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從為自己找孩子，到去解救全國的被拐兒童，孫海洋傾其所有，而又心力交瘁：只有小學文化的他，竟獨自搜集了4000多名被拐兒童的信息;即使明知不是兒子孫卓，他都會日夜兼程地前去解救;兩年前，這個已經5年沒有歡笑的家庭誕下幼子，可這根本沒有讓孫海洋停下尋找孫卓的腳步。

　　7年來，湖北監利人孫海洋自己也數不清在深圳搬了多少次家，記者在深圳龍華一個城中村的出租屋見到剛剛搬來的他時，他說，頻繁搬家是因為討厭自己成為鄰居們街談巷議的對象。

　　“幸福日子只有兩天”

　　記者：兒子是如何丟的?

　　孫海洋：我兒子孫卓是2003年臘月生的，當時我們在湖南的一個小縣城做包子生意。我的父母都是農民，他們連我上小學的學費都交不起，我不想讓孩子還過苦日子，決定離開縣城，去大城市闖蕩。2007年10月1日，我們一家三口來到了深圳白石洲，這個城中村當時正好有一間店面要出租，而隔壁就是一所非常好看的幼兒園。又可以做生意，又可以讓孫卓讀書，于是我很快就把店面租了下來，兒子也在10月8日去幼兒園讀書。

　　但幸福的日子只有兩天，10月9日晚上7點多，我太累了，打了個盹，孫卓在門外玩耍。直到8點多的時候，我才被媳婦叫醒，她說孫卓不見了。我立馬出門，問了問街邊的鄰居，他告訴我，說我家的親戚帶著孫卓出去玩了。我一聽這話就知道壞了，我才來深圳兩天，怎么可能有親戚來?于是我趕忙往鄰居指的方向追去，但半路上，我又覺得這事應該趕緊報警，但警方表示孩子丟失24小時之內不能報案。電影里演的是2007年、2008年我們遭遇的事，當時的情況確實如此，現在孩子一丟家長報案后警方要立刻出警的。(注：公安部刑偵局打拐辦主任陳士渠近日澄清，兒童失蹤或走失，監護人或家長應立即報案，警方接報后會第一時間立案調查，不需要等24小時。)我回到白石洲，繼續尋找孩子，并沿著孩子可能走出去的方向到處尋找，但直到第二天天亮也沒有找到。

　　這以后，我每天都像一個偵探一樣，在孫卓必經的十字路口上來回踱步，我從早上開始一直走到晚上一點多，有時也蹲著、坐著，拿著小石子在地上畫著，思考著人販子所有可能的行動軌跡。直到第六天，我發現附近超市的一個攝像頭正對著路口，我趕忙去超市請求他們調取10月9日晚上7點半鐘至8點多的錄像，我看見一個穿白色襯衣黑色褲子的男子帶走了孫卓，當時只有人販子的背影，我就立刻把這些證據拿到了派出所。過了幾天，當我繼續看那段監控時，我還發現孫卓曾經反抗了那個人販子，往家的方向跑回來，但很快人販子又過來了，拿著一個玩具引誘孫卓，這時，這個人販子的正面清晰像也顯示了出來。我興奮極了，立馬拿給派出所的警察看，我以為有了正面像，有了證人證言，這個案子很快就能破了，我把包子店的門面改成了尋兒子店，并推出懸賞小廣告，剛開始懸賞10萬元，后來就把懸賞金調高到20萬元。我的做法很快就引起了轟動，每天都能接到上百個電話，但其中有不少電話是騙子打過來的。

　　“我把孩子教得太外向了”

　　記者：騙子是如何騙你的?

　　孫海洋：我們幾乎不大可能像電影里那樣，拿著一麻袋錢去和騙子現場交易。絕大多數騙子都會告訴我，孩子就在他們手上，但無一例外都要我把錢先打到他賬上。而當我詢問這些人有關孫卓的體貌特征、或有關人販子的穿著等等問題時，他們很快就露出了馬腳。最多的一天，我曾接到40多個騙子的電話，但我真的不恨這些騙子，反而很欣慰，因為這證明我尋子懸賞的廣告效果很好。

　　記者：這話怎么說?

　　孫海洋：我小時候家里太過貧困，口袋里幾乎沒有一分錢，也不敢和外人打招呼。一次過年的時候，親戚給了我幾毛錢壓歲錢，我拿著錢走到一家百貨店門口，很想去買吃的東西，但我卻因為從沒有買過東西，和店老板開口的勇氣都沒有，就離開了。

　　孫卓出生后，我就希望兒子不要像我那樣從小怕生。有次我帶著孫卓到菜市場里買魚，我就對著孫卓說，今天我們要吃魚，爸爸給你錢，你去跟那個叔叔買。結果3歲大的孫卓很輕松地買回了魚，我當時還十分開心，能把孫卓教育得從小就不怕生人，現在我有些后悔。

　　另外，就是超市監控視頻時間顯示，我出門尋找孫卓時，人販子并沒有離開白石洲，我卻在最寶貴的時間里，去派出所報警，等我回來時，他們已經走了。

　　“不是我兒子也要去解救”

　　記者：7年來你是怎樣尋子的?

　　孫海洋：我每天都在打印尋人啟事，在深圳的街道上四處張貼。有一次，當我在寶安區貼完告示往回走時，就看到一個好心人幫我把掉落的告示重新貼了回去，他說他自己的孩子也被拐走了，而且他還認識五六個跟他一樣遭遇的人，我原以為就我一個人這樣命苦，原來還有這么多家長都丟失了孩子，于是我根據線索尋找這些同命人。我想，只要抓住一個人販子，興許就有線索能找到孫卓，所以人越聚越多，一下子整理了4000多個。但7年來，盡管我常常出門解救被拐的孩子，但這4000多個被拐的孩子中，找回來的還不到10個。

　　記者：如何解救?

　　孫海洋：首先你要發現可靠的線索，這主要還是靠線人舉報，絕大多數是外來務工者回老家后，發現老家的鄰居突然有了一個陌生的孩子，這些好心人通常就會發這家父母的聯系方式和家庭住址給我，我再確認這個孩子是不是拐來的。隨后我會去到當地找到警察，讓警察帶著我一起去這戶人家，把孩子解救出來，然后帶著孩子去做DNA，因為現在所有被拐孩子的父母的DNA都已經入庫。

　　這些被拐的孩子絕大多數被賣到了福建、廣東、山東、河南等地，只有靠當地人舉報。在河南一貧困村落，我從一個中年婦女手里找回了一個男孩，她以種地為生，老公患有精神疾病，沒有勞動能力，家中的土坯房像是能被風吹倒一樣，她似乎連自己也養不活。幾年前，這個婦女的獨子遭遇車禍去世，親戚們看到這家人太可憐了，就集資了3萬元給這戶家庭，“幫助”他們買了一個男孩。

　　記者：經常一群家長一起出門找孩子嗎?

　　孫海洋：不，就我一個人，錢也是我自費的，像河南這個被解救的孩子，八九歲，我明知道不是自己的兒子，但還是去了。有很多人愿意給我錢，讓我做一個職業打拐者，我不愿邁出這一步，這樣就回不了頭了。我只想快些找回孫卓，帶著他回老家去，過安靜的日子。

　　記者：那你現在以什么謀生?

　　孫海洋：沒有記者和同命人來的時候，我就開開出租車賺錢，有些時候承包一些出租屋的裝修，長期的穩定的工作我是做不了的，因為我要花時間去找孩子，我相信有找回孩子的一天。

　　“我很少和這個孩子說話”

　　記者：7年尋子，家里人還支持你嗎?

　　孫海洋：原先是很支持的，現在他們有點不理解我，特別是兩年前我和妻子生下第二個兒子之后，家人們都希望我好好地過日子，但我的尋子心卻一刻沒有松下來。妻子也勸我說，孫卓走的時候已經4歲了，他應該有記憶了，他會回來找我們的，只是現在他還太小，沒有能力回家。而我的父母有時候也會說，明知道不是你自己的孩子，你干嗎還要去找呢?

　　7年來，我很少回家，主要是一次過年的時候，親戚也開始勸我別找了，我只好說，大過年的，你們干嗎要說這么傷心的話。我就這樣不想回去了。

　　記者：為何又選擇再生一個呢?

　　孫海洋：剛開始，我也希望找回孫卓，然后就不用再生育一個孩子了。每次當我無功而返的時候，我打電話把消息告訴父母，他們就會在電話里號啕大哭，我爸媽的頭發都已經白了，身體越來越差，而我唯一所能做的事，就是再生育一個孩子。電影里的韓總最終妥協了，但我根本沒有妥協，我只是不想讓父母太難受。而當我去辦準生證的時候，遭遇和電影里的韓總是一樣的，我必須要開孫卓的死亡證明，才能拿到準生證。這個情節讓陳可辛聽到后非常憤怒，他說一定要把這件事拍出來，因為這是對所有被拐孩子父母的最大傷害。

　　記者：你現在跟小兒子的關系還融洽吧?

　　孫海洋：(哽咽，雙手掩面，眼角含淚，良久才說)我很少很少跟這個孩子說話，我的心里還滿是孫卓的影子。每當過年過節，我看著小兒子吃上了一頓美味的年夜飯，我就在心里想，孫卓現在也在吃年夜飯嗎?日子過得好嗎?

　　孫卓現在已經11歲了，但我滿腦子還是他4歲時候的樣子，在別人的陽臺上，我看到4歲男孩子的衣服，就會想到孫卓，但我卻對11歲的男孩子沒有任何感觸，我真的很疲憊，有時候我甚至想，如果能有一場疾病，把我一下子擊垮，也是好的。

　　“我們中沒一個有錢人”

　　記者：大部分被拐兒童的家長還是抱著希望是吧?

　　孫海洋：電影里有一個情節，非常真實的描繪了我們的心態，就是我們一車家長，看到卡車上兩個蠕動的麻袋，以為是自己的孩子，就瘋狂地截下卡車解救孩子，但其實，很多家長的孩子都已經離開好多年了，不可能再裝在麻袋里。

　　記者：現在還有很多家長找你?

　　孫海洋：是的，有的家長甚至坐一天一夜的火車過來，一個江西的家長，說自己的孩子丟了，求求我幫他找，還說電話里一句兩句說不清楚，一定要上門來見我，他們上門就給我跪下了。可說實話，我自己也沒有辦法。

　　記者：家長們會像電影里那樣抱團取暖嗎?

　　孫海洋：不會。我們的聚會是不定期的，但每到一個特殊的日子，我們不需要任何人來組織，就會聚在一起。比如每一年的六一兒童節，每一年的5月25日是國際失蹤兒童日。這些被拐兒童的家長，沒有一個有錢人，大家絕大多數是打工的，孩子也有很多是在城中村被偷走的，陳可辛是香港導演，他不了解內地的情況。大家像兄弟一樣，談論最多的，不是鼓勵的話，而是如何讓更高層的人知道我們這些人所處的困境。

　　我們中很多人，因為經濟、家庭等原因，最終無法堅持尋找孩子，但我們的痛苦卻很相似。每年孫卓的生日，我們家人都知道，但誰也不說話，氣氛像凝固了一樣;每年10月9日，孫卓被拐的日子，我們家的氣氛同樣如此。我們很多同命人都顯得自閉以至于暴躁，仿佛除了孩子，其他都與自己無關一樣。(文、圖/本報記者武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