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認為，在當前部分行業去產能剛剛開始、政府職能轉變深入推進的關鍵時刻，一些地方對相關企業予以財政補貼，不但無法幫助企業“化險為夷”，還會進一步加劇化解產能過剩的難度，妨礙轉方式、調結構的順利進行。

　　一方面，地方政府用財政手段對困難企業補貼，產生的企業“盈利”是虛假繁榮。這種扶持只是延緩了落后產能的淘汰速度，無法使企業形成造血能力，難以培養企業在技術創新等方面的核心競爭力。更糟糕的是，財政補貼起到了不好的導向作用，極易使企業形成“有困難、找市長”的政策依賴，影響企業在結構調整中的主動性。因此，幾乎可以肯定地說，對產能過剩企業進行財政補貼，無異于將寶貴的財政資金投向無底黑洞。

　　另一方面，部分地方政府能夠相對隨意地對虧損企業進行補貼，表明現階段一些地方政府的財政資金支出不夠合理、財政制度不夠健全。試想，如果各地財政部門能在預算環節就劃定明確范圍和標準，那么在財政支出“硬約束”條件下，地方政府不可能輕易拿出“閑錢”對預算外事項進行補貼。并且大量“計劃外”補貼，必然會分流財政對其他領域特別是民生事業的投入，這與當前我國強調財政支出要更加注重民生事業、社會公共服務領域的方向明顯不符。

　　在當前化解產能過剩行業的過程中，某些地方政府一看到企業困難就耐不住性子、慌忙出手，表面看是出于對當地企業的愛護和擔憂，實則是犯下政府職能錯位、越位的錯誤。從根本上說，這是反映了其不敢面對經濟轉型升級帶來的陣痛，無法找準政府與市場、社會之間的關系，依然固守GDP至上的慣性思維。

　　我國經濟發展轉方式、調結構的進程仍將繼續，部分產能嚴重過剩的企業最終必將面臨市場的裁決，比如被其他企業兼并重組，甚至被市場淘汰。這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正常現象，也是對一些沒有核心競爭力企業的必要懲罰。

　　當然，政府不是被動的“守夜人”，應該重點在市場不能發揮作用的領域挺身而出，使“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相得益彰。一是要建立化解產能過剩的退出和援助機制，對最終破產關閉企業的失業職工開展再就業及技能培訓，將財政支持的著力點放到職工安置、社會保險等民生“托底”領域;二是充分利用好財稅手段，對企業進行創新升級或化解產能過剩的項目給予支持，幫助企業提升發展質量;三是對部分高能耗、高污染行業要收取懲罰性稅收，以此調節、控制和淘汰落后產能，倒逼企業進行結構調整。同時，禁止財政對產能過剩企業進行補貼，從制度源頭遏制地方財政的自由裁量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