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雙方本應互相扶持。但家住市區的胡某，卻在妻子董某確診患有精神分裂癥后，不僅對其拳腳相向，還在8年時間內，先后4次提出離婚訴訟。為維護自己的基本人權——生存權，董某不僅拒不同意離婚，還在揚州“劍之蘭”女律團的幫助下，最終贏得了婚姻保衛戰。而對4次提出離婚訴訟請求的胡某而言，是否意味著離婚的自由權利不受法律保護呢?

　　因婆媳關系不和，兒媳患上精神分裂癥

　　18年前，年輕漂亮的董某，為追逐浪漫的愛情，偷偷與工友胡某領了結婚證。為了這事，她與家人的關系一度陷入了“冷戰”。一年后，董某給丈夫胡某誕下一個男嬰，這給家庭帶來短暫的快樂。但沒過多久，漂亮性感的董某，卻遭到婆婆顧女士的“否定”。

　　顧女士認為，兒媳漂亮容易出軌。因受這種心理暗示，顧女士時常為了家庭瑣事，與性格內向的董某發生沖突。揚州“劍之蘭”女律團負責人張燕告訴記者，董某居住在婆婆家中，雖然多次受了委屈，但由于婚事沒有得到父母的祝福，她只能默默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進而演變成一塊“心病”。

　　2003年2月初的一個上午，因見妻子日益憔悴，整日精神恍惚，胡某將妻子送往醫院診斷。經過醫院的權威檢查，董某被確診為精神分裂癥患者，這讓胡某痛苦不己。

　　丈夫暴力威脅妻子，法院下發“訓誡書”

　　聽說兒媳患上了精神分裂癥，顧女士接二連三地“命令”兒子離婚。為了維護母親的尊嚴，同時減輕自己的負擔，胡某從2006年7月開始，不斷向法院遞交離婚訴訟申請。

　　2006年7月，不堪生活拖累的胡某向我市基層法院遞交了離婚訴訟申請。由于董某拒絕離婚，且生存權難以確保，為維護弱勢群體的合法權利，法院在受理這起特殊的離婚案件后，判決雙方不準離婚。

　　此時，為了達到離婚的目的，胡某不僅開始動手毆打和恐嚇妻子，還在2007年、2011年兩次訴訟申請離婚，這讓董某的精神處于崩潰的邊緣。考慮到被告人的特殊情況，為維護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我市基層婦聯組織，接到董某家人的求助電話以后，隨即委派揚州“劍之蘭”女律團，免費幫助董某維權。

　　第3次訴訟離婚時，為確保董某不再遭受暴力侵襲，張燕要求法官對原告胡某進行“訓誡”，并警告胡某不得再向被告施以暴力行為。原來，為迫使妻子同意離婚，胡某不僅聯合家人，將患病妻子遺棄家中，還隔三岔五地前往家中，騷擾、毆打和恐嚇董某。鑒于這種情況，法院采納被告代理人提出的申請，即向原告胡某下發“訓誡書”。據悉，胡某收到“訓誡書”以后，再也不敢對妻子實施暴力了。

　　“離婚是公民自由權利的一種體現。”為結束痛苦的婚姻，胡某在法院三度判決不準離婚的情況下，于2013年8月底，再次上訴至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要求離婚。張燕表示，離婚確實是公民自由權利的體現，但在一方生存權難以保障的情況下，法院判決不準離婚的實際意義，卻異常重要。因為如今的實際情況是，董某作為弱勢群體，一旦與丈夫解除婚姻，就會面臨生存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她請求法院駁回原告堅持要求離婚的訴訟請求。

　　對于董某的凄涼遭遇，不少熱心的街坊鄰居通過自發聯合簽名的方式，從道德上“聲討”胡某的暴力行為。同時，董某所在社區經過走訪調查，不僅發現被告人遭受原告的暴力威脅，且一旦被判離婚以后，還面臨生存危機，為此，社區向法院提交了相關證明材料。

　　律師說法

　　生存權高于離婚自由權

　　“我不想離婚，我想看看我的兒子……”記者昨從婦聯獲悉，為了慎重起見，近日，市中院開庭審理這起特殊離婚案件以后，最終采信被告代理人的建議，即終審維持原判，駁回原告要求離婚的上訴請求。張燕表示，經過8年時間，不愿離婚的董某，最終贏得了婚姻保衛戰，這對一個患有精神分裂癥的特殊人群而言，意義重大。

　　張燕表示，作為被告的代理人，為讓法官采信自己的觀點，生存權不僅是基本人權，還是第一位的權利。而相比要求離婚的自由權，必須在保障一方生存權以后，才能獲得法院的支持。目前，盡管董某的婚姻保衛戰已經告一段落，但接踵而至的撫養和后續治療問題，卻令董某以及年邁的雙親倍感痛苦。

　　為了確保董某的生存權，張燕建議被告人以及家屬向胡某追討撫養費。張燕認為，根據《婚姻法》規定，“夫妻有互相扶養的義務。”而如今，由于雙方尚未解除婚姻關系，加之董某生活困難，按照夫妻間有相互撫養的義務，董某可以要求丈夫，在能力范圍內支付一定的撫養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