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州市紀委明確表示，只要不是為了謀取私利，且改錯態度好，“影響期”內工作積極，就一定會得到推薦任用

　　當楊哺從單位公示榜的“擬提拔干部名單”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時，他有點吃驚。此時，他受到行政記過處分后剛過“影響期”。他沒有想到“影響期”剛過，他就能從副科升至正科。

　　楊哺原是荊州市沙市區城管局副局長。2016年4月，沙市區某知名企業未獲得審批違章建造，城管部門尚未處理此事，樓盤的基礎工程就已經完成。2016年6月，沙市區紀委給予楊哺行政記過處分。

　　起初一個月，楊哺心里很不是滋味，畢竟該企業是招商引資進來的大企業，沒有人想到會犯這樣的錯誤。隨后一個月，組織領導不斷找他談心，他開始慢慢卸下心理包袱。

　　在荊州市，楊哺的情況并非個例。在該市，對受處分干部進行回訪教育談話，已經建立起了穩定的運行機制，包括回訪準備、回訪過程、考核評價以及結果的運用等方面。

　　幫帶與回訪

　　按照該市的規定，處分下達后，受處分人員所在單位須在1個月內確定其幫帶責任人和幫帶措施，并填寫《對受處理處分人員教育幫帶落實情況報告表》，回報紀委監委案件審理部門，審理部門會根據受處分人員的具體情況，擬定回訪方案，并成立回訪教育小組。

　　按照規定，回訪教育小組每年至少對受處分人員進行一次回訪。對于改錯態度比較消極，以及處分較重的，該小組的回訪頻率會高一些。

　　荊州市紀委監委一位相關負責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回訪談話并不僅限于被處理處分的黨員干部，還包括被處理處分干部相關聯的人員。

　　回訪過程中，幫帶責任人至關重要。荊州市紀委監委案件審理室主任蕭俊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們在幫帶責任人的選取上，盡可能地選擇熟悉和愿意幫助受處分干部的上級分管領導。“這是最熟悉和了解他們的人。”

　　萬玲玲現任荊州市發改委黨組書記兼主任。2014年，她在荊州市江陵縣擔任縣委書記期間，代表江陵縣簽訂了環保責任書，后因為轉移支付資金不到位，縣里的污水處理廠未能正常運行，2016年12月，剛到荊州市發改委任職一個月的她受到問責。組織選擇了她的分管領導荊州市常務副市長鐘芝清，作為她的責任幫帶人。

　　“分管領導與我之間工作交流比較充分。平時的談話中，他會提到我被記過的事情，勸我放下包袱，好好工作。”萬玲玲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萬玲玲和楊哺都表示，幫帶人不會刻意就記過進行正式的談話，通常都是在交流工作時“順便”提到此事。

　　2018年初，荊州市調整了談話的思路，不再強調談話的形式、場所，而是更加注重談話的政治、法紀效果。

　　處分影響期結束后，回訪教育小組會對受處分人員影響期內思想、學習和工作等情況進行全面考核評價。當事人要寫出總結，并提供相關的證明材料。回訪小組填寫《受處理處分人員考核評價情況表》，包括教育幫帶人、所在單位黨組織負責人、相關紀檢監察組、回訪教育小組、紀委監委等多方的意見。

　　蕭俊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為了詳細考察各方意見，回訪教育小組會到受處分人員所在單位進行考察，查閱談話記錄，進行問卷調查。

　　匯總多方意見后形成的考核表，會被提供給組織部干部監督室，作為受處分人員提拔任用的重要參考。

　　事實上，湖北省對于回訪教育制度的探索，從兩年前就已經開始。

　　2015年底，湖北省紀委印發《關于加強對受處分黨員干部教育管理的通知》，要求各級黨組織對于犯了錯誤的黨員干部不能“一處了之”，還要擔負起教育挽救的責任。作為回應，2016年4月荊州市開始了回訪教育的嘗試。

　　荊州市受處分的干部中，有70%?80%是較輕的處分，受處分后，他們的工作熱情大都受到了影響。

　　蕭俊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調研各地開展情況的過程中，他們獲得了很多的啟發。例如，要針對回訪對象制定個性化的方案;談話場所可以安排在廉政文化教育基地或家中;要強調幫帶人的主體責任，盡量為受處分干部創造好的條件等等。

　　2018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關于進一步激勵廣大干部新時代新擔當新作為的意見》，提出要幫助干部汲取教訓，改正錯誤，讓受處分干部放下包袱、變“有錯”為“有為”。

　　今年6月，湖北省紀委和組織部聯合印發了《湖北省受處理處分干部教育管理使用暫行辦法》，將管理范圍從受處分黨員擴大至受處分公職人員，并進一步明確了回訪教育后的獎罰機制。

　　蕭俊杰表示，荊州市本就想推廣回訪教育制度，恰好中央和湖北省委出臺了相關文件，于是他們就將兩個文件的精神融入了實施細則，并且明確：只要改錯態度好，就會向組織部門推薦。

　　研究小組曾就是否將開除公職的黨員干部納入回訪對象產生過爭議。許多基層黨員干部因為違法，已經不在當地，回訪難度很大。但如果不進行回訪，就無法了解其思想及生活狀況。研究小組最終決定不將其寫入實施細則，但是盡可能給予幫扶和關懷。另外，一些已經不在原單位的黨員，將他們推薦到社區進行管理。

　　提拔的考量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白智立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由于目前還沒有找到準確判斷黨員干部個體行為長期績效的有效評估機制，所以任何一種評估機制和方法得出的結論，都只能作為參考建議。

　　湖北省羅田縣紀委一位負責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該縣今年得到重新任用的干部約為17名，其中大部分來自扶貧領域。“對這些干部進行問責，大都是因為政績處分，算是輕處分，重處分之下還能獲得任用的一般較少。”

　　一位地級市委組織部常務副部長表示，紀委主動向組織部門提出對受處分干部任用建議的情況，通常不會發生。提拔受處分干部時，組織部門會本著“非常慎重、從嚴把握”的原則。

　　2014年，湖北紅安縣紀委向組織部門提出對15名受處分干部“予以重用”，此事在網上引起了巨大爭議。紅安縣紀委回應說，這15名干部都是因“工作類失誤”受到處分，并未涉及貪污腐敗、道德敗壞等問題。

　　紅安縣時任紀委書記萬小勇指出，對紀檢部門而言，這(建議使用被處分干部)是一次突破，“以往組織部門就干部使用征求紀委意見時，對受過處分的干部，紀委一般都是否決的。”

　　相較之下，荊州市對于受處分干部的任用，顯然更加寬松。荊州市紀委明確表示，只要不是為了謀取私利，改錯態度好，影響期內工作積極，就一定會得到我們的推薦任用。

　　中紀委特邀監察員、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任建明說，處分期滿后提拔重用，本就符合制度規定。在當下要求強化執紀問責的環境下，被處分干部的數量大大增多，如果一個干部被處分后就放棄了，對干部資源來說也是很大的損失。

　　荊州市回訪制度也在變得更加嚴格。2016年實行回訪教育制度之前，考核側重于是否按照規定執行了處分，以及影響期滿后能否解除處分，現在考核設計了正反兩個方面的考核。“表現優異的，我們會向黨委或同級組織部門推薦重用，表現消極的，會進行批判教育，若再次違紀，就加重處分。”蕭俊杰說。

　　幫扶制度帶來的一個效果，是減少了一些官員承擔責任的顧慮。

　　萬玲玲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江陵縣任縣長時，由于要對很多事情要做出權衡，資金的限制導致自己沒有對污水處理方案做出最科學的安排，但在荊州市發改委任職后，她很快就意識到了自己的問題所在。

　　“如果重來一次，我還是會簽下擔責書。不能因為害怕承擔責任就不做事。”萬玲玲表示。

　　不久前，在荊州市重大項目謀劃會上，荊州市市長崔永輝主動提起了自己剛到荊州任職不久就受到領導函詢的事情。

　　崔永輝的坦誠讓萬玲玲有些驚訝：“領導函詢是非常隱密的事，他完全可以不提。但他就是想通過自己的經歷告訴我們‘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

　　從去年受到處分后，楊哺感覺自己的工作態度謹慎許多，不敢再去輕視一些看似常規的問題。萬玲玲則說，與其說變謹慎了，不如說在面對復雜問題時考慮得更全面了，“這是一種進步的謹慎。”

　　白智立認為，回訪教育制度填補了長期以來存在的受處分黨員干部缺乏管理監督的空白，有利于對公共部門成員進行最大限度的動員。(張潔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