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紀念館廣場。康華杰陳騰飛攝

　　滹沱河流經平山縣，在太行山深處拐了個彎，懷抱起一個靜謐而祥和的小村莊，這就是西柏坡———黨中央領導人民解放全中國的“最后一個農村指揮所”。

　　新中國從這里走來。從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駐留了10個月左右。即便從中央工委1947年5月抵達西柏坡算起，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的時間也不足兩年。然而，就是在這短暫的時間里，黨領導解放區人民開展了土地改革，指揮了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三大戰役，召開了著名的七屆二中全會，擘畫了新中國的藍圖。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向全黨發出了“兩個務必”的諄諄告誡：“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對我們共產黨人來說，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今年7月11日至12日，習近平總書記來我省調研指導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期間來到西柏坡，在同縣鄉村干部和當地群眾座談時語重心長地說，多重溫這些偉大歷史，心中就會增加很多正能量。

　　近日，記者再次踏上這塊紅土地，重溫那光輝歲月、追訪歷史細節。一件件文物、一張張圖片、一段段回憶、一個個故事……穿過歷史的云煙，我們強烈地感受到黨在西柏坡時期堅持群眾路線的堅定決心，開國領袖謙虛謹慎、艱苦奮斗、實事求是、一心為民的崇高風范，以及黨和人民血濃于水的深厚情誼。

　　全心全意為群眾，把根深深扎在群眾中間

　　西柏坡紀念館檔案資料中，一位名叫閻如魁的農民留下了這樣一段話：“毛主席在俺村，中央機關的同志們熱情地為俺貧下中農做好事。管理員(工作人員)一看見老百姓推碾、揚場，就牽著機關的牲口來幫忙。老百姓收莊稼，毛主席號召幫助群眾，搶秋奪夏，夏天幫助割麥，秋天幫助收稻。有擔的，有背的，往老百姓的場上送，干得可歡了。”

　　西柏坡紀念館研究部主任康彥新介紹說，西柏坡時期，廢寢忘食、宵衣旰食的中共領袖們，仍然牽掛著當地百姓的生產生活。

　　毛澤東號召中央機關進行“節約糧食”運動，讓工作人員把節約下來的三百多斤糧食在春節前送給西柏坡村生活困難的村民。看見當地農民種稻子不育秧產量低，他專門給群眾講要先育秧再插秧;1958年，毛主席又特意讓中央辦公廳給西柏坡寫信，詢問老鄉的生產生活情況，并讓他們到水稻產量高的涿州學習種稻方法。

　　播種的時節，朱德曾經幫助當地百姓拉耬。收獲的時節，見一位60多歲的老婆婆獨自吃力地在地里割谷子，朱德二話沒說，挽起袖子，向老婆婆要過鐮刀，便“刷刷刷”割下去……

　　“我這條命，就是董老一家給撿回來的啊!”在西柏坡紀念館南面的柏坡湖碼頭，西柏坡村67歲的閻青海老人激動地對記者講述了他的一段人生經歷。

　　閻青海一歲多時得了一場急病，奄奄一息。他娘以為治不好了，就把他用谷草裹身，放到外面的碾盤上，準備等孩子爹回來扔掉。不料董必武夫婦路過此地，發現孩子還有心跳，就趕緊抱起來送到中央機關醫院。董必武夫人何蓮芝在醫院陪護了好幾天，終于把個歡歡實實的孩子抱了回來。

　　“西柏坡紀念館籌建時，我和有關人員去北京征集文物，就住在董老家。董老還主動問我們村里有什么困難。我們反映需要一臺拖拉機，董老立即給協調解決了。后來何蓮芝重訪西柏坡，還專程到我們家看望。”閻青海感嘆，“中央領導和咱真是一家人、心連心哪!”

　　中共中央領導還嚴格要求機關干部，絕不容許損害群眾利益，哪怕一絲一毫也不行。當警衛戰士為保持院落清潔，打算拆掉院里的石磨和豬圈時，毛澤東語重心長地說：中國革命的形勢發展很快，我們不會在這里住多久，這些東西都不要拆掉，將來群眾還要用的。全國土地會議參會代表的馬啃了老鄉的樹皮，劉少奇親自派人核實，要照價賠償。群眾過意不去，工作人員就買來樹苗，幫群眾補栽，后來，那里成了一片翠綠的小樹林。周恩來所住的院子里的梨樹上結了幾個梨，秋天梨成熟后，他讓工作人員摘下給房東送去。房東一家說什么也不要，工作人員只好給老鄉一些錢，算是把梨買了下來。

　　黨的領袖們，當年為什么這樣關愛群眾、尊重群眾?

　　因為他們深知，群眾才是“真正的銅墻鐵壁”。黨最大的優勢就是植根群眾，黨最大的危險就是脫離群眾。

　　在西柏坡，毛澤東曾不止一次提到李自成。其用意就在于提醒廣大干部，不要驕奢淫逸、喪失斗志、脫離群眾。

　　劉少奇也不止一次談到安泰。安泰是希臘神話中的一個巨人，是海神波塞冬和地神蓋婭的兒子，有著無窮的力量，他的力量就來自于大地母親。在和敵人格斗時，只要身體不離開大地，他就可以所向無敵。然而，敵人后來發現了他的這一特點，在戰斗時把他舉向半空，使他離開了母親，最終把他殺死。借用安泰的故事，劉少奇是在警醒黨員干部，要始終把根扎在人民群眾中間，始終不脫離群眾。在全國土地會議上，他指出，“我們一切政策的制定、修改和執行，都必須有群眾觀點，走群眾路線，測量政策的正確與否，要以最大多數人民的最大利益為標準”。

　　由于抗日戰爭勝利后，黨員隊伍發展很快，一些黨員思想不純、作風不純和組織不純的問題在土改中暴露出來。一些干部在作風上存在嚴重的官僚主義，強迫命令，脫離群眾，甚至有的干部利用職權多分多占勝利果實，侵占群眾利益。鑒于此，根據全國土地會議的決定，開始結合土改整黨，比較好地解決了思想、作風和組織不純的問題，保證了土地改革順利進行。

　　在西柏坡紀念館第二展室參觀，人們無不被一封語言直白卻又飽含深情的書信打動。

　　“毛主席呀!沒有您我們真得餓死啦，這回我們都翻身了，分了地，分了馬，分了衣服、糧食，都有吃有穿也都抱團了，一定打倒大地主，打倒反動派!”

　　“我們都想看看你，離的又這樣遠，也見不著你，請你把最近的照片給捎一張來吧。”

　　這是1947年10月23日，哈爾濱市顧鄉區靠山屯翻身農民寫給毛主席的信。字里行間，洋溢著翻身農民獲得土地的喜悅心情，以及對黨的無限深情。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土地改革在各解放區開展不到一年時間，就有一億六千萬、約占當時全國37%的人口得到了土地。“土地回老家”，進一步煥發了翻身農民參軍支前的熱情。

　　在西柏坡紀念館第七展室內，陳列著解放區土地改革后群眾踴躍支前的部分照片：有的在做軍鞋、軍裝，有的在推碾磨面，還有數不清的農民挑著扁擔、推著小車在曲折的道路上行進著……據統計，三大戰役中的支前民工達880余萬人次，使用小推車82萬輛次，分兩排排起來，可以從當時的南京國民黨總統府一直排到北平。“土地改革使共產黨進一步贏得了民心，從而為三大戰役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曾擔任西柏坡紀念館館長的西柏坡研究專家張志平說，三大戰役之初，解放軍無論在數量還是在裝備上都大大不如國民黨反動派，但人民的支持，改變了敵我力量的

　　對比。僅從民心所向來看，國民黨反動派就大勢已去。　　

　　圖為西柏坡毛澤東同志舊居辦公室一角。本報記者陳騰飛攝

　　解放戰爭時期，群眾幫助解放軍運送物資。 (西柏坡紀念館館藏資料照片)

　　大興求真務實之風，力戒形式主義、官僚主義

　　“石門封鎖太行山，勇士掀開指顧間。盡滅全師收重鎮，不教胡馬返秦關。攻堅戰術開新面，久困人民動笑顏。我黨英雄真輩出，從茲不慮鬢毛斑。”

　　這首鐫刻在石家莊解放紀念碑上的詩，是朱德總司令為慶祝我軍攻克石家莊所作。開創我軍奪取大城市先例的石家莊戰役，凝結著朱老總的大量心血。

　　西柏坡紀念館副研究員王彥紅介紹，1947年5月中央工委到達西柏坡后，朱德集中精力指導晉察冀的軍事工作。經過深入調查，他報請中央批準組建了晉察冀野戰軍，并成功組織了清風店戰役，徹底扭轉了晉察冀軍事斗爭局面，解放石家莊的條件日趨成熟。

　　為總結清風店戰役經驗，探尋解放石家莊之策，1947年10月底至11月初，年逾花甲的朱德只帶了幾個人，乘一輛吉普車，從西柏坡來到安國，與晉察冀野戰軍各級干部廣泛接觸。石家莊戰役打響前，他要求留在前線指揮，后經毛澤東勸說，才轉移到冀中軍區所在地河間。戰后，為及時總結推廣石家莊戰役的經驗，他在晉州侯城村一連四天與連排班干部戰士座談，據當時臨時擔任其秘書的何其芳回憶，四天之中，朱德先后與31人促膝而談。隨后，他又不顧敵機轟炸和戰后秩序較亂，冒著危險，踏著焦土，迎著寒風，視察了石家莊的軍事設施、煉焦廠和大興紗廠等。接到朱德關于石家莊戰役經驗和城市管理工作的匯報信后，黨中央和毛澤東高度重視，立即將此信向各中央局、野戰軍轉發，要求遵照執行。

　　“深入細致、客觀全面的調查研究和分析論證，是科學決策的先決條件。在西柏坡時期，我黨特別重視實事求是。可以說，正是因為實事求是、求真務實，才為政策制定得好、執行得好、取得的效果好打下了堅實基礎。”省社科院鄧小平理論研究所所長王彥坤說。

　　求真務實，就要聽真話、摸實情。全國土地會議開幕會上，劉少奇明確要求：“這個會議不拘形式、自由發言，報告也不拘任何形式，也不要呼口號，也不要鼓掌，或什么三鞠躬，有什么講什么，主張什么講什么，是好就說好，是壞就說壞，老老實實。我們開一個老實會議，以老實的態度作風來開這個會。這樣才能討論問題，解決問題。”他還曾多次深入滹沱河沿岸農村進行調研，有時開會晚了就睡在老百姓家的土炕上，有時同縣里的干部徹夜長談。

　　這種親歷親為，是當時黨的高級領導人普遍擁有的工作作風。毛澤東曾指出：“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寫，要自己動手，或者合作起來做”，“一切依賴秘書，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現”。他從不輕易讓秘書代勞，總是親自動手起草文電、報告，撰寫文章。據《毛澤東年譜》記載，西柏坡時期，毛澤東的文電、講話、談話、書信等大約有390篇之多，數十萬字。這些文獻大多留有手稿，是他親自撰寫的。

　　對工作的極端認真負責，其結果就是對各種情況了然于胸。張志平編著的《感受西柏坡》一書中，記述了西柏坡時期曾在中央軍委作戰室工作過的張清化的一段回憶：淮海戰役中黃維兵團被殲第二日，他們就搞出了戰果明細表，送到毛澤東案前。“錯了!”毛澤東用指頭點著，“你們多算了一個團。十八軍的騎兵團就不在被殲之列嘛!”張清化在回憶中感慨道：“毛主席決不允許有弄虛作假的現象。”

　　“毛澤東對數字的重視，絕不是心血來潮。因為他要印證‘九月會議’做出的戰略決策能否早日實現。”康彥新說。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即“九月會議”，會上明確了我軍的戰略任務：由游擊戰過渡到正規戰爭，建設五百萬人民解放軍，殲敵正規軍五百個旅(師)左右，五年左右(從1946年7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國民黨的反動統治。

　　針對黨內存在的某些無紀律無政府和地方主義、游擊主義傾向，“九月會議”還做出了《關于請示報告制度的決議》，要求大事必須向中央報告，寫報告的態度必須實事求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切忌敷衍塞責，使報告流于形式。

　　即便有對形勢的準確預見，運籌帷幄的毛澤東，依然沒有獨斷專行，而是十分注重聽取各方意見，并且虛懷若谷，從諫如流。

　　西柏坡時期，中央五位書記注重團結協作，重大問題一般都是集體研究。在部署三大戰役時，中央軍委反復和前線指揮員進行磋商，虛心聽取他們的意見，隨時調整作戰方針和軍事部署。淮海戰役期間，毛澤東起草的發往淮海前線的電報共有64件，有指示、有命令、有商議，也有三次明確告知淮海戰役總前委“臨機處置，不要請示”，體現了對淮海戰役總前委和總前委書記鄧小平同志的高度信任。

　　時間和效率是生命，戰爭年代尤其如此。深入分析研討和審慎決策，如何同及時快速地反應統一起來?毛主席特別指出，戰爭時期必須注意每次會議時間不可太長，會議次數不可太頻繁，不可沉溺于細小問題的討論，以免妨礙工作。在會議前，對于復雜的和有分歧的重要問題，又須有個人商談，使委員們有思想準備，以免會議流于形式或不能做出決定。

　　對于復雜的問題，特別是涉及民生的問題，中央的決策尤為慎重，唯恐考慮不周。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周恩來傳》中記述，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財政經濟工作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了，其中首先遇到的是貨幣問題。為克服各解放區財經工作分散管理的弊端，中央成立了財政經濟部，并決定建立中國人民銀行，統一發行貨幣。但這需要幾個月的準備，在此之前，各解放區的貨幣仍按原定比例相互兌換。周恩來指示財經部要及時掌握各地物價變動情況，用控制貨幣流通的辦法來保證各區的物價大體以同樣的幅度上升，以保持貨幣比價的基本穩定。他還要求中央財經部每5天向他報告一次各區的物價變動情況，再根據物價變動情況來控制各區貨幣的發行數額。由于考慮周密，在國民黨統治區物價飛漲的情況下，解放區物價要穩定得多。

　　謙虛謹慎、艱苦奮斗，只見公仆不見官

　　“只見公仆不見官”，這恐怕是每一個參觀過西柏坡的人的強烈感受。

　　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和中央機關的同志們一樣過著艱苦樸素的生活，吃穿住用，是那么普通，幾乎和老百姓沒有什么區別。

　　毛澤東的衣褲件件有補丁。不經他同意，誰都不能給他領新衣服。毛衣毛褲穿破了，上邊有了大窟窿，讓工作人員給補補接著穿。他的一件睡衣，曾經補了73次，穿了20多年。

　　走進西柏坡中共中央舊址周恩來同志舊居，辦公桌上放著的一個舊茶缸常常引起參觀者的注意：一個粗瓷小碟子蓋在茶缸上，就算缸蓋兒了。原來，茶缸蓋兒掉在地上被車軋壞了，衛士長成元功到供給處領了一個新的帶蓋兒茶缸給他換上。周恩來發現后，卻讓他退回去，將舊茶缸又拿了回來，從書架上拿下一個粗瓷小碟子，往茶缸上一蓋，說：“這不正合適嗎?”

　　西柏坡中央大院本來就不大，中央領導們的住房也都很簡陋。七屆二中全會召開時，西柏坡一下多出那么多人，住房便成了問題。為了安頓從東北來的王稼祥和朱仲麗夫婦，朱德和康克清主動與他們做了“團結戶”，把自己的床讓給他們，自己打地鋪，中間只拉了一條布簾。

　　那時的工作條件，也真是因陋就簡。

　　參觀中央軍委作戰室舊址，講解人員會告訴你，這房子還是中央機關自己修建的，里面有一部電話，兩幅地圖，三張桌子還分屬三個科室。敵我力量的對比，曾先后用電光紙剪成的三角旗、紅藍鉛筆和自己紡的毛線染上紅藍顏色標注。然而，就是在這樣極其簡陋的司令部，我黨成功指揮了包括三大戰役在內的二十多次戰役。

　　西柏坡紀念館第二展室內，有一個全國土地會議簡陋會場的模擬場景。其時，村里老百姓的一個打麥場，放了兩張桌子，幾條板凳，上面搭一個布棚，便是主席臺了。一幅當時的照片顯示，出席會議的代表們有的坐在石頭、馬扎上，有的干脆席地而坐。

　　據當時布置會場的工作人員回憶，也曾向中央首長們請示借些凳子讓與會者坐。可劉少奇說：“可以以石作凳、以膝當桌嘛!”朱德說：“能弄來那么多桌凳當然好。可是我們沒有，用一張桌子也要向老鄉借。能開會就行了，能不麻煩老鄉就不要麻煩老鄉了。”開會時，衛士給朱老總借來一把木板椅，朱老總接過來放在面前當桌子，然后坐在一塊石頭上，埋頭往本子上記起來。

　　在西柏坡紀念館里，存有記錄七屆二中全會會議情況的一段無聲錄像，當時中央委員們就穿著普通的粗布棉襖，有的還自己拎著小板凳參加會議，散會后再搬回去。

　　這個劃時代的會議，是在中央大院食堂召開的。會場上沒有麥克風和擴音設備，沒有擺放桌簽。與會人員沒有固定位置，來早了靠前坐，晚了靠后坐。

　　“西柏坡時期，解放區經濟、政治、軍事實力都有大幅度提升，完全有條件改善辦公條件和生活水平，但中央領導依然保持著清醒的頭腦，以身作則，謙虛謹慎，克勤克儉，艱苦奮斗。”張志平說，這為全黨、全軍樹立了楷模。

　　1948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55歲的生日。其時，淮海戰役激戰正酣，他密切關注戰局變化，日夜操勞。中央機關一些同志準備趁他生日殺頭豬，做一頓紅燒肉給他祝壽，既補充營養又讓他放松一下。得到消息后，毛主席及時制止了。

　　毛澤東還強烈反對將他抬至過高的位置。面對黨內有同志“把毛澤東思想改成毛澤東主義”、把新成立的青年團命名為“毛澤東青年團”以及以毛澤東像作為即將發行的人民幣票面主圖的建議，毛澤東也都拒絕了。就有的同志想提出“主要的要學毛澤東主義”提法的考慮，毛澤東回信說：“現在沒有什么毛澤東主義”，“必須號召學生們學習馬恩列斯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經驗”，并說“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將我的名字和馬恩列斯并列，說成什么‘馬恩列斯毛’，也是錯誤的”。就青年團的名稱，他專門致信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請告東北局，不用‘毛澤東青年團’名稱，一律稱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在他的堅持下，人民幣的票面設計，最終選擇反映解放區工農業生產建設的圖景為圖案。

　　在籌劃召集新政協和建立新中國的日子里，毛澤東親自寫信、起草電報，征求許多知名民主人士的意見，邀請他們到解放區共商國是。對這些民主人士，毛澤東用詞十分謙遜。在給李濟深和沈鈞儒的信中，他寫道：“弟已擬了一個草案，另件奉陳。以上諸點是否適當，敬請二兄詳加考慮，予以指教。”在給陳嘉庚的邀請電中，他寫道：“為此亟待各民主黨派及各界領袖共同商討。先生南僑碩望，人望所歸，謹請命駕北來，參加會議，肅電歡迎，并祈賜復。”

　　不僅毛澤東謙虛謹慎，其他中央領導也都如此。全國土地會議期間，劉少奇每次讓工作人員去通知代表們座談時，都這樣叮囑：“跟代表們說話要客氣，不能和下命令一樣。就說少奇請你們到他那里去坐坐。”

　　《周恩來傳》中記載，西柏坡時期在周恩來身邊工作過的干部回憶：“他從來沒有歇過一天假。每天夜里都是工作到凌晨才去睡覺，到了九點又準時起床，一天最多休息五個小時，其余時間便一直埋頭在工作里。深夜十二點，給他送來夜宵，一碗米飯，一碗菜湯，一盤小菜，放在進門的小茶幾上，經常需要警衛員幾次提醒他吃飯。不然，放涼了，還顧不上吃。”

　　被譽為“黨和人民的駱駝”的任弼時，國民黨統治時期曾兩次被捕入獄，身體受到嚴重摧殘，患有嚴重的心臟病和高血壓。醫生建議他每天工作不能超過四個小時，而實際上他每天工作的時間要成倍增加。新中國成立僅一年之后，1950年10月27日，為革命鞠躬盡瘁的任弼時就倒在了自己的崗位上，年僅46歲。

　　董必武是黨內“五老”之一，在西柏坡時已年過六旬，但他從不居功自傲，而是把自己看成是黨的事業的“一塊做補丁的布頭”。當時，為了工作方便，中央機關配備了兩部汽車，董老年逾花甲，身體也不算好，按規定外出辦事完全可以坐車去，但他總是騎馬。擔任華北人民政府主席職務后，他還分擔著每月15斤小米的生產任務;工作之余，還從夫人那里學會了紡線。

　　面對即將到來的勝利，一些不良思想傾向也開始在黨內顯露，這引起了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的高度警覺。

　　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敏銳地指出了四種情緒可能出現的危險：“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正是這種深深的憂患意識，促使他提出了“兩個務必”的著名論述。

　　也是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提議并由會議制定了防止資產階級腐蝕和反對突出個人的六條規定：一、不做壽;二、不送禮;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國同志同馬恩列斯平列。這六條規定，把反對官僚主義、享樂主義等不良傾向的努力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了下來。

　　嚴管子女、身邊人，誰也不許搞特殊

　　今年5月7日，“趕考路·中國夢———西柏坡精神首場情景報告會”在邯鄲市舉辦。至今，報告會已在西柏坡紀念館和唐山、滄州、衡水等地巡回舉辦幾十場。在報告會第三部分，講述了一個毛澤東暫不批準毛岸英結婚的故事。

　　毛岸英是毛澤東的長子，到西柏坡后，他與革命烈士劉謙初的女兒劉思齊戀愛了。毛澤東對這件事是贊成的。但當27歲的毛岸英找父親提出要結婚時，毛澤東得知劉思齊還差幾個月才滿18周歲，并沒有同意兒子馬上結婚，而是說要等到劉思齊滿18周歲才行。毛岸英不高興，毛澤東批評了他。岸英說：“我自己的事還是讓我自己做主吧!”毛澤東說：“你找誰結婚你做主，結婚年齡不到，你做得了主嗎?制度和紀律要做你的主!”岸英嘟囔道：“歲數不到就結婚的人多著呢……”毛澤東生氣了，毫不留情地說：“誰叫你是毛澤東的兒子!我再說一遍，思齊不滿18周歲，你們就不能結婚!這是我們黨制定的婚姻大法，你必須遵守!”

　　直到一年后的1949年10月，毛岸英和劉思齊才結了婚。婚禮上，只準備了一桌飯。新婚夫婦沒做新衣服，穿的都是平常的衣服。毛澤東僅送了兒子一件禮物———那件他穿過的呢子大衣。他風趣地說：“我沒有別的東西送給你們，這件大衣，晚上可以當被子蓋，白天岸英穿上可以防寒。”

　　在西柏坡參觀，講解員會給你講一個任弼時教子的故事。任弼時十分疼愛的小兒子遠遠，有一輛心愛的小童車。1949年3月，中央機關準備遷往北平時，為防止車子在運輸途中磕碰掉漆，遠遠想把它用布包起來。姐姐幫他開了一張領6尺包裝布的條子，找到負責供應的人員批了字，交給警衛員，把布領了回來。任弼時知道后，嚴肅批評了姐弟倆，并說服他們主動把6尺白布退還。

　　“父母之愛子，當為其計深遠。”開國領袖們把對子女的愛，重點放在了他們的健康成長上，而不是利用手中的權力，為他們鋪就光明前途。

　　1948年秋天，朱琦和妻子趙力平到西柏坡看望父親朱德和康克清媽媽。當時，一部分部隊的同志要轉到地方工作。朱琦告訴父親，他回去后將要轉到地方鐵路部門工作。朱德聽后說：“你們都是黨員，轉到地方后，一定要聽從組織安排。你們對地方工作不熟悉，要從頭學起。”朱琦牢記父親的話，開始在石家莊鐵路局機務段當練習生，學司爐、學司機，后來當了火車副司機。全國解放后，他仍然留在石家莊鐵路局工作，擔任火車司機。1953年，朱琦執行一次任務后，領導通知“首長要接見”，他連工作服也沒換就直奔接待室，怎么也沒想到，接見他的首長就是父親朱德。朱德望著身著工作服、兩手油污、滿臉汗水的兒子，十分高興，一個勁兒地夸獎。送兒子出門時，還不忘叮囑兒子技術上要精益求精，把工作做得更好。

　　對子女如此，對身邊人也是如此。

　　董必武到武安冶陶鎮參加解放區第一次財經會議時，由于當地產的棉花很好，老百姓織布的手藝也高，地方政府和老百姓想拿出一些布送給中央首長作紀念，董老的警衛員和秘書把布給收下了。董老知道后，嚴厲地批評了他們，責令把布匹送了回去，并告誡他們，今后外出工作，不論是地方政府送的，還是老百姓送的東西，一律不能收。

　　七屆二中全會結束后，中共中央開始著手由西柏坡遷往北平的準備工作。面對即將擺在眼前的一片新天地，中央機關有的人認為“革命勝利了，該享享清福了”。為了使干部和戰士們對形勢和政策有正確的認識，中央機關進行了入城教育，對進城提出了八條注意事項：(一)把黨的艱苦樸素優良作風帶進城市;(二)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三)不準進入民家和不準隨便進入戲院等公共場所;(四)絕對保守黨中央機關的秘密;(五)出門不準攜帶武器和機密文件;(六)進城后3個月不準通訊、會客、訪友和外出游覽名勝古跡;(七)不許貪污浪費，不被金錢美女收買利用，不被阿諛奉承迷了心;(八)手不許亂動，嘴不許亂說，腳不許亂走。

　　進城前，毛澤東還專門把大院里的工作人員和警衛戰士召集起來，講了一段語重心長的話：“同志們，我們就要進北平了，我們進北平可不是李自成進北平，他進北平就腐化了，我們共產黨人進北平是要建設社會主義，一直到共產主義，要教育干部戰士，不要中了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攻擊。”

　　西柏坡毛澤東舊居內的日歷，永遠定格在了1949年的3月23日。那一天，他和戰友們正式告別西柏坡，踏上了進北平之旅。

　　據回憶，出發前，毛澤東和周恩來有一段對話。

　　毛澤東：“今天是進京的日子，不睡覺也高興啊。進京‘趕考’嘛，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恩來：“我們應當能考及格，不要退回來。”

　　毛澤東：“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

　　從那時到現在，又過去64年了。但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

　　習近平總書記在西柏坡指出，“60多年過去了，我們取得了巨大進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富起來了，但我們面臨的挑戰和問題依然嚴峻復雜，應該說，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從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我們正在征程中。”

　　同甘苦才能共命運。讓我們“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大力弘揚以“兩個務必”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在新的起點上迎接新的“趕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