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何文凱 本報記者 張瑩攝


何文凱沒想到，一句出于辟謠的調侃，會讓他置于亮堂堂的聚光燈下。

　　點擊，發送。結果，短短幾個小時，閱讀量就達到了百萬，評論量近兩千，他自己也因此上升為了“網絡輿情”，還被貼上“官員求人肉”的標簽。一連幾天，他每天接好幾家媒體的電話。

　　看到網上“求求你，人肉我”的大標題，他的好幾個朋友默默為他捏一把冷汗，畢竟，在反腐力度強硬的當下，這種高調宣布自己清廉的舉動，無異于引火燒身。

　　這仿佛是一場戰斗，對手是千千萬萬個手持高倍放大鏡、立誓要把他審視個清楚的網民。他毫不示弱。討伐之聲最盛時，他干脆把自己的財產狀況公布到網上：名下兩套房產，一套集資建房，一套商品房，均在防城港巿。月收入5872元。愛人在三甲醫院工作。有家庭轎車一輛。這條微博在當天晚些時候被他置頂，省得反復回答同樣的質問：你說自己清廉，敢公布財產嗎?

　　“我從來沒有要標榜自己是個多么清廉的官。我在微博上已經反復說明了，應戰的初衷就是掃除謠言。”坐在18平方米的辦公室里，48歲的何文凱頭發有些稀疏，立在桌前的名牌上記錄著他的身份：防城港市人民檢察院黨組副書記、副檢察長。

　　在同事眼里，他“真性情”，待人處事溫和有分寸。相比之下，他在微博上的言論卻沒什么分寸感，“尺度很大”。

　　他痛批官樣文章言不由衷，“撒謊不臉紅”：“對工作，群眾滿意度達60%，這可能是真的，滿意度超過90%，基本上是假的，要么數據是假的，要么群眾是假的”;他調侃自己對新聞聯播、道德模范不感冒，卻被動畫片“大頭兒子小頭爸爸”感動哭，是“節操變了的叛徒”;他還直言不諱地指出，檢察工作的政治性大于業務性，他們這幫人，既成不了專家，也當不了政治家。

　　一位從事媒體行業的大學同學看了他的微博，被“驚出一身冷汗”，勸他再也不要寫，“實在憋不住，給你留塊版面，寫寫普法專欄”。他的妻子也時常勸他，不如只做好自己那一畝三分地的工作，制度的問題，自然有上面的人解決。

　　他卻控制不住，用何文凱自己的話說，官場的行事準則和內心的真實想法，常常使他陷入一種戰斗般的拉扯和糾結，微博算是一個出口。

　　現實中，這種“戰斗”的精神，也時不時地在他身上閃現。

　　他曾正面頂撞為某個當事人充當說客的市領導：“我保他，我自己就犯了濫用職權罪，你能保我嗎?”

　　那位領導當時雖然沒說什么，但何文凱懂得，在官場上，他的拒絕會被理解為更深一層的含義，“意味著你已經不在他的‘戰壕’里了”。

　　“不規范的權力就像一個魔爪。”他說，“隨時隨地可以伸向你的領域，對你正常的執法行為進行干預。這是最讓人難受的。”

　　這樣的現象不少。有時候，一個案子從接手到最后法院判決，求情和干預的電話就沒停過。“打電話、發短信、遞條子、找說客，方法應有盡有。”

　　他說，他一直在想盡辦法咬住法律的底線。這股勁兒來自從業之初，法律帶給他的震撼。

　　“第一次參與辦案，就參與了死刑的臨場監督。”他回憶，那天下著小雨，押送犯人去刑場的路上，警笛凄厲的鳴響和百姓眼中的敬畏，讓他瞬間感覺到法律那種神圣不可侵犯的力量。

　　在他還是防城港市人民檢察院公訴科的一名科員的時候，曾經為了依法辦案，惹怒了一名職位遠高于他的官員。他第一次感覺到：在一部分人眼里，相比于行政級別，法律的力量太過微弱。

　　那是一起盜竊銷贓的案子，嫌疑人所在單位卻顯出了力保的態度，迫于壓力，批捕遲遲無法進行。何文凱決定親自去逮捕，他在嫌疑人單位大門口被攔下，等了一下午，負責此事的官員才姍姍來遲。

　　聽說何文凱只是一個科員，對方態度傲慢地說：“你有什么資格跟我講這事?叫你們市長、書記過來!”

　　何文凱說：“市長、書記都不是司法人員，而我是。”他的話激怒了對方，他被斥責為“囂張”。

　　“你更囂張!”何文凱也“發飆”了，“作為一個干部， 居然敢抗法、敢藐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我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辦事，你憑什么，有什么資格、膽量抗拒法律?”

　　現在回想當時的勇氣，何文凱覺得那是一種法律氣質，不需要特別營造。

　　面對弱勢群體，堅持法治，是一件更不容易的事情。

　　在上思縣人民檢察院任檢察長的時候，何文凱遇到過不少給他下跪的上訪戶，更有甚者，抱住他的大腿不放，甚至以死相逼。

　　曾有一對50多歲的農村夫妻，老來得子，卻不想1歲多的兒子車禍身亡。由于缺少目擊證人，在疑似車輛上并未發現碰撞的痕跡，且模擬實驗也排除了這輛車肇事的可能，這對夫妻感到“有冤無處申”的絕望。他們召集了一群親戚朋友，一大早就堵到了何文凱的辦公室。

　　聽完七嘴八舌的哭訴，何文凱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向他們解釋：證據不足，無法立案。最后，由他帶頭，發動檢察院全體同事給受害人家屬捐了款。那次他捐了200元，當時他的工資是每月700多元。

　　“法律有時候就是冰冷的，即便同情，也不能法外容情。”他嘆了口氣，說道。

　　一名前同事回憶，在縣里工作的時候，何文凱的辦公室門總是敞開著，任何人來找他，都暢通無阻。

　　在微博上，他時常結合當下熱門的案例向公眾普法，還記錄了很多案件的處理心得，結果他發現，現在很多人往往是對別人講法治，對自己卻極端自由主義。“根本還是人治。”

　　“人肉”事件后，他曾在微博上聲明：人肉搜索從法律上講，屬于侵權行為，造成嚴重后果的，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結果，還是有“人肉”到他電話號碼的網民，給他打電話，下戰書，問他：“敢不敢辯論，敢不敢讓人查?”

　　“歡迎!”何文凱回應，“但我跟你沒什么好辯論的，你覺得我有不清廉或者違法亂紀的行為，建議你向市紀委或者自治區檢察院舉報。”

　　對方愣了愣，說了句：“你等著!”便“啪”地掛斷了電話。

　　“大家都關心我是不是圣人，對假冒梁文道發帖制造謠言者卻視而不見，這是個有趣的現象。”這位檢察官無奈地說。

　　對微博上網民極端情緒化的攻擊，他有時也會毫不留情地反唇相譏，或干脆轉發出來，名曰：曬曬你這種深井冰(神經病)，或直接呵斥對方滾蛋。

　　“其實我挺佩服何檢的勇氣。”他的一名同行說道，“他曾經鼓勵我也開實名微博，但我不敢。我們這個職業得罪人太多了，被‘人肉’一下，對家人太危險。”

　　這也是當下，何文凱對自己草率“應戰”最后悔的地方。他曾連續好幾年收到過寫著“何文凱千古”的冥幣，也曾接到過恐嚇電話，還有一次，法庭宣判死刑的時候，罪犯在法庭上當即揚言“死了也要他墊背”。

　　這一次，何文凱很擔心家里人因為他的沖動而受到傷害。

　　“他是個很顧家的男人，很會給孩子講故事。”他的妻子說。

　　因為他的“主動應戰”，一時間還引起了人們對于如何定義“清官”的討論。

　　何文凱對清官的定義是：忠于職守，不違法亂紀。

　　從這個意義出發，他覺得自己的確算不得清官。因為，八項規定出來以前，和其他地方的官場一樣，他曾在迎來送往之間，接受并贈送過土特產。

　　這事被他寫進了自我檢查材料，在民主生活會上進行了自我批評。

　　曾經有律師替當事人硬塞給他兩萬塊錢，然后揚長而去。在他以“過時不來取走就上交紀委”的威脅下，對方無奈，又把錢取走了。過后，他特意在手機里，把那名律師的電話號碼存為“黑律”。

　　他說自己不喜歡應酬，討厭那種表面上的“嘻嘻哈哈握手微笑彬彬有禮”，但“中國是人情社會，應酬吃飯成了一種工作，有時候喝了酒才能打成一片，有些話只有酒后才能開口”。

　　他曾經酒量很不錯，能一連喝5大杯白酒。因為早些年應酬喝酒太多，他患上了痛風。

　　在他的公訴生涯里，他曾經指控過3個廳級干部，處級干部則多達十幾個。

　　《八項規定》發布以來，他接手的貪腐案子一下子多了。據他粗略統計，僅僅8月份受理的貪腐案件，已經與去年一年的案件數量持平。

　　他也受到了影響。最明顯的體現就是，辦公室從100多平方米，縮減為現在的18平方米。公車不能用了，他買了一輛價值20多萬的城市SUV。這輛車，又為他引來了網上的一片罵聲。

　　“清不清廉，我自己說了不算。”他已經放棄了這場戰斗，對微博的熱情也冷淡了許多，“我不希望因為微博，給單位帶來麻煩。”

　　經歷了這場孤軍奮戰，他最后以這樣一條微博做結：“忽然間，被孤獨重重包圍，江湖刀光劍影，心境一片荒蕪。”記者 張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