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后的今天，莫言成為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人。張藝謀聞后激動不已：“電影和文學，實際是相互依賴的關系。好小說、好文學作品是電影的基礎。”

　　在張藝謀拍《紅高粱》那個年代，每年都有文學的“重磅炸彈”，一部部出色的小說被改編搬上銀幕，還沒拍完，新的驚喜又來了。“文學繁榮，好劇本就接踵而至，好電影就層出不窮。”張藝謀說，文學作品興盛，像一個盛大的集市，作為廚師的他行走其中，感覺可以入菜的東西實在太多，只擔心自己做不過來。

　　“我對優秀作家很欽佩，莫言、余華、蘇童、劉恒、嚴歌苓等，早些年，他們的作品一出來，我第一時間跟他們交流。”張藝謀回憶道，他跟作家劉恒合作過《菊豆》

　　《秋菊打官司》和《金陵十三釵》三部戲。“劉恒主動為劇中的每個重要人物寫小傳，以求演員能真實、生動塑造人物形象，他是我看到最嚴謹的有現實主義功底的作家。”

　　遺憾的是，當前的電影文學已不再具備當年的影響力。“這個時代，像《紅高粱》這類的作品太少了。”張藝謀說，他偏愛有力量的作品，“可好劇本青黃不接，讓我不得不接受優秀小說凋敝的事實。”

　　張藝謀一直認為，電影產業要發展，文學是母體。“劇本劇本，一劇之本。沒有好的文學基礎和文學群落，沒有層出不窮的優秀文學作品，電影想繁榮，門兒都沒有。”

　　以《三槍拍案驚奇》為例，張藝謀覺得演員很用功、演技也精湛、各部門都很努力、自己也廢寢忘食，可依舊回天無力。“原因很簡單，折在劇本上。我用了八個月拍攝的辛苦，換回一句最平常的道理：‘劇本劇本，一劇之本’。”

　　電影劇本的“創作荒”，其實緣于一種討好與迎合。當前的一些作者，把電影裝進腦袋里，邊創作邊討好導演、邊迎合影視劇拍攝，結果“腳踩兩只船”，破壞了小說的純潔性。

　　“再往深了說，其實是一些作家并不具備真誠的創作狀態，而是把它當工具、當賺錢的手段。”張藝謀說，作家群落本就不大，一時跟不上電影產業發展的巨大需求，“結果是新手、老手、小混混都能當作家，魚龍混雜，劇本的產量高了，可質量糙了。”

　　不過，張藝謀坦言，好劇本青黃不接或粗制濫造，不是哪個人的問題，也不是搞個制度就能解決，而是必經階段。“文學已回到他的軌道中來：忙時吃干，閑時喝稀，娛樂時代算是閑時，兌點水，正常!”

　　產業發展的最大軟肋是“技術革新”

　　“目前，我國各大電影節對科技獎項的設置少得可憐，很多電影投資方、發行方為騰出廣告時間，將片頭片尾字幕滾得飛快，幕后的科技人員連自己的名字都找不著。”張藝謀感嘆，“在這種境遇下，又有多少人會甘愿寂寞搞技術?”

　　中國目前是電影大國，但實現電影強國的目標任重道遠。有人說，高科技是美國電影的“金箍棒”，而中國電影就像中國足球，現在不缺錢，缺技術!中國電影產業發展的最大軟肋是“技術革新”。

　　在張藝謀看來，別說技術革新，就連隊伍的專業性都不達標：“一個人頭天還在補鞋，第二天就能上片場干這干那，結果導演必須分神去指導、糾正。”他說，可以用三個字形容他在片場的工作狀態——“婆婆媽媽”“拖拖拉拉”“連滾帶爬”。

　　以攝影師為例，這是個要求專業功底非常扎實的工種，“每次喊‘預備’前，我都要提醒攝影助理確認幾個問題。”張藝謀說，“現實情況是，一場戲拍攝完畢，攝影師白著臉對我說還得重拍一遍，我就知道多半是這幾件事兒沒做好、不專業。”

　　近年來，不少電影企業陸續引進世界頂尖的電影高科技產品。但是，由于不少專業人員的技術水平有限，對擁有幾千種功能的進口設備，最多只能利用不到幾百個，最終只能高薪聘請國外技術顧問協助，造成拍攝成本猛增和資源的極大浪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