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看到鸚鵡下蛋就害怕，因為這意味著我要給它們騰地方、增飼料，愁人。”

　　近日，深圳青年王鵬“賣自家養的2只鸚鵡被判5年”的新聞，引起持續爭論。

　　有人認為，王鵬被判5年在法律框架內并無不妥；也有人認為，“為外來物種而耗費這么大的人力物力財力，與法律設立的初衷有偏離。”

　　目前，法律界人士的參與讓王鵬及其家人看到了希望，他們期待二審能對一審的判決作出修正。

　　對王鵬案二審抱有期待的，還有一位養鸚鵡的老板。

　　四年來他投入數百萬元養殖鸚鵡，但因相關法律一只都沒有賣出去，他甚至想把鸚鵡放生，但發現放生也是違法的。

　　◆有網友指出，不加甄別地將《華盛頓公約》附錄一、附錄二中的物種，照搬過來認定為國家一級、二級保護動物，到底合不合理？

　　他，等著二審

　　“賣鸚鵡者”擬無罪辯護

　　《野保法》引發網友討論

　　據法制晚報報道，2016年5月17日，深圳警方來到王鵬位于深圳寶安區的出租屋內，對其逮捕時，當場查獲了45只鸚鵡。

　　報道稱，2016年4月初，王鵬賣了6只鸚鵡，價格約3000元。調查結果顯示，6只鸚鵡中，除4只為玄鳳鸚鵡外，有兩只為小金太陽鸚鵡，學名綠頰錐尾鸚鵡，被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中，屬于受保護物種。

　　2017年3月30日，深圳市寶安區人民法院一審以犯“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判處王鵬有期徒刑5年，并處罰金3000元。

　　對于此案，紅星新聞記者了解到，北京理工大學法學教授徐昕等律師，為王鵬在二審中做無罪辯護。

　　雖然王鵬案二審開庭時間至今未確定，但網上關于《野保法》的討論已經沸沸揚揚。

　　有網友指出，《華盛頓公約》(CITES，即《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簽訂的初衷，在于管制而非完全禁止野生物種的國際貿易，其用物種分級與許可證的方式，以達成野生物種市場的永續利用性的目的；而國內不加甄別地將《公約》附錄一、附錄二中的物種，照搬過來認定為國家一級、二級保護動物，到底合不合理？“比如俗稱‘六角恐龍’的鈍口螈，與本次涉案的‘綠頰錐尾鸚鵡’一樣，都是《公約》附錄二中的物種，但在日本它是可以油炸的食材，而且價格很便宜。”

　　◆“這個東西的養殖太復雜了，我們一切都按合法的來，4年來已經賠了500多萬，盈利依然遙遙無期。”

　　他，也在等著“二審”

　　有證經營鸚鵡養殖

　　感覺自己掉進坑里

　　“王鵬賣鸚鵡案”被報道后，有網友將《野保法》中將所有鸚鵡科的鳥都列為國家保護動物的行為展開討論。

　　阿勇看到后心頭一熱，他想，在不久的將來，《野保法》會不會對鸚鵡的具體種類給出司法解釋呢？

　　如果真能這樣，這對他來說絕對是一個好消息。

　　4年來已經賠了500多萬

　　與王鵬的非法養殖不同，在安徽省從事鸚鵡養殖的阿勇(化名)是有證經營。他目前擁有一個占地16畝的養殖場，里邊養有藍黃金剛、綠翅金剛和非洲灰3種共計160多只鸚鵡。

　　“剛開始養鸚鵡是在2002年前后，當時也跟王鵬一樣，養它們純粹是出于熱愛。”5月9日，在接受紅星新聞記者采訪時，阿勇如是說。

　　阿勇是廣東人，對香港的花鳥市場有關注，“那邊的市場上就有賣各種鸚鵡的，警察帶著槍在市場上轉來轉去，也沒說過什么。”

　　在發現鸚鵡市場有利可圖之后，他便盤算著把自己的愛好當成一個生意來做，“回來我還特地查了一下，咱們內地的法律對養殖鸚鵡是大力提倡的。”

　　1988年通過的《野生動物保護法》第一章第四條規定，國家對野生動物實行加強資源保護、積極馴養繁殖、合理開發利用的方針，鼓勵開展野生動物科學研究。在野生動物資源保護、科學研究和馴養繁殖方面成績顯著的單位和個人，由政府給予獎勵。

　　阿勇說，2010年前后，他就開始為養殖鸚鵡做準備了。

　　從辦理《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馴養繁殖許可證》(以下簡稱《馴養繁殖許可證》)，到引種、建廠……2013年底，養殖場初具規模。

　　但現在阿勇覺得，自己仿佛是掉進了一個坑里，無力逃脫，“這個東西的養殖太復雜了，我們一切都按合法的來，4年來已經賠了500多萬，盈利依然遙遙無期。”

　　原標題：養起太貴，賣了犯罪這位鸚鵡養殖戶犯愁了

　　“這東西不能隨便賣的”

　　阿勇回憶，他的養殖場最初引進了80只鸚鵡，“20只藍黃金剛，20只綠翅金剛，40只非洲灰。”

　　他說，這三種鸚鵡的前兩種是《公約》附錄二，“非洲灰”買的時候是《公約》附錄二中的，去年被收錄進《公約》附錄一中了，“都是從浙江的一家鸚鵡養殖企業引進的二代種。”

　　“鸚鵡的正常存活時間很長的，有些品種甚至能活80歲。”阿勇介紹，所以在選擇養鸚鵡時，他選的都是十幾歲的成年鸚鵡。

　　“行話叫‘熟對’，當時也是為了盡快盈利，一共花費了380余萬元。”阿勇說，引進時的價格都不便宜，以“綠翅”為例，當時買的是10萬塊錢一對。

　　因為當時行情好，養殖場開始運營的時候他也信心滿滿，以為自己要開創一個藍海行業，但事情的發展完全出乎意料。

　　“這東西不能隨便賣的。”在與紅星新聞記者的通話中，阿勇無奈地說。

　　在鸚鵡的養殖過程中，除了一般的《工商營業執照》、《動物檢驗檢疫證之外》，還需要辦理《馴養繁殖許可證》，而這些證只是合法養殖的必需，“而在這樣的情況下，我養的鸚鵡只能賣給有《馴養繁殖許可證》的組織或個人。”

　　賣不掉就放生？“也違法”

　　按照之前的設想，買來的鸚鵡開始下蛋繁殖是一件喜事，但如今看來，這是一件讓他頭大的事，“我一看到鸚鵡下蛋就害怕，因為這意味著我要給它們騰地方、增飼料，發愁人。”

　　現在阿勇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他有時也在想，如果以后沒錢運營養殖場了，就干脆把鸚鵡放生了算了，“每年30多萬的費用，如果不盈利我堅持不了多久。”

　　但查詢了相關的法律法規之后，阿勇“崩潰”了：因為人工養殖的鸚鵡不具備野外自主生存的能力，法律規定，放生鸚鵡等同遺棄，也是違法的！

　　阿勇至今搞不懂，為什么一個在《野生動物保護法》中被大力提倡人工馴養的動物，在合法的情況下，想以它獲利會如此之難。

　　對于未來，阿勇很茫然，他不知道以后會怎樣。但清楚的是，以目前的情況，他也撐不了多久了，“哎！走一天看一天吧，既然已經入坑了，怎么可能輕易就跳出去。”

　　專家觀點

　　“中國的《野保法》相對來講，比較粗線條，所以在國家一級、二級保護動物的認定中，就套用了國際公約或某些紅皮書的相關規定”

　　耗費人力物力關注外來物種，脫離立法初衷

　　在我國1988年通過的《野保法》體系下，保護動物的級別幾十年來一直沒有調整。

　　達爾問自然求知社研究員劉慧莉告訴紅星新聞記者，“不過最新的《野保法》也有了相關的修正，對于物種的保護級別，五年就要調整一次。”

　　“這種調整，是需要跟最新的研究成果相結合的。”劉慧莉說，但在如何保護相關物種、在法律上給予什么樣的地位及保障，目前的法律中并沒有相關規定。

　　曾全程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2016年修訂的鳥類保護專家，中國高校動物協會聯盟(籌)、海口市野生動物協會秘書長李波，在接受紅星新聞記者采訪時說，在國際上，《華盛頓公約》的劃分是比較嚴格和清晰的，但在國內有所不同，中國的《野保法》相對來講，比較粗線條，所以在國家一級、二級保護動物的認定中，就套用了國際公約或某些紅皮書的相關規定，“這肯定就存在某些條款是不符合中國國情和法情的情況。”

　　5月9日上午，正在美國參加世界動物博覽會的李波說，“在執法過程中，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不切合、甚至脫離了中國實際的情況。”

　　李波說，“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去關注一個外來物種，這嚴重脫離了咱們立法的初衷。”

　　而對于類似王鵬所養的“錐尾鸚鵡”的保護，李波認為，這完全可以按照公約上邊的要求，監管其養殖、售賣等過程，不違反公約就行了。（來源：成都商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