

　　根據這個道理，我們可以依據血酬定律做出五個方向的推想。

　　第一推想：匪變官

　　第一推想：為了追求血酬的長期最大化，土匪愿意建立保護掠奪對象的秩序。

　　侯少煊是著名的四川袍哥大爺，與土匪頭子往來密切。他在《廣漢匪世界時期的軍軍匪匪》3中寫道：

　　廣漢位居川陜大道，商旅往來，素極頻繁。但1913年以后，時通時阻，1917年以后，幾乎經常不通。不但商旅通過，需要繞道或托有力量的袍哥土匪頭子出名片信件交涉，即小部軍隊通過，也要派人沿途先辦交涉，否則就要挨打被吃。后來匪頭們認為道路無人通行，等于自絕財源，于是彼此商定一個辦法，由他們分段各收保險費，讓行人持他們的路票通行。例如一挑鹽收保險費五角，一個徒手或包袱客收一元。布販、絲幫看貨議費，多者百元，少者幾元、幾十元不等。……

　　匪頭們鑒于普遍造成無人耕田和人口減少的現象，會斷了他們以后的飯碗，于是也興起一套“新辦法”，用抽保險費來代替普遍搶劫。即每鄉每保每月與當地大匪頭共繳保險費若干元，即由這個匪頭負責保護，如有劫案發生，由他們清追懲辦。外地匪來搶劫，由他們派匪去打匪。保險費的籌收辦法，各鄉不一。北區六場和東區連山、金魚等場，是規定農民有耕牛一只，月繳五角;養豬一只，月繳三角;種稻一畝，秋收后繳谷一斗;地主運租谷進城，每石繳銀五角……如此等等。這樣一來，有些鄉鎮農民又部分地開始從事生產，逃亡開始減少，匪徒們坐享收益，沒有搶劫的麻煩，多少也有點好處。但是他們的欲望是沒有止境的，錢財越多越好，人槍也是越多越好。這種分鄉分片自收保險費的辦法，總對他們有了限制，他們當然不能滿足。所以有些出了保險費的地區，仍有搶劫事件發生。地方首人(當然是袍哥大爺)去報知大匪頭，匪頭只推說某些兄弟伙不聽話，答應清查。有時也把兄弟伙“毛”(引者注：即殺掉)幾個做個樣子，以表示他們的“信用”。

　　我不清楚當時當地的物價水平，僅僅從田租或土地稅的角度看，“種稻一畝，秋收后繳谷一斗”，土匪制訂的稅率在5%～10%之間，大有什一而稅的儒家之風。這筆錢該如何定性呢?從來源看，這是對搶劫的替代，可以看作血酬。從形態看，如果把暴力集團建立并維護的制度看作“法”的萌芽，血酬便體現為制度收益，或曰“法酬”。從功能看，土匪收費之后，承擔了維持治安、抗擊外匪的責任，有時還殺幾個違法的本伙兄弟以示信用，這筆錢又有點公共稅收的意思。

　　那么，土匪征收的這筆錢到底是什么東西?我以為，這筆錢是由兩部分構成的。一部分是公共稅收，或曰公共產品的價值，譬如維持治安的費用。另一部分是法酬——血酬的存在形態之一，即超過公共產品價值的多收部分。以簡明的公式表達：全部稅費=公共產品價值+法酬(血酬)。將此公式倒過來，則得出法酬的定義：法酬=全部稅費-公共產品價值。

　　這個公式不僅適用于土匪世界，也適用于皇家帝國。帝國的全部稅費，扣除公共產品的價值之后，剩余部分便是法酬。

　　舉個例子說，盡管我們不知道中國老百姓肯花多少錢雇一個皇帝，但我們知道美國人民以20萬美元的年薪雇了總統克林頓，俄國人民以3.3萬美元的年薪雇了總統普京，而中國皇帝，譬如頗為節儉的崇禎和他的皇后，僅僅兩個人吃到肚子里的日常伙食費，每年就有16872兩白銀，按糧價折算超過52萬美元。中國的工資和物價水平比較接近俄國，就算普京總統一家的伙食開支占了總收入的30%，每年吃掉1萬美元(8.3萬人民幣)，崇禎夫婦(不算兒女和眾妃子)吃掉的竟是人家的52倍。依此而論，普京家吃掉的1萬美元可以看作人民愿意支付的第一家庭伙食費，視為合理的公共開支，而崇禎夫婦多吃的51萬美元，就要視為法酬了。

　　所謂公共產品的價值，在土匪世界和帝國時代，只能根據“影子價格”——民主財政體制下的公共開支——估算一個大概。維護公共安全和興修水利道路橋梁總是要花錢的，也是民眾需要的。作為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官員們的工資也是應得的。皇帝或總統的工作復雜，責任重大，當然還應該享有高收入。不過，皇帝比總統多吃51倍，這筆開支實在無法從公共產品價值的角度去解釋。即使不談民主財政，作為大老板，明朝皇帝給自己最高級雇員一品文官開的俸祿，每年也不過1044石大米，約折2.2萬美元。考慮到免稅因素，與普京總統的年薪相差不遠，相當于崇禎夫婦半個月的伙食費。

　　所謂法酬，在帝國制度中由兩部分構成，一是皇家和貴族的“工資外”收入，即崇禎比普京或克林頓多出來的收入;二是官吏們通過潛規則攫取的收入。皇家和貴族的“工資外”收入類似股東收益，那是他們或他們的祖先流血犧牲打天下換來的。官吏的潛規則收入近似代理人的額外收益，那是在行使代理權的過程中私下交易所得，這種灰色收入雖然不那么合法，但這筆賬卻不能不算在皇帝頭上。皇家貴族為了維護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秩序，為了保護法酬，減輕工作負擔，不能不雇傭代理人，也不得不容忍代理人作弊，容忍他們建立的潛規則體系。消除潛規則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允許受害者監督控制官吏，而讓羊群監督甚至控制牧羊犬是很危險的，是可能導致變天的。正如老子和韓非所說，官爵賞罰和軍隊一樣，乃“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為了保證血染江山永不變色，控制權一定要牢牢掌握在牧主手中，哪怕潛規則泛濫為滔天洪水。

　　我們還是接著說第一推想。這個推想也可以解釋李自成的變化。

　　最初，李自成在“流寇主義”時期，一路燒殺搶掠。《明史紀事本末》說：“初，自成流劫秦、晉、楚、豫，攻剽半天下，然志樂狗盜，所至焚蕩屠夷。”后來，連打了幾個大勝仗，李自成“席卷河南，有眾百萬，始侈然以為天下莫與爭，”覺得自己可能得天下了，便把江山看作自己的地盤。于是行為大變。“城下，賊秋毫無犯。自成下令曰：殺一人者如殺我父，淫一人者如淫我母。”

　　李自成到底是流賊頭目呢，還是仁義之師的領袖呢?這個問題不好答。事實上，李自成一直是暴力集團的好領導。作為暴力集團頭子，李自成始終在追求血酬的最大化。流賊燒殺搶掠，追求一次性血酬的最大化;進城后秋毫無犯，追求打天下坐江山的長期法酬的最大化。

　　第二推想：官變匪

　　第二推想與第一推想的方向相反：為了追求短期血酬收入的最大化，合法的暴力集團也可以退化為土匪。

　　1918年，熊克武出任四川督軍，召開整軍會議，確立了各派系軍隊“就防劃餉”的防區制。用大軍閥劉文輝的說法：“當年四川軍人控制的防區都是獨立王國，在經濟上予取予求，為所欲為，所以大家都拼命地爭城爭地。四川軍閥混戰16年，大多為此。”

　　劉文輝用了“獨立王國”一詞。當時四川的局面頗像戰國時代，六七個暴力集團的首領在這片土地上合縱連橫，群雄爭霸。每個軍閥都有權在自己的防區內設立制度、任命官吏、征收賦稅，不經該防區的軍閥認可，中央政府的法令也不能生效。不過，由于爭奪激烈，防區主人頻繁變換，穩定程度比不上獨立王國，也比不上諸侯領地，倒有些像黑幫地盤。

　　劉文輝說，他“在自己的防區內，苛捐雜稅，人有我有，竭澤而漁，不恤民困，……有一個時期，在無可如何之中，竟至從鴉片中去增加收入。”

　　軍閥陳光藻說：“軍費一般是靠征收田賦，正稅不足，便行預征，有一年預征五六年糧賦的。到1935年(民國二十四年)時，有些地方預征田賦已到民國一百多年的。除了預征田賦就是普種鴉片，征收煙款，便設煙館，抽收紅燈捐。各軍防區還設立水陸關卡，征收過道捐稅。”

　　除了預征之外，竭澤而漁的具體辦法還有田賦附加。據1934年對四川15個縣的調查，田賦附加稅有學費、縣志、被服、備丁等26種名目，附加稅額之沉重，到防區制末期，竟有達正供數十倍者。

　　這些軍閥的行為與土匪有什么區別呢?與同時同地的土匪比較，軍閥的搜刮似乎更加兇惡。土匪畢竟沒有“預征”，也沒有“附加”，惟恐竭澤而漁，斷了日后的財路。而軍閥恰恰追求“竭澤而漁”。這不是道德和名分問題，而是利害的施報問題。既然防區經常易手，實施殺雞取蛋的政策，惡果未必由自己承擔，眼下還可以壯大力量。實施養雞生蛋的政策，將來未必吃得上蛋，雞也可能讓人家搶去吃了，眼下的營養不良又可能迅速導致潰敗。在這種格局中，竭澤而漁——標準的流寇行徑——便是最有利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