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校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學生達順(化名)認為，該群主的做法符合大多數大學生的心理。“如果是我，我也會這樣做”，他坦言，自己在瀏覽關于性知識的網頁時，如果有同學過來，會立即關掉網頁，很“心虛”、“害羞”。

　　對于這種性教育的尷尬現狀，學生們非常不滿。“最大的特點是不敢正視問題，遮遮掩掩，扭扭捏捏，大家基本上進行的是‘地下’性教育，不敢說出來。”

　　尷尬的情形也同樣在授課老師身上上演。周運清說，以前他到全國各地高校巡回演講時，用的都是“性與社會”這個題目，但校方總提出更換“性”這個敏感字眼。無奈之下，他的演講題目只能改為“真情與愛戀”。朱俊勇也坦言，《性與健康》這門課程申報了兩次才通過審批。

　　不過，周運清并不是一個人在戰斗。截至今年，西北師范大學徐兆壽副教授的《愛情婚姻家庭社會學》，已整整走過了七個年頭，而早在十年前，一部關注當代大學生性心理的小說《非常日記》非常流行，35歲的作者徐兆壽也因此被文壇所關注;2003年，徐兆壽又推出《非常對話》一書，通過專訪中國性學專家劉達臨，對人類性文化和當今中國的一些性現象進行解讀。

　　雖然困難重重，周運清和徐兆壽堅持了下來，在爭議中勇敢前行。他們的課堂上，“蹭課”者越來越多，甚至出現了成年人的面孔。

　　學校

　　系統性教育課程匱乏

　　“告訴學生們知道什么，并不是鼓勵他們去做什么。”袁辛認為，教授大學生健康性愛、避孕、預防性病等知識很有必要。

　　北京大學針對本科生開設了性教育公共選修課，此課程授課時間為每周一小時，學生需一學期修完，主要講授性器官構造、發生性關系的過程、性行為保護措施等。據“人人網”網友介紹，這門課很受歡迎，每堂課都爆滿。

　　袁辛認為，性教育應是綜合、立體、積極的，既應該有針對所有學生的“必修課”，也應該有針對個別學生個別問題的“選修課”;既應有學校心理健康中心、衛生院、計劃生育辦公室等多方面參與，也應有專題講座、研討班等多種形式。只有這樣，才能讓學生學會正確處理生理及心理問題，建立正確的性觀念，達到性教育最終目的。

　　與性教育授課教師或從業人員的認知及期待相比，高校性教育現狀堪憂。“僅僅2.3%的大學生接受過專門的性教育，97.7%的大學生從未接受過專門的性教育”。這是周運清在部分高校進行“大學生的性與愛”主題問卷調查得出的數據。

　　2.3%對97.7%，危險的對比。這個數據并不令武大計算機學院的學生司東曉吃驚，他自己的推測是：“在某種程度上，現在中國的性教育基本是零。”所以他三次選修《性與健康》課，通過該課程補充了許多知識，還糾正了不少錯誤認知。

　　華中師范大學性學教授彭曉輝被認為是性教育的先鋒者。他認為，“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列入公共必修，體現了一種剛性的要求，但在實施上卻顯得不夠剛強，因為沒有相應的保障措施。

　　突圍

　　路漫漫其修遠兮

　　正規教材與專業師資力量的匱乏，是擺在面前的難題。雖然性教育課程不是主課，但對教師的要求很高。“歸根結底，性教育課程不是性知識的傳遞，而更應關注性道德傳遞，如何樹立正確的戀愛觀等。”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預防醫學教研室教師蔡泳直言。

　　課程只是性教育的一部分，它更需要家庭、學校、社會的聯動。南京大學本科生鄭灣認為，自己雖然通過公選課“了解了很多以前根本不了解的知識，學會了用正確的心態對待性，為以后的健康生活儲備了知識。”但他認為家庭教育、公共教育一樣也不可缺少。

　　而改變社會觀念更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非一時之功。彭露露所學的專業——“人類性學”從本科課程變成碩士專業也歷經了8年之久。她畢業后求職的尷尬遭遇，尤其是“教師招聘根本就沒有性教育教師崗位”這一現實，都很好地說明了在我國性教育突圍是多么艱難。

　　專業人士指出，性教育是個極其龐大的課題，我國關于性的研究始終還沒有成為一門獨立、成熟的學科，以至于性教育時而被指過于“隱晦模糊”，時而被指“簡單粗暴”，蹣跚趕路難免跌跌撞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