皓首窮經，碩果累累，耕耘在民族法學的田野上

　　1958年，徐曉光生在遼寧省盤錦市一個普通的家庭，求學時期也有過一些艱難的歷程，他說“在他上中學的那個時候，只要家里面有幾本書，能坐下來好好讀書的人都能有些出路”。1978年他考取了吉林大學，就讀于日本語言文學系，本科畢業后曾到地方林業部門工作過，他認為恰是在地方林業部門工作的這段經歷給他后來的相關研究中有著重要的基礎性作用。

　　在本科階段由于自己學習了歷史學、考古學以及民族法等課程。1988年，徐曉光畢業于西南政法大學中國法制史專業，獲法學碩士學位，畢業后留校任教，于是，他便長期從事中國法制史的教學和科研工作，在西南政法大學工作的這一段時間里，徐曉光走遍了云南、四川等地區民族村寨，尤其多次到西藏很多地方做了大量的田野調查，以及收集了大量的文字資料，這為他后來的著書立說作了重要鋪墊。同時在教學和科研工作中由于自己的勤奮和取得突出的成績，被破格評為講師、副教授以及教授。

　　1999年，徐曉光到貴州工作，先是在貴州民族學院任校長助理、貴州省“世居民族研究中心”主任等職并參與教學和科研工作， 2000年7月取得中國政法大學中國法制史專業博士學位。自從2007年起任貴州省凱里學院副院長、貴州省“原生態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凱里學院學報》主編、《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常務副主編，同時參與教學和科研工作。
 

　　徐曉光坦言，田野調查是辛苦的。人類學研究的基本方法是“田野調查”，通過與調查對象近距離接觸、貼近觀察對象，發現第一手資料。然而調查對象往往是很少受到現代文明沖擊、交通阻塞、與外界接觸較少的人群。貴州苗族多居住在高寒山區，山高林密，溝壑縱橫，交通更為不便。但辛苦時往往也蘊藏著安心和慰藉。當到那些美麗、古樸的村寨，看到淳樸、善良、熱情的苗族侗族人民，就會有說不出的感激和欣慰。大多數少數民族村寨并不富裕，但每一次到村寨去都會受到村民們熱情的招待。一次調查下來，都得幾個小時，甚至幾天，有時村民們會把全村人都叫來，向你敬酒，一定到把你灌醉為止。這種自然和諧的氣氛，在其他講究金錢和時間的地方已很難找到了。

　　由于長期從事民族法、中國法制史、日本學的教學和科研的積累，加上自己不斷的勤奮與堅持，徐曉光迄今著有《清代蒙藏地區法制研究》、《藏族法制史研究》、《中國少數民族法制史》、《苗族習慣法的遺留傳承及其現代轉型研究》、《清水江流域林業經濟法制的歷史回溯》，以及合著合譯有《法律多元文化視角下的苗族習慣法與國家法——來至黔東南的田野調查》、《苗族習慣法研究》、《羌族法文化研究》、《中國少數民族法制史教程》、《苗族法制史》、《法人類學基礎》等，在國內外學術刊物上公開發表學術論文一百二十余篇，編書多種，為我國的民族法學以及人類學文化的保護傳承與發展研究作出重要貢獻。

　　鮮花與掌聲相伴，榮譽的背后更多的是付出和擔當

　　在徐曉光看來，貿然來黔省是想研究民族習慣法的，但剛開始并不知道該搞什么，怎么搞，在哪搞，無從下手。剛來貴州的幾年曾有過一個月沒人登門，一個星期接不到一個電話，幾天閉門不出的孤獨;偶爾有一兩個知心的朋友來談談，但人家也有自己的事，不能總來，所以幾年中多是一個人呆著。終于有一天，在腦海中隱約有了調查的方法、切入的問題、途徑和地域，于是便回到了書房，走進田野。此后一批自己滿意、同行評價較高的成果就出來了，在研究層次和品味上也遠遠超過了以前自己的水平。其實這是長期讀書、調查和苦思冥想的結果。“領悟”心里也就敞亮了，也就不會再感到寂寞和孤獨了，就會廢寢忘食、只爭早夕、不舍晝夜了。

　　徐曉光到貴州工作以來，在服務地方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曾被授予貴州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學術帶頭人，貴州省省管專家等多項榮譽稱號，榮獲貴州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一次，二等獎四次，三等獎一次等多項獎勵，還是貴州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專家學者之一。此外，取得司法部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一次，國家民委優秀科研成果二等獎一次。2003年榮獲“中國杰出中青年法學家”提名獎，被聘為中國民族法學會理事。2005年10月和2006年5月曾兩次應邀分別到日本京都大學和一橋大學參與研究和講學。2010年被評為國家二級教授。
 

　　盡管社會各界對徐曉光作出的突出貢獻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與贊揚，但這些成就并沒有讓徐曉光安于在榮譽與掌聲中。可賀的是徐曉光帶領的科研團隊在凱里學院申報的2011年國家重大招標課題“清水江文書的整理與研究”獲國家社會科學規劃批準，該課題項目的申請成功，讓該校成為了我國地方院校第一次承擔國家重大招標課題項目的高校。當然，作為該項目首席專家的徐曉光感到欣喜的同時，更多是意識到自己今后的研究和教學工作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