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危機”又來了?兩個月來，國際糧價上演了好萊塢式的飆升大戲：玉米價格躥升50%，至歷史最高點;大豆和小麥價格暴漲30%。覆蓋55種食品的全球糧食價格指數7月反彈6%。即便8月指數相比7月有所企穩，但聯合國糧農組織仍提醒說，“需對此保持警惕”。

　　受此影響，8月中國CPI指數同比上漲2%，略高于7月的1.8%;環比增幅由7月的0.1%增至0.6%。中國進口的糧食有限，主要集中在大豆和玉米。作為榨油原料和生豬飼料，這兩種產品價格上漲，可能促使食用油和豬肉價格反彈。有評論認為，“新一輪漲價正蠢蠢欲動”。

　　糧食問題真有那么嚴重嗎

　　即便身處工業時代，人類糧食的豐歉還要看老天的臉色。入夏以來，俄羅斯干旱導致糧食減產，算是糧價攀升的“導火索”，俄是全球第三大小麥出口國。之后，美國遭遇“半世紀不遇”的旱災，該國控制了全球玉米出口量的一半，以及超過35%的大豆出口。隨后美國農業部下調了全球小麥產量預期，更加劇市場恐慌。糧價于是“坐上了火箭”。

　　但把價格波動全部歸罪于“天災”是有問題的。去年年初，全球“糧食危機”也一度搞得風聲鶴唳。當時糧價暴漲的“理由”，也是氣候異常。2010年俄羅斯也遭遇了旱情，澳大利亞則在收割期遇到洪水，緊接著是中國北方小麥產區遇到旱情。

　　不過，這些聽上去駭人的災害，最終對糧食產量的影響有限。中國去年依然創造了糧食總量“八連增”的紀錄。

　　糧食專家們普遍認為，近年來國際糧食市場的供需關系總體沒有出現根本改變。氣候導致的糧食減產因素，完全沒有嚴重到讓糧食價格在短期內如此發生劇烈波動。這種基于金融期貨市場放大之后的“糧價恐慌”，與真實的供求關系恐怕無關。

　　經歷過股市暴漲暴跌的人們，很明白“價格信號”的虛妄，那不過是炒作而已。2008年的“糧食危機”，肇始于美國政府的“生物能源計劃”，這一度成為糧食市場最大的炒作“由頭”。玉米換石油，絕妙的乙醇汽油替代方案。這方案如今很少有人提起了。可在當時制造了世界范圍內的糧食短缺預期，引發了動蕩。

　　預期決定價格，而不是需求。在農產品的漲價狂潮中，投機資本興風作浪，簡稱“ABCD”的四大跨國糧商——就是壟斷了世界糧食交易量80%的“中間商”們，以及各種類型的基金、“游資”，在價格的大起大落中賺得盆滿缽滿。與此同時，一般國家老百姓為食品價格上漲所困，完全依靠國際市場吃飯的窮國則爆發了饑荒。

　　今年的“糧食危機”，很大程度上同樣基于“炒作”。荷蘭瓦赫寧根大學糧食安全專家涅克·孔寧表示，現在還沒有證據表明天氣的干擾比往年更為嚴重，是金融投機活動放大了影響;農業咨詢機構東方艾格總經理黃德鈞說，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大背景下，可供炒作的題材不多，美國大旱正好讓資金有了施展的地方;農業部國際合作司副司長謝建民認為，這次美國、俄羅斯的干旱確實影響了玉米、大豆、小麥的收成，但全球谷物產量的總預測還是增產，只是幅度略低，價格上漲主因是投機炒作。

　　湯森路透的數據則顯示，僅7月3日前的一周，對沖基金及其他大型大宗商品投資者就向美國的能源、谷物與金屬市場投入約130億美元，規模為近兩年來最大。

　　并不是糧食不夠吃，而是人們買不起糧食。這種由金融操控來決定的“價格游戲”，已經牢牢控制了人們的飯碗和口糧。今年炒作的由頭還是“天公不作美”，其實毫無創意，但金融市場的“熱錢”卻聞風而動，不論各種減產預期是虛是實，反正先漲起來再說。

　　農產品的“金融化”趨勢越來越明顯

　　對于價格操縱者而言，沒有“波幅”就沒有利潤。金融危機之后，全球寬松的貨幣政策釋放了大量的貨幣，尤其是美元，如洪水四處泛濫。經濟學家向松祚說得好：“它們(美元)不炒原油就炒黃金，不炒黃金就炒債券，不炒債券就炒糧食。”

　　中國社科院農發所研究員李國祥點出了“糧食危機”的本質。他認為，現在，整個國際農產品的“金融化”趨勢越來越明顯，所以每當有一個由頭的時候，都會出現農產品價格的大幅波動。

　　比如說，即使美國農產品出口量是世界上最多的，但它現在只是在生產期，還沒到收割期，最后實際產量到底如何并不清楚，而旱災卻通過國際金融市場迅速反應到價格上，人們的心理預期左右著農產品價格，農產品的金融屬性越強，價格波動越明顯。

　　中國鄉村規劃設計院院長李昌平用“農產品的武器化”來形容一波又一波的“糧食危機”。在他看來，糧食等農產品是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生產周期長，儲藏費用高。絕大多數農產品的價格彈性系數小，多了價格暴跌，少了價格暴漲，自古以來就容易讓投機商人囤積居奇。國內有“豆你玩”、“蒜你狠”這些小投機商，國際上則是金融定價，包括糧食、石油等大宗商品在內，都是由國際大資本來定價，“定價權就是控制權，有控制權就一定可以賺大錢。”

　　這位著名的“三農”問題專家認為，農業發展的第一階段是農產品短缺階段，以追求“產量增長”為目標。第二階段農產品供求基本平衡，以追求“價格增長”為目標。而第三階段是農業資本全球化，以追求“市場份額”和“定價權”為目標，國際上巨型糧食企業往往通過掌控“定價權”來支配市場，甚至威脅某國糧食安全，就叫做“農產品的武器化”。

　　他表示，國家有關部門曾對國內幾家“串通”漲價的綠豆經營企業實施處罰，后來不了了之。而一旦發生“國內農產品價格定價權的國際化”，將來有很多家外資控制的糧食企業和投機資本串通起來，導致糧食、棉花、豬肉等主要農產品價格暴漲，實施處罰和監管的難度就更大。

　　少酒減肉應對“糧食危機”

　　如果排除“炒作”因素，“糧食危機”對中國影響到底有多大?

　　數據顯示，我國長期堅持立足國內確保糧食安全的基本方針，糧食自給率多年來保持95%以上，少量糧食進口并非是口糧不足，而是為了調劑余缺。今年，夏糧獲“九連豐”，糧食庫存充裕。農業部的農情調度顯示，目前全國大部分地區秋糧作物長勢好于去年，有望再獲豐收，穩定的供給可以保障糧價平穩。

　　國家發改委的數據則顯示，中國糧食庫存占消費的比重超過40%，遠高于國際公認的17%～18%的安全水平，足以保證國內市場供應。

　　對于玉米、大豆漲價影響食用油價格的擔憂，糧食專家也認為不必過度夸大。一則是發改委等物價部門對各大食用油企業加大了監管力度;二則是除了豆油、玉米油，還有菜籽油、花生油、葵花籽油等儲備可以替代，市場上的油料供給總體很充足。

　　從2003年開始，中國的糧食產量連年增產，產量從4.3億噸增加到2011年的5.7億噸。2011年中國人均糧食消費量已突破471公斤，如果折算當年凈進口肉蛋奶果等農產品，我國人均糧食消費量直逼500公斤大關，而世界糧農組織認為人均400公斤即可滿足營養均衡。

　　國土資源部專家熊志強分析稱，中國老百姓餐桌越來越豐盛，大部分國人的餐飲結構已從“溫飽型”躍入“小康型”，主食消費逐年下降，肉蛋奶酒等副食消費逐年上升。猛增的糧食消費量中，很多都是主食轉化成的副食。

　　據統計，目前我國口糧消費約占30%，飼料用糧約占40%，工業用糧約占20%，種子和新增儲備用糧約占5%，損耗浪費等約占5%。長時間以來，糧食消費結構的變化趨勢是口糧、種子及新增儲備、損耗等穩中有降，飼料用糧和工業用糧持續攀升。預計飼料用糧將達糧食消費總量的50%左右，工業用糧將達到25%以上。

　　2003年~2011年，中國肉類總產量從6932.9萬噸上升為8100萬噸左右，中國肉類生產以豬肉為主，牛羊肉的比例不到15%，每斤豬肉約需消耗2.4斤糧食，每斤禽肉或禽蛋約需消耗1.3斤糧食。此外，存欄的母豬以及水產養殖等也需要大量糧食。

　　工業用糧中，酒類用糧的增速最為迅猛。2011年，我國生產白酒(折成65度)達到創紀錄的102.56億升，相當于2003年白酒產量的3倍多，平均每人15瓶。生產1升65度白酒消耗糧食2~4公斤，取中間值，白酒約耗糧3000萬噸。2011年，我國生產啤酒489.9億升，比2003年增長93%。生產1升啤酒約消耗糧食0.2公斤，啤酒耗糧接近1000萬噸。這就是說，僅僅酒類和酒精耗糧，就占糧食產量的10%以上。

　　熊志強表示，我國人均肉類消費量已超過國際平均水平，但是還不到美國的一半，因此盡管我國肥胖人口已達3.25億，但是誰也動搖不了富裕起來的中國人在美食佳釀上趕美超英的決心，中國肥胖人口預計在未來20年增加一倍。

　　同時，我國白酒和啤酒產量早已雄踞世界第一，但啤酒人均消費量還不足德國的1/3，白酒人均消費量不及俄羅斯的1/4，因此商家都認為酒類生產和消費還有巨大增長空間。

　　但不要忘記，支撐這種“小康型”飲食結構的基礎是糧食。

　　據統計，2010年，城鎮居民人均購買肉蛋奶的支出是1339元，農村居民人均購買肉蛋奶的支出是449元。熊志強舉例稱，隨著農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假如6.56億鄉村人口每人每天多吃1個雞蛋、1兩肉，兩億成年男性農民每周多喝1瓶啤酒，這點要求看似微薄，但用2011年全年增產的糧食都無法滿足。

　　從這個意義上說，假設未來中國必須應對“糧食危機”的挑戰，那也不會是因為缺乏口糧，而是在糧價過高、中國又無法自給自足的情況下，恐怕就必須通過“全民減肥和全民禁酒運動”，來減少肉食和副食對糧食的消耗。對全民健康而言，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糧食安全還得靠農業技術

　　據估算，到2030年，我國人口如能控制在15億，人年均糧食消費量如能控制在500公斤，則需要糧食7.5億噸，與現有產量相差1.8億噸，即使可以進口0.9億噸(約占世界糧食貿易量的40%，幾乎是進口極限)，仍需要國內增產0.9億噸。

　　熊志強由此得出結論：“只有保住18億畝耕地紅線，才能做到手中有糧心中不慌。”

　　經濟分析人士任沖昊則認為，中國在人均吃肉五六十公斤的前提下做到95%糧食自給率，這主要依賴中國強大的工業基礎。相比那些工業化程度較低的國家，中國的糧食畝產量比較高，“我們是工業化的種地，能生產足夠量的化肥，修足夠多的渠道和水庫，讓袁隆平這樣的團隊培養世界上最高產的種子。”

　　相比之下，印度糧食一沒化肥，二沒水利，三沒有良種。雖然他們人比中國少，耕地比中國多，但人均糧食產量不到中國的一半。任沖昊引用了一個數據：中國現在豬的存欄量是5億頭左右，每年要吃掉1.7億噸飼料糧。而印度12億人，每年只有2.2億噸糧食可以吃。也就是說，“工業化的豬要比純粹農業國的人吃得飽，吃得好”。

　　在他看來，如果發生“糧食危機”，中國大不了不進口糧食，頂多5%~10%的比例，這對中國人的健康毫無影響，甚至可能有好的影響。因而，保證糧食安全本質上還是要發展農業技術，而發展農業技術必須依托中國持續升級換代的工業化進程。

　　總體而言，短期看中國無須過度擔憂“糧食危機”。正如李國祥的判斷，作為一個糧食生產和消費大國，在此次主要受天氣因素影響的糧食危機中不必太過驚慌。

　　他認為，美國農業部的報告，將預期產量調得過低，后期隨著災情的好轉，產量估計還能上調。“中國需要沉住氣，手里有儲備，不進行恐慌性搶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