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決定在一個單純而歡樂的節日，講述一個沉重而疼痛的話題——性侵兒童現狀調查。

　　我們希望，這份疼痛能喚醒更多人對嚴峻現實的關注、警醒與反思。

　　我們報道團隊的四位記者，分赴北京、吉林、湖南、青海、江西，在對性侵兒童話題展開調研時，“疼痛”是我們最直觀的共同感受。

　　這一篇記者手記，由四位記者共同完成，向您講述不同視角下的痛感。

　　如果我們的疼痛，能喚起您對孩子的更多保護，這便是我們寄出的“別樣禮物”。

　　【守護之痛：安全網能不能再織密一些?】

　　講述者：新華社江西分社記者沈洋

　　光天化日、校園之內、持續數月，江西南昌縣12歲留守女童被多次性侵。教師的責任心，家長的責任心，學校的安全意識到底在哪里?

　　遇到這樣的采訪，我心里總是堵得慌，提問小心翼翼，寧愿放棄一些細節，也不愿再次揭開家長的傷疤。對受害女童，甚至不忍多看一眼，生怕一個不經意的眼神，也會對她造成傷害。

　　從已公開的案件來看，向女童伸出魔爪的不少是鄰居、老師等身邊人。鄉村的空殼化，一師一校的教學點，也讓個別教師露出邪惡的一面。

　　前不久，我采訪了江西一所鄉村中學兩名初一女生跳河自殺致一死一失蹤的事件。多名同學反映，一名男教師曾多次把失蹤的女生帶到學校后面一棟荒廢的房子里。從那回來，只要同學們問起，女孩就哭。

　　而就在事發前的一個周末，這名失蹤女孩回家，媽媽發現她大腿根部有一長條破皮劃痕，“當時以為是穿牛仔褲磨破的”。

　　如今，孩子的媽媽為自己的大意悔斷了腸。

　　采訪之后我不禁會想，如果老師、家長的關心更細致一些，孩子還會不會走投無路?

　　令人欣慰的是，我在采訪中也發現好的探索。江西省弋陽縣，中小學生中留守兒童的比例超過42%。縣里對學校、老師的考核，從“優秀率”轉為“關愛率”，通過家長培訓，教會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家庭管理技巧。校長教師經常家訪，對每個村的情況了如指掌，有的學校要上晚自習，教師還會護送孩子走過危險路段……

　　我們能做的，其實很多。

　　如果把安全網織得牢一點，性侵兒童的悲劇，會不會少一些?

　　【沉默之痛：誰為罪惡蓋上了“遮羞布”?】

　　講述者：新華社湖南分社記者袁汝婷

　　從來沒有哪一次采訪，讓我如此憤怒。

　　今年四月，我和同事在湖南攸縣調查，揭開了一起農村小學男教師多年來持續猥褻多名小學女童的黑幕。我們的報道，最終促使嫌疑人被刑拘，多位相關責任人被立案調查、嚴肅處分。

　　報道告一段落，可我內心的沉重感久久難以散去。

　　在個別教師的卑劣行徑之外，整場采訪中，有兩個事實最令我憤怒——

　　第一個事實是：有受害女童的父母拒絕揭發，甚至試圖掩蓋真相。

　　小雨(化名)和她的父親，是給我們提供線索的舉報者。經他們牽線，我們與多名涉事女童隱蔽溝通，坐實舉報情況，然后將線索轉交給了警方。

　　可這個勇敢的12歲女孩和她的家人，最初曾被其他受害人家屬深深傷害。當她們一起向受害女童小敏(化名)的媽媽講述被猥褻的事實，小敏媽媽的反應居然是告誡女兒讓她再也不要和小雨玩，“她思想齷齪”，也不許小敏把被猥褻的事說出去。

　　這不是我第一次接觸兒童猥褻案的報道，可以說，小敏媽媽是部分受害兒童家長的一個縮影。

　　監護人的懦弱，成了罪惡的“遮羞布”。

　　第二個事實是：在學生及家長向校方舉報后，當事教師被調往另一學校繼續任教。校長等管理人士知情后，竟無一人報警。

　　我們采訪中，校長曾幾次以“情與理”的說法來解釋為何對涉事教師從輕處罰。“教學成績好”“即將退休”等理由被反復強調。他們以為，超越法律底線的錯誤，是可以用這些理由彌補的。

　　同樣令人悲嘆的是，孩子和家長盡管深惡痛絕，也并未想到報警。

　　如果法律是保護未成年人的最后一道防線，那么，校園普法任重道遠。

　　還有一個采訪細節讓我記憶猶新——

　　采訪最初，小雨始終不愿開口說話，直到我握著她的手告訴她：“你做得很好。你把這件事告訴了爸爸，是你的勇敢，救了班上所有的女孩。”

　　這句話是我的真心話。事實上，正是小雨和她父親孤勇地站了出來，才扯下了罪惡的“遮羞布”。

　　是他們的“拒絕沉默”，救了下一個可能被傷害的孩子。

　　我希望這個社會有更多像小雨和小雨爸爸一樣勇敢的人，這樣，悲劇或許會更少一些。

　　我更希望，我的從業生涯里，再遇不上這樣的新聞。

　　【法制之痛：期待法律法規對女童形成“立體保護”】

　　講述者：新華社青海分社記者龐書緯

　　采訪中，我的心情一直很沉重。

　　近年來相繼曝出的兒童性侵事件，無不觸目驚心;而更重要的是在現有法律框架內，尚難以形成對女童的“立體保護”。

　　不可否認的是，目前我國關于女童保護的法律、法規，其有效性和專門性還有待進一步提高，面對一些現實問題，往往難以拿出有效、專門的法律、法規予以懲戒。此外，由于女童性侵案件本身的隱秘性，常常“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給辦案帶來很大難度。

　　不少人將本屬法律問題的性侵案“道德化”，以“圍觀”的力量逼迫受害兒童及其家人沉默，這恰恰是對罪惡的縱容。

　　公民法治意識的缺失，還體現在對司法信任不足。面對女童遭受性侵的“難言之隱”，不少家庭會選擇通過民間“習慣法”的方式“私了”，而非走正規司法程序。

　　其實女童性侵作為一面棱鏡，其中折射的，又何嘗不是保護女童“道阻且長”的現實?

　　然而，我永遠堅信，法治化作為歷史客觀規律，其趨勢不可阻擋，其前途清晰可期。這不僅體現在宏觀的法律體系建構上，更體現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個細節，體現在人們思想觀念的每一個角落。

　　期待保護女童的相關法律法規化作全方位環繞的“水晶墻”，讓女童能在細致入微的保護中，快樂健康地成長。

　　【愈合之痛：愿受傷的孩子被世界溫柔相待】

　　講述者：新華社吉林分社記者李雙溪

　　歌德曾說過，命運的創傷是可以醫治的，只有心靈的創傷無法醫治。

　　在跟蹤采訪女童強奸案的一年中，我見證了罪犯被繩之以法，真相水落石出的過程。但最讓我心痛的是，案件給一個6歲女孩幼小心靈造成的傷害，久久無法愈合。

　　一年過去，“噩夢”“抓狂”“恐懼”“離群索居”的狀態一直糾纏著這個孩子，治療效果反反復復。

　　一位長期從事心理援助的咨詢師說，早年的性侵會對女童的成長造成極大的傷害。如果這樣的創傷得不到及時的治療，很可能會對女童成長中的情緒、行為、親密關系、人格塑造等方面產生不良影響。

　　在我采訪的案例中，女孩的父母做出了極大的犧牲：放棄工作，全心守護孩子，并為孩子提供長期的心理干預治療。

　　然而，還有很多案例的結果更糟。一些受害者錯失了良好的治愈機會，導致心理創傷和恐懼陰影伴隨始終，很多受害者直到中老年時還記憶猶新。這種傷痛無法釋懷、無人傾訴，讓他們選擇了自我否定和自我壓抑的生活。

　　更遑論貧困地區的受害兒童。一方面，缺乏具備資質的心理干預機構，另一方面，高額的治療費用也讓他們望而卻步。

　　去年奧斯卡獎熱門電影《房間》，取材于真實故事：女孩喬伊被一個男人拐騙，囚禁長達七年。在此期間，她遭到強奸并生下兒子杰克。杰克五歲生日之后，母子倆才逃出魔掌。

　　影片到此，很多人松了口氣，但真正的考驗是他們回歸社會的過程。

　　喬伊面對家人的不解和輿論的拷問，一度選擇了輕生，在被搶救后，進行了長期的心理治療，而男孩杰克從一個與世隔絕的“房間”進入到真實社會，也克服了巨大的心理落差，成長中伴隨著痛苦的抉擇。

　　愈合不僅意味著解救自我，還面臨著回歸社會的過程。那些遭受過性侵的受害者，面臨著類似的愈合之痛——標簽化、污名化、冷漠、誤解……他們只能選擇逃離社會，只因無處容身。

　　不妨給受害者多一些呵護和關懷，拋棄成見和誤解，營造一個溫柔友善的社會環境。他們是受害人，而不是犯錯者，別推開他們。

　　對這些曾被傷害過的孩子，我只愿他們能被世界溫柔相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