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生活中，父母為子女出資購房的現象較為普遍。那么，父母的出資什么情況下屬于贈與？什么情況下屬于借貸？

 

　　近日，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審理了一起兒子3年未盡孝，母親起訴兒子返還購房款的案子。東城區法院結合在案證據，認為兒子主張贈與未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將購房款性質認定為贈與顯失公平，故認定購房款性質為借貸，兒子應當予以返還。

 

母親起訴獨子要求返還購房款

 

　　楊母是一名單身母親，此前名下有一套位于北京市東城區的房子。小楊是楊母的獨子，在外求學之前一直與楊母生活在這套房子里。

 

　　2017年，留學回國的小楊參加工作。想到兒子小楊已到適婚年齡，自己名下唯一的住房面積較小，楊母決定，賣掉名下的房子，用賣房的錢置換一套大點的房子，將來和兒子一家一起生活。

 

　　2018年5月，楊母名下的房子成功賣出，賣得370萬元。之后，楊母分多筆將賣房的370萬元打給小楊，用來購買通州區一套面積較大的房子。當年9月，小楊取得房子的產權證，產權證上寫明房子為小楊單獨所有。

 

　　2019年6月，小楊結婚，楊母與小楊夫婦一起居住在新買的房子里。婚后沒多久，小楊的妻子就與楊母因日常瑣事發生矛盾。此后，隨著雙方矛盾不斷激化，小楊與楊母的關系也不斷惡化。之后，小楊和妻子從通州的房子里搬了出去。2019年10月，因妻子再次與楊母發生爭吵，小楊一怒之下，將楊母的微信拉黑。

 

　　此后2年多的時間里，小楊與楊母再未有過來往，甚至連一個電話都沒給母親打過，有什么事都是通過其他親屬轉達。小楊也曾多次向親屬表示，希望楊母從房子里搬出去。

 

　　2022年，眼瞅著女兒快三歲了，到了該上幼兒園的年紀，為了解決女兒上學的問題，小楊向外祖母發微信，微信中提出三個解決方案，其中第三個方案明確寫明：“把通州的房子賣了，讓我媽拿著她原來賣房的錢再換一個房，我再攢錢買一個房。”小楊還在微信里說：“如果三種方式我媽都不能同意，一個月后我將上法院起訴我媽，要是真的鬧上法庭，我們母子情分就再也沒有回頭路了，我不會讓上一代人的矛盾再延續下去，最后我也妻離子散。”

 

　　得知兒子小楊的微信內容，楊母徹底心寒了。她擔心如果小楊以排除妨害為由起訴自己，會落得個無家可歸，便向東城區法院起訴，要求小楊返還購房款370萬元，以備將來養老之用。

 

購房款到底算是借款還是贈與

 

　　庭審中，楊母和兒子小楊對于錢款的性質各執一詞。楊母認為自己從未表明370萬元是贈與給小楊的，應認定為借款；小楊則認為，這370萬元是母親贈與自己的。

 

　　楊母表示，由于是母子關系，所以沒有簽署借款協議和借條。雖然在子女經濟條件有限時，父母在其購房時給予資助屬于常態，但不能將此視為理所當然，也絕非法律所倡導，否則嚴重違背了法律公平正義的理念。子女成年后，父母已經盡到了撫養義務，并無繼續供養的義務。父母出資為子女買房，除明確表示贈與外，應當視為以幫助為目的的臨時性資金出借，子女負有償還義務。楊母還表示，自己名下已沒有住房，兒子小楊又與自己關系不睦，自己也無權處置小楊名下的房屋，隨時面臨著被掃地出門的風險。庭審中，楊母提交了轉賬記錄、銀行流水、微信聊天記錄等證據。

 

　　小楊認為，自己與母親之間不存在借貸的合意，母親出售名下房屋是為了給自己購買婚房，自己從未有過向母親借款的意思表示，雙方也沒有借條、收條、借款合同等書面文件或任何口頭約定，此外，母親也從未向自己催要過這筆錢。因此，小楊認為這筆錢是母親贈與自己的。小楊表示，楊母將錢款轉給自己時，正值自己準備結婚，作為母親，為孩子置辦房產是風俗習慣，而且這筆錢也會作為新組成家庭的啟動資金，是母親對孩子開始新生活的資助和贈與。在出資時意思表示不明的情況下，從社會常理出發應認定該出資為贈與。

 

被認定為借款判決兒子返還

 

　　東城區法院審理后認為，該案的爭議焦點為楊母轉給兒子小楊用以購房的370萬元款項的性質應如何認定。

 

　　從法律規定的層面來看，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六條的規定，本案中，楊母依據轉賬憑證及小楊向其外祖母發送的微信記錄內容，主張370萬元款項系借貸性質，而小楊辯稱該筆款項為贈與性質，小楊應對此承擔舉證證明責任。

 

　　關于贈與事實的證明標準，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零九條的規定，對于贈與事實的證明標準高于一般待證事實，需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

 

　　本案中，小楊并無證據證明楊母明確表達過案涉款項系贈與的意思表示，僅是通過二人的母子關系及款項用于給其購買婚房的事實推定案涉款項系贈與性質。對此，法院認為，小楊在與其外祖母的聊天記錄中明確表示“把通州的房子賣了，讓我媽拿著她原來賣房的錢再換一個房，我再攢錢買一個房”。這表明小楊同意將案涉370萬元款項歸還楊母，故小楊主張案涉款項系贈與性質的抗辯意見無法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贈與事實難以成立。

 

　　從倫理人情的層面來看，雖然按照我國傳統觀念和現實國情，父母為子女出資購房作為贈與的情形較為普遍。但是，父母資助子女購房并非其法定義務，子女成年之后，父母已經盡到了撫養義務，并無繼續供養的責任。相反，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第十四條的規定，成年子女對父母負有贍養、扶助和保護的法定義務。如果父母傾其所有資助子女買房，而子女卻不履行對父母的贍養義務，法院仍將出資推定為贈與性質的話，顯然對父母而言顯失公平，有違法律公平正義之理念。

 

　　本案中，楊母作為單身母親，將原有住房出售后名下已無任何房產，而兒子小楊因妻子與母親存在矛盾，長久未與母親聯系，未盡到作為子女的贍養義務。如果將案涉款項認定為贈與，則在母子關系不睦的情況下，母親不僅積蓄全無，還可能面臨被兒子趕出家門的風險，因此，從利益衡平的角度，亦不應將案涉款項性質認定為贈與。

 

　　東城區法院認定楊母向小楊支付的370萬元應為借貸，判決小楊返還楊母借款本金370萬元。

 

裁判解析

 

不能理所應當認為父母的資助是贈與

 

　　現實生活中，父母為子女出資購房的情形較為普遍。出現糾紛時，對于父母為子女購房出資的性質，存在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基于親緣關系和傳統家庭文化，父母出資為子女購房，本意是解決或改善子女居住條件，如不能證明雙方存在借貸的合意，應推定為贈與。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子女成年之后，父母不再負有供養義務，如果事先沒有約定，不能直接推定為贈與，而需要子女對雙方存在贈與關系承擔舉證責任。

 

　　對于父母請求返還出資類糾紛，不能理所應當認為父母的資助是贈與，法院審理時應當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探究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依照法律規定，結合倫理人情和公序良俗進行綜合評判。具體而言，針對以下兩種常見的糾紛類型，應適用不同的處理規則：

 

　　第一種情形是父母為婚前子女出資購房，僅起訴子女一方返還出資。前述案例就是此種情形。因子女成年后，父母不再負有供養義務，故在父母沒有明確意思表示或無相關約定的情況下，不宜將父母出資直接推定為贈與，而應當從民間借貸的舉證責任分配和贈與事實的證明標準出發，結合倫理人情和公序良俗進行綜合分析，兼顧父母、子女之間的利益平衡，注重結果公平和敬老愛老的價值導向，但要注意排除父母與子女惡意串通損害子女配偶或他人合法權益的情況。

 

　　第二種情形是父母為子女夫妻雙方出資購房，起訴子女夫妻雙方返還出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解釋(一)》第二十九條的規定為這種情形提供了裁判依據。子女結婚后，父母為雙方購房出資的，對于款項性質有約定的，依照約定處理；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確的，應認定為是對子女夫妻雙方的贈與，除非父母在出資時明確表示為對子女一方的贈與。如果父母主張出資款項性質為借款，一般應由父母一方承擔舉證責任。如果有子女夫妻二人共同出具的借條，一般應認定為借貸。如果僅有己方子女單方出具的借條，而子女配偶不予認可，則應當綜合考慮在案證據，參考傳統習俗和人情倫理進行裁判，兼顧父母、子女及其配偶之間的利益平衡，避免子女與配偶離婚時，父母與子女惡意串通損害子女配偶權益的情況發生。

 

　　同時，也建議父母在為子女出資購房時，能夠以書面協議的方式明確購房出資的性質。不愿訂立協議的，也應就往來資金的性質做好溝通并留存好相關證據，避免以后產生不必要的糾紛和麻煩。為人子女者，應當對父母的資助心懷感恩，不能認為父母的出資是理所應當，更不能怠于履行對父母的贍養和照顧義務，一味索取、不知回報。

 

專家點評

 

體系化思考下的司法實踐

 

北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姚金菊

 

　　家和萬事興，家齊國安寧。在絕大多數中國家庭里，房產屬于主要資產，涉及重大的經濟利益。父母愛子心切，為了子女安居樂業，不惜傾盡積蓄為子女出資購房的情形相當普遍。父母為子女購房出資的性質及歸屬關系到各方切身利益，往往成為普遍關注的話題。

 

　　司法實踐中，對于父母為子女購房出資的性質認定，絕不能一概而論。法院在個案審理中，需要在遵循法律規定和當事人本意的同時，充分考慮傳統觀念和現實國情，兼顧父母、子女及子女配偶三方利益的平衡，結合倫理人情和公序良俗進行綜合評判，做到法、理、情的有機統一。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孝親敬老是人倫之本，也是法律所倡導的價值。子女成年后，應當自立生活。父母對成年子女予以幫助支持，并非父母的法定義務。子女應心懷感激、知恩圖報，盡到為人子女者應盡的贍養與照顧義務，不應認為父母資助是天經地義，也不應要求父母無條件付出，更不應對父母不聞不問、不管不顧。本案的典型意義在于不僅闡明了應如何認定父母為婚前子女購房出資的性質，更重要的是，倡導了孝親敬老的傳統美德，為不知感恩的不孝子女敲響了警鐘。法院判決不僅考慮到了“利”的問題，更充分考量了家庭財產糾紛背后的“情”和“理”問題，以“國法”維護了父母子女的家庭關系并充分保護了老年人的合法權益，裁判結果對于引領知恩感恩、孝親敬老的社會風尚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深入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裁判文書釋法說理的指導意見》中強調：“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立足時代、國情、文化，綜合考量法、理、情等因素，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導向作用，不斷提升司法裁判的法律認同、社會認同和情理認同。”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本案充分體現了法官的體系性思考，也是以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的“系統思維”指導法院裁判的具體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