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粉絲而言,造假行為涉嫌構成商業欺詐;對于同行業競爭者來說,造假則涉嫌構成不正當競爭。規范網絡直播空間,更重要的是建立行業自律和企業自律機制。

　　作為互聯網經濟發展的產物,網絡直播可謂越來越火,從秀場到電競直播再到全民直播,如此發展只用了兩年時間。

　　網絡直播行業的興起,往前可以追溯到“9158”和“六間房”這樣的秀場,不過當時并沒有如此高的關注度。直到2014年,斗魚、虎牙等直播平臺的出現,網絡直播行業開始走進大家的視野。

　　根據文化部今年4月公布的數據,我國的網絡直播企業約有200家,這一數量目前還在保持著增長,幾乎每周都有1至2家企業進入這個行業。

　　網絡直播行業在飛速發展的同時,越來越多的問題也開始凸顯。

　　代打游戲引欺詐爭議

　　為凈化網絡直播空間,整治網絡直播間的不雅行為,6月1日,北京市文化執法總隊及北京網絡文化協會共同公布第一批違反《北京網絡直播行業自律公約》的主播名單,共涉及北京市9家網絡直播平臺的40名主播,北京市各網絡直播平臺將永久封禁名單中的主播,不提供注冊通道及直播空間。

　　此舉是為了治理之前屢受詬病的網絡直播涉黃涉暴行為。然而,《法制日報》記者發現,在涉黃涉暴之后,一些網絡直播平臺又曝出“游戲代打”涉嫌欺詐爭議。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不久前,年薪千萬元的知名游戲女主播劉佳怡被曝在直播時并未親自打游戲,而是請專人代打,自己同步解說游戲畫面。此說法一度成為網絡熱門話題。經過20多天的發酵,近日,劉佳怡在微博首次承認,確實“存在部分代打行為”。她同時稱,將捐出所有在直播中得到的禮物。

　　據了解,劉佳怡最早在一家著名直播平臺出道,憑借出眾的游戲技術和風趣幽默的解說俘獲大量粉絲,2015年跳槽到斗魚直播平臺。

　　在網絡女主播隊伍中,劉佳怡是較為特殊的一位。與大多數女主播憑借高顏值、唱歌跳舞等方式獲得關注和禮物不同,她以游戲技術和解說能力在網絡直播圈立身。

　　在網絡直播中,劉佳怡常常能做出精彩游戲操作,甚至擊敗對方陣營里世界級的玩家,引得直播間里眾多觀眾贊嘆。每當劉佳怡在游戲中做出精彩操作時,直播間的彈幕刷出滿屏幕的“666”(網絡用語,意為“很厲害”——記者注),場面頗為壯觀。不少觀眾還會贈送需用人民幣兌換的各類虛擬禮品。

　　不僅如此,劉佳怡還和觀眾保持著良好的互動,以風趣幽默的解說聞名。劉佳怡在斗魚TV直播間擁有粉絲240多萬,高峰期直播在線觀看人數甚至過百萬。

　　與高人氣相伴的是高收入。在一期電視節目中,劉佳怡曾自曝,她的年收入在1000萬元左右。

　　因此,劉佳怡“代打游戲”事件一經曝出,立刻引來網友關注,支持者和拍磚者都有,更有人質疑其行為涉嫌詐騙。

　　對于網絡直播中“代打游戲”的行為,中國傳媒大學政治與法律學院法律系副主任鄭寧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劉佳怡的行為是否涉嫌詐騙,首先要看是否有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行為,這一點需要有充分的證據來證明;其次,只有在涉及數額較大時,才可以被認為涉嫌詐騙;第三要看因果關系,這主要看網絡主播采用的手段和最后獲得的公私財物之間有沒有因果關系。”

　　鄭寧說,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通常認為,該罪的基本構造為:行為人以獲取不法所得為目的實施欺詐行為,被害人產生錯誤認識并基于此處分財產,行為人取得財產,被害人受到財產上的損失。

　　直播數據造假成常態

　　在網絡直播江湖中,此次被曝光的“游戲代打”事件并非孤例。有網絡游戲主播曾爆料,“國內直播代打滿街跑”。

　　有網友告訴記者,國內游戲直播找代打非常常見。

　　按照這名網友的指引,記者打開淘寶隨意搜索“英雄聯盟　代打”,發現有許多職業代打人隨意挑選,但是代打的段位不一樣價格也不同,一般一場比賽的價格從幾元到幾百元不等。

　　除了游戲代打,網絡直播平臺的信息、數據造假問題也由來已久。

　　如今,隨手打開一個直播APP,女主播在唱歌聊天,男主播都在講段子,吃個飯、玩個游戲、抽根煙、喝杯咖啡都能引來一票人圍觀。然而,在這看似熱鬧的背后,粉絲量可能是刷出來的,圍觀的人數也可能是摻了水的,不間斷的禮物可能是賤價購買送的。網絡直播平臺刷單、數據摻水滿滿都是套路。

　　在淘寶上,記者發現網絡直播平臺刷單也是一門十分火爆的生意。搜索較火的幾款網絡直播APP,買粉絲、買人氣、買評論、買熱門、買禮物的人數都在幾百到幾萬人不等。而直播平臺對刷單行為卻諱莫如深,這背后潛藏的是多方的利益糾葛。

　　不僅如此,有的網絡主播為博出位,可謂用盡手段。一些網絡主播在開播前就先包裝自己。此前有媒體報道稱,一些網絡主播涉嫌學歷、姓名、資料等個人信息造假。

　　對此,陜西師范大學網絡新聞系教師、復旦大學新聞學博士郭棟說:“這些造假行為有詐騙嫌疑,但是,當詐騙行為穿上創新這雙紅舞鞋后,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具備了合法性。在傳統意義上,這種行為是不道德或者違法的,但在互聯網經濟下,一旦披上創新的外衣,就會產生某種合法性,其中的度在哪里,值得反思。”

　　郭棟說,從法律層面上看,網絡主播有動機、實施了行為,但是如何界定由此導致的損失及后果,缺乏可行的量化標準。“我覺得此類情況在法律層面是無助的,法無明文規定不禁止”。

　　“對于粉絲而言,這種造假行為涉嫌構成商業欺詐;對于同行業競爭者來說,造假則涉嫌構成不正當競爭,因為這種行為違背了誠實信用的原則。”鄭寧直言。

　　規范還需行業自律

　　在屢屢被曝出的各種問題中,網絡直播平臺扮演怎樣的角色?

　　對此,鄭寧說:“作為直播平臺,除了應對涉黃涉暴力的內容進行管控外,還有責任有義務確保直播間的主播們誠實守信不涉嫌欺詐,網絡直播平臺應進行有效地提示并采取一些風險防范措施。在接到舉報投訴后,網絡直播平臺要及時采取措施,比如封號、暫停或是加入黑名單等,平臺有監管職責。”

　　據記者了解,網絡主播的人氣可以帶動平臺的訪問數,有些網絡主播甚至是網絡直播平臺花高價從其他平臺挖過來的。在這種利益背景下,網絡直播平臺真的能履行好監管職責嗎?網絡直播行業到底該如何規范?

　　對此,郭棟認為,不應過于苛責網絡直播平臺,現在一些網絡直播平臺的自律意識正在增強,出臺了一些類似行業規定的文件。

　　郭棟說,直播行業的問題正逐漸浮出水面,在此之前,微博和微信也經歷過這樣一個階段。從當前的治理實踐來看,也大致呈現出重行政管制輕法律治理的脈絡。一批網絡直播平臺已經被處分,可以預見的是,網絡直播空間得到凈化只是時間問題。

　　對于郭棟提出的“輕法律治理”問題,鄭寧認為:“關于網絡直播行業的監管,確實存在法律上的真空地帶。雖然現有一些關于互聯網的法律法規可以調節網絡直播行業,但仍有人打擦邊球,這一行業仍存在灰色地帶。政府部門一方面要完善相關立法,另一方面要加大執法力度。”

　　鄭寧說,規范此類現象,更重要的還是要建立行業自律和企業自律機制。比如,把禁止刷粉絲量、代打等行為列入自律公約中,由企業共同遵守。此外,還需要社會監督機制,要建立健全相關投訴舉報機制。有些問題,企業本身解決不了,這時可以由政府部門出面解決,通過幾方面的共同努力,從而形成合力才能把這個行業經營好。

　　對此,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陳一天也持類似觀點。陳一天說:“現行刑法、民法、合同法以及網絡安全與文化傳播的相關法律法規,足以滿足此類行為的法律需求。就目前而言,不需要針對一種行為制定法律法規,只需平臺提供者制定清晰的規則處理糾紛。”( 韓丹東 趙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