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有37%的行政村對生活垃圾進行了處理

　　“現在的農村很多地方是垃圾圍村，不少農民還生活在到處是垃圾的環境中。他們盼望著環境的改善，盼望著有更好的生活生產條件，這個要求并不高，是起碼的權利，也是基本的民生工程，我們沒有理由不滿足這個要求。”陳政高說。

　　農村生活垃圾已成為農村環境臟亂差的最突出表現。一方面，隨著城鎮化的加快推進，一些過去只在城市出現的生活垃圾也成為農村垃圾的主要組成部分，不可降解垃圾占比迅速增加。另一方面，垃圾集中露天堆放，導致“垃圾山”惡臭熏天，蚊蠅亂飛。目前，我國農村約有6.5億常住人口，每年產生生活垃圾約1.1億噸，其中有0.7億噸未做任何處理，相當于每年堆出200多座百層“垃圾高樓”。

　　“據我們初步統計，截至2013年底，全國58.8萬個行政村中，對生活垃圾進行處理的僅有21.8萬個，僅占37%;有14個省還不到30%，有少數省甚至不到10%，可見我們的工作還有差距，未來工作的空間和潛力巨大。”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王寧說。

　　盡管解決“垃圾圍村”已迫在眉睫，但目前我國農村生活垃圾治理還存在四大問題。一是地方重視程度不夠，農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尚未擺上一些地方政府的議事日程，且制度建設、責任分工等相關工作還比較滯后;二是治理方法簡單粗放，分類減量和資源化利用還沒有普遍推行，相關設備設施嚴重不足，70%以上的處理方法比較簡陋，存在“邊處理邊污染”的二次污染現象;三是群眾參與積極性不夠，許多地方是“政府干、農民看”;四是經費匱乏，治理費用未納入地方財政預算，建設和運行費用的缺口相當大。

　　近5年財政投入年均增20%，探索引入市場機制

　　“治理農村生活垃圾的費用，財政是可以承受的，各地政府也有這個能力，”王寧說，“當前在全國范圍內全面推進農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主客觀條件已具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遇期。”

　　2009年至2013年，各級財政用于農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投入逐年增多，平均每年增加20%;對垃圾進行處理的行政村比例年增長5個百分點以上。

　　“專項治理目標是客觀合理的，也是可以實現的。關鍵要看地方的落實和行動。”王寧說，廣西2011年加力推動農村生活垃圾治理后，兩年內對生活垃圾進行處理的行政村比例就增加了30個百分點。“欠發達地區可以做到，全國一定也可以做到。”

　　抓落實，首先要加大資金保障力度，解決“錢從哪兒來”的問題。根據5年專項治理的要求，各級地方政府是農村生活垃圾治理資金的籌措主體，必須將治理費用納入地方政府財政預算，一是保障設施設備建設費用，二是保障運行費用，三是對困難的鄉鎮、村集體和農戶給予補貼，擔負兜底職責。

　　王寧表示，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支持地方積極探索引入市場機制，逐步將農村生活垃圾治理項目推向市場，通過市場化運作籌措資金，同時也會與有關部門協商，爭取現有專項資金向農村生活垃圾治理傾斜。

　　抓落實，就得充分調動農村基層干部和農民的積極性，鼓勵村集體出資和農民繳費，以解決村莊保潔費用。廣西河池市宜州市市長周飛介紹，宜州95%的自然村成立了由村民無記名投票選出的黨群理事會。這些理事會成員不拿報酬，負責動員和組織村民參與本村垃圾治理。村莊1651處收集處理設施按村民意愿建設，建成后無一空置。

　　治理切忌“抄城市”“一刀切”“一陣風”

　　農村垃圾治理還得有科學的農村生活垃圾治理模式，既不能照搬“城里模式”，也不能搞“一刀切”。

　　目前農村垃圾處理主要有兩種模式。一是經濟欠發達、縣域面積大的地方，推行源頭分類減量、適度集中處理模式。

　　二是經濟發達、縣域面積不大的地方，推行城鄉一體化模式。包括環衛設施、技術和管理模式延伸覆蓋到鎮和村，對農村生活垃圾實行統收統運，集中到縣里進行最終處理。

　　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環衛中心總工程師劉晶昊表示，選擇農村垃圾轉運模式，需要結合自身特點，綜合考慮當地地域范圍、人口分布、垃圾量、交通情況等因素。模式選擇時應做全面的經濟指標測算，不僅要考慮建設投資，也要考慮運行成本。

　　“農村地域廣、農戶分散，垃圾收集、運轉的成本高，通過分類可以減量70%左右，可以使運營成本大幅降低。”王寧說，分類減量的關鍵在于簡便易行，村民能接受，不宜照搬照抄城市垃圾的分類方法，搞得太復雜不易推廣。“各地還應注意不能‘一刀切’地推行一個模式，特別是一些縣域面積大、經濟欠發達的縣市，不能超越經濟發展階段，盲目推行全收全運集中處理。”

　　“各地要嚴格責任落實，形成省、市、縣層層考核的責任機制，定期通報考核結果，并加大責任追究。”陳政高說，“農村生活垃圾治理最怕的是搞運動，咱們一定不能刮一陣風，有始而無終。” (陸婭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