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以下機關建立公務員職務與職級并行制度的意見”被國家層面審議的消息出來后，基層公務員們有何感想呢?

　　成都商報記者就此采訪了云南南澗縣的幾名基層公務員，他們對這項新政策的出臺充滿期待，“拍手稱快”。對他們而言，“不升職也可加薪”，讓他們看到了結束窘迫日子的可能。

　　受訪的基層公務員向成都商報記者表示，在現行的物價下，現有的工資水平，讓他們普遍感到“生活壓力很大。”

　　普通科員

　　工資2千多 “中下等水平”

　　陳曉(化名)，1995年參加工作，通過考試進入公務員隊伍，前后在三家單位工作，2006年至今工作于云南南澗縣住房和城鄉建設局，科員。陳曉稱，參加工作的時候，工資為301元，他不太記得這樣的工資拿了多少年了，“當時物價不高，又是單身一人，也不覺得生活窘迫。”

　　陳曉告訴成都商報記者，現在其工資實領2800元，具體由哪幾部分構成，他不清楚。

　　陳曉于1998年結婚。以現在的工資水平，他感到生存壓力巨大，他說，自己人到中年，目前的收入在這個年齡段“屬于收入很低的水平”。他算了一筆賬，現在去一趟超市，買些生活必需品就是200元~300元，“好在我不存在購房問題，房子是長輩留下來的，但是他們已年近七十了，我還經常向他們伸手。”陳曉訴苦稱，其收入都花在家庭支出，每個月二十號左右，他就變成了“月光族”。陳曉的工資每年會漲幾十元，但“區區幾十元的加薪顯得杯水車薪。”

　　南澗縣住房和城鄉建設局的80后公務員小蘇也遇到了同樣的煩惱。小蘇于2004年大學畢業，通過考試，于當年12月進入公務員系統，2008年結婚，2009年育有一小孩。

　　參加工作的時候，工資1080元，這樣的工資“拿了好幾年”，現在小蘇每月能拿到實發工資2600元左右，但他不清楚具體構成。

　　與陳曉一樣，小蘇也覺得自己的收入在同齡人中屬于“中下等”，“有時候也會和大家比較，比較下來就是郁悶。”他說，自己不但整天過著省吃儉用的生活，而且欠債越來越多，很難維持生計。小蘇每個月的收入，在滿足了日常生活開銷后基本所剩無幾，“逢年過節都舍不得買件新衣服穿。”

　　小蘇說，如果不當領導職務，他有可能一輩子都是科員，沒有職級晉升。“如果能提高工資水平，沒有了家庭的后顧之憂，干起工作來也會更起勁。”

　　副科級干部

　　到手工資不到3千

　　1979年出生的李永平，是云南南澗縣住房和城鄉建設局副局長，自稱“領導職務的最低級。”李永平2000年從學校畢業后，直接分配到南澗縣國土局，他在這家單位一共工作了12年。當年進入國土系統時，他是一名辦事員，這是最基礎的職級，幾年后成為一名科員。李永平進入公務員系統時，他的身份還不叫“公務員”，而是叫“國家干部”，2006年公務員制度改革后，才叫公務員。李永平記得，剛當辦事員那會，他的試用期的月工資為588元，轉正后為612元。

　　他向成都商報記者介紹了基層科級干部的工資單算法：基本工資中，科員一級的基本工資380元，鄉鎮一級的副科級430元，鄉鎮科級的460元;職務工資中，鄉鎮副科級430元，按級別分為27級5檔，李永平的為23級4檔，總計521元，另外他還有艱苦邊疆津貼260元，改革性補貼200元，生活性補貼1320元，工作性補貼620元，另外還有住房公積金398元。他說，他這種鄉鎮副科級的應發工資為3749元，實發扣了796元，拿到手上的一共2953元。

　　在這家基層單位，無論是普通科員還是副科級干部，都在期待國家新政策的盡快出臺。“如果不升職也可加薪的話，我們基層公務員當然要拍手稱快，希望盡快執行。”陳曉說。

　　心聲

　　借債、向家人求援

　　成了家常便飯

　　李永平告訴成都商報記者，2006年左右，他們實施過一次公務員工資改革，當年他能拿到1080元的工資。當時他正準備結婚，因為工資低，結婚用的錢大部分都是家人支援。后來隨著小孩的出生，生活壓力倍增，借債、向家人求援變成了家常便飯。李永平的妻子在一家鄉鎮煙草站工作，當年的工資也就1000多元。

　　“要養孩子，根本不夠。”他說，他每天上班基本14個小時，一旦工作重要，周末還要加班，而加班沒補貼。

　　李永平稱，他這樣的工資水平，與同一個縣吃“國家糧”的人比，差別并不大。在南澗縣，教師或者事業單位的，其同齡人工資比他多100多元。

　　“對于這次改革，我們縣還不明確。”李永平說，此前的改革，就是按照工作年限來設定的，目前，在他們單位，一些老資格的科員的工資就拿得比他多。 成都商報首席記者 劉木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