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網友質疑這首平均每個字價值556元的18字《詠雞》詩與唐朝詩人駱賓王7歲時所作的《詠鵝》“如出一轍，過于雷同”。還有不少網友質疑詩作的價值及水平，紛紛跟帖作出《詠鴨》《詠豬》《詠狗》《詠牛》《詠官》詩。

　　農民詩人，是農民，也是詩人。

　　他們作的詩價值幾何?農民的身份標簽背后，有著怎樣的經歷和情懷?一個湘北小鎮發起“農民文學獎”，其初衷、意義何在?記者走進湖南省湘陰縣鶴龍湖鎮，探尋其中的故事。

　　“你應該展示一下，不要著急嘛”

　　身著一身軍綠色列寧裝的危勇從張一一手中接過獲獎證書和獎金。一萬元的鈔票散著，大喇喇地夾在折疊的證書中間。危勇打開證書，鈔票飄落到地上幾張。他撿起來，重新夾回去，迅速坐回座位，表情嚴肅緊張。“你應該展示一下，不要著急嘛。”副鎮長的口氣略帶埋怨

　　22日下午，煙雨蒙蒙，在湘北小鎮鶴龍湖鎮政府會議室里，正在舉行第二屆農民文學獎的頒獎儀式。

　　說是儀式，未免過于隆重。9個農民圍坐在會議桌邊，對面是副鎮長徐凌峰，以及特地從北京趕回家鄉的農民文學獎和農村文化月“千村計劃”發起人、湘陰籍青年作家張一一。

　　“下面開始頒獎!危勇!”徐凌峰喊。

　　“有!”身著一身軍綠色列寧裝的危勇站起身，走到桌對面，從張一一手中接過獲獎證書和獎金。一萬元的鈔票散著，大喇喇地夾在折疊的證書中間。危勇打開證書，鈔票飄落到地上幾張。他撿起來，重新夾回去，迅速坐回座位，表情嚴肅緊張。

　　“你應該展示一下，不要著急嘛。”副鎮長的口氣略帶埋怨。但他很快就念到了下一個名字：“蔣慕平!”

　　蔣慕平得了特別獎，也有五千元獎金。去年首屆農民文學獎，她是得主，獲得了八千元獎金。蔣慕平慢慢走上前去，頗有“經驗”地露出一個微笑，打開證書，在臺上站了幾秒。掌聲稀稀拉拉，畢竟只有11個人在場，并沒有其他觀眾。

　　突然，手機鈴聲大作。一位農民詩人站起來走到門邊，對著手機大聲說：“我在鎮政府，在鎮政府領獎，領獎!”掛掉電話坐回去。不一會兒，手機又響起，他接起電話，反反復復三次。

　　副鎮長徐凌峰并沒有“搭理”這些“噪音”，他用更洪亮的聲音繼續念出提名獎獲得者的名字，在每一次頒獎后把巴掌拍得更響，試圖把眾人的注意力拉回來。

　　被安排第一個發表獲獎感言的并不是危勇，而是蔣慕平。她平靜、聰明地用幾句話結束了感言：“今天得了特別獎，非常高興。感謝一一老師給我們發獎金，肯定我們農民的寫作，我一定不辜負期望，寫出更好的作品。”

　　下來后，她對記者說：“這些人里，我是在文學界發表文章最多的，縣文化局的局長副局長都認識我，第一屆的一等獎非我莫屬。”

　　危勇第二個發表感言：“我本身是個農民，愛好文學，鶴龍湖是我的家鄉，我要在以后的作品里多寫寫我的家鄉。”副鎮長徐凌峰帶頭鼓起了掌。

　　這次得獎的農民，都是鶴龍湖鎮詩聯文學會的會員。詩聯文學會70歲的副會長張中一也上臺講了幾句：“感謝一一，沒有他出錢出力，就沒有農民文學獎。今年還給我們出了有正式刊號的書。”

　　張一一略有些不好意思，他站起來接話道：“作為農民的兒子，很高興能有機會為家鄉的文化事業盡一些綿薄之力。希望大家不但自己堅持寫，還能夠繼續發動周圍人、身邊人寫作，能夠在農村形成一種文化的氛圍，讓農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豐富、充實。”

　　坐下后，張一一仿佛又想到什么：“大家以后多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每個人都有稿費，明年的下屆農民文學獎還會提高獎金。今年出十萬字的書，以后可以出二十萬、三十萬字。”掌聲十分熱烈。

　　“感謝一一的表態，他以赤子之心回報家鄉對他的關愛，下面，我代表黨委政府講三個方面的意見。”副鎮長徐凌峰總結。歷時十五分鐘的頒獎儀式，他的發言占了七八分鐘。

　　這是一場嚴肅而又略顯滑稽的頒獎儀式。參加的人與鶴龍湖鎮的其他農民一樣，種田養蟹，打工糊口。和別人不大一樣的是，他們把大半輩子的農余時間都用來看書寫作。

　　“農民詩人?這是別人安在他們身上的記號，在此之前，他們當中的很多人都已經堅持寫作幾十年了。”張中一說。

　　“都是勞動人民，不寫這些寫什么?”

　　用村里世俗的眼光衡量，危勇算是個“成功人士”。村里有德高望重的老人家做壽，能請來危勇即興賦詩，是很有面子的事。“你讀過我那首《詠雞》嗎?我都是即興創作的，靈感來源于生活。網上有些人說我抄襲、炒作，我是農民，不懂那個。”危勇說

　　危勇是個精明的湘北老漢。他66歲，身材高大，面龐黑紅，一身得體的列寧裝，不說話的時候永遠端坐著，雙腿并攏，腰板挺得直直的。

　　他在鶴龍湖鎮新建村的家修得漂亮氣派，周圍環繞著水塘、飯莊。如果是在十月份，很多長沙人會自駕游來到這里，垂釣賞荷，嘗嘗這里遠近聞名的大閘蟹。

　　驅車沿著鶴龍湖鎮新建村的主干道一路前行，一位村民指著最大的幾個水塘說，“危勇家的，一共十幾畝，九十年代他才花了六萬塊錢買的，現在可值錢了。”

　　用村里世俗的眼光衡量，危勇算是個“成功人士”。不缺錢、子女有出息、房子修得好，還好舞文弄墨，“高雅”得很。村里有德高望重的老人家做壽，能請來危勇即興賦詩，是很有面子的事。

　　“星做蟠桃月做餅，江為歌帶海為盅。潘程二老皆人杰，九秩雙遐慶大辰。”

　　這是危勇在村民潘力生、程應球兩位老人的壽宴上現場所作的一首祝壽詩。怕自己鄉音重記者聽不懂，危勇背了一遍又一筆一劃地寫在信紙上，“請惠存。”

　　“你讀過我那首《詠雞》嗎?我都是即興創作的，靈感來源于生活。網上有些人說我抄襲、炒作，我是農民，不懂那個。”危勇說，鎮上誰家不養雞，他家養了十幾只，老婆子天天喂雞，公雞天天打鳴。“城里人，年輕人，哪懂這些?”

　　“有些網友模仿你這首《詠雞》，作了很多詩。”記者說。

　　“我知道，張一一告訴我了。我還是有點古文功底的，平仄、押韻，都知道。我不光要詠雞，以后還要詠鴨、詠豬、詠狗、詠牛。”

　　老伴兒在旁邊聽了笑，危勇停下來，好像有些不好意思。他從里屋拿出一冊《華夏詩詞藝術集錦》，熟稔地翻到一頁，遞給記者，“看，這是我的肖像，上面有我的很多詩。”

　　記者翻看，一首《漁村》里寫道，“極目平湖韻味賒，宏開明鏡照天涯。銀魚嚼綠堤邊草，彩蝶叮紅水底霞。興教集資修學校，為公造富樂于佳。村民都住桃園里，無復仙河再覓槎。”

　　“沒養蟹前，我養魚，新建村就是個漁村。你看，我的詩，都是寫農村的。平時沒事，我就騎著單車看風景。農村最好的就是風景，看著看著，有了靈感，我就記下來。”

　　“都是農村人，勞動人民，不寫這些，寫什么?”張中一在一旁插話，“詩歌不是高高在上的，憑什么農民寫不得?如果詩歌真像人們所說的那樣，像一座殿堂，它應該修在山水的旁邊，村莊的大樹下，在人們觸手可及的地方。”

　　年輕時，危勇就愛寫作，一有閑錢，他就翻報紙找刊物，把自己的作品寄過去。“我爹媽去世得早，小學四年級就輟學了，沒受過什么正規教育，總覺得遺憾。總想著，自己的作品要是上了報，變成鉛字，多光榮。”

　　少年時的危勇一邊種田，一邊堅持自學、寫作，四大名著也是那時候借著看完的。十五六歲時，他的詩就發表在了《少年文藝》上。

　　80年代，危勇曾經花135元錢買了一本詩集，厚厚一冊，沉甸甸的，現在還保留著。“那時候工人一個月才賺多少錢?我花一百多塊錢買本詩集，都不敢讓村里人知道。知道了，都要說我是瘋子。”

　　老伴兒一度也不理解，“只知道寫作費腦子，哪里知道還這么費錢。”后來拗不過他，只好作罷，“總比打牌輸錢、買地下六合彩好。”

　　“只有在寫作中，我才能找到自己”

　　“對于我來說，有丁點兒詩意，有丁點兒浪漫，真是太難得了。我只有從創作里才能找到年輕的感覺，我的心在文字中變得豐盈起來，變得年輕起來。”每當丈夫埋怨、家務瑣碎搞得她心煩意亂時，蔣慕平總會爬到二樓，關上門，拿出紙筆，一個字一個字地寫

　　以世俗標準衡量，53歲的蔣慕平活得并不輕松。她的臉上刻滿了時間的痕跡，大半輩子的時間，她或者在種田，或者在城鄉接合部給人擦皮鞋。獲得首屆農民文學獎的小戲《擦鞋》，就是生活經歷所得。

　　“我一輩子都沒有什么如意的事，只有在寫作中我才能找到自己。”

　　蔣慕平的家庭是典型的留守家庭。兩個兒子、兒媳在外省打工，一年回家一次。平時，她和老伴兒一個種田打工，一個照顧孫子孫女。

　　在鶴龍湖鎮古塘村，蔣慕平家的房子是最老舊。房子是1990年蓋的，水泥墻裸露在外面，大門是木頭的，一樓養雞，二樓住人。

　　“現在起一座新房子，要十幾萬塊，我們哪里有這個錢。當年建房子的錢，一家人花了好幾年才還完。”

　　高一時，蔣慕平就輟學了。1982年，她在父母的安排下，嫁給了從未謀面的丈夫。

　　“我們那個時代的人，哪談得上愛情，沒有愛情。對我來說，愛情只存在于詩歌里，書本里。”蔣慕平冷冷地說道。

　　丈夫不能理解她寫作，她覺得苦悶。她愛看從前在鄉村演出的小戲、花鼓戲，就在干完農活、伺候完丈夫孩子后，點著蠟燭寫劇本。

　　“對于我來說，有丁點兒詩意，有丁點兒浪漫，真是太難得了。我只有從創作里才能找到年輕的感覺，我的心在文字中變得豐盈起來，變得年輕起來。”

　　1996年，她寫了一個劇本《送公糧》，內容是一個村里發洪澇災害，糧食收成不好，男人就想跟糧站的人套近乎，以次充好蒙混過關。女人知道了這事，趕緊趕到糧站坦誠一切，最后丈夫理解了妻子，夫妻倆高高興興地牽手回家去。

　　蔣慕平覺得自己構思不錯，但還需要指導，就產生了拜師的念頭。從沒出過遠門的她找到一個在長沙打工的同學，帶她去了湖南省戲劇院。

　　“我膽子也大，無知者無畏，找到門衛，告訴他我愛好寫作，想拜師學藝。門衛就把我領到大廳，找了戲劇院的領導，一位姓鄒的老師接待了我。”蔣慕平說，對方答應把她的劇本留下，看看有沒有演出機會。

　　半年過去了，沒有任何消息，蔣慕平不甘心，寫信過去打聽，得知鄒老師早已調離。“還好，劇本給我退回來了。”

　　“現在劇本還保留著嗎?”記者問。“早沒了，有一次，因為我熬夜寫作，沒把家務做好，跟丈夫吵架，他把我的兩籮筐稿紙都燒掉了。”蔣慕平黯然道。

　　在鶴龍湖鎮46個村莊中，古塘村是經濟比較落后的一個。看見鄰村的同學、朋友、親戚，紛紛養魚、打工，發家致富，蔣慕平不是沒羨慕過。2001年，她賣掉家里養的雞和豬，帶著小兒子投奔在長沙的同學，學做煙酒回收生意。不想，自己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開店才幾個月，就收到不少假煙、假酒，賠了不少。沒多久，便心灰意冷，打道回府。

　　每當丈夫埋怨、家務瑣碎搞得她心煩意亂時，她總會爬到二樓，關上門，拿出紙筆，一個字一個字地寫。家里的樓梯，常年上上下下，樓梯角早已磨損，露出里面的混凝土渣。踩著這些渣子，她默念魯迅的詩，“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

　　前兩年，蔣慕平寫出劇本《鳳凰飛回了梧桐樹》、《白發鄉官》，又到長沙拜師。“我看到新聞里經常播，大學生到農村來指導農民科學種田、發家致富，總是想著，如果我們村里也能來個大學生、有個好的帶頭人，是不是也能富起來?”

　　“蔣慕平的作品，都是圍繞她的生活、遭遇展開的，寄托了她美好的愿望，基本上都是主旋律、正能量的。”張中一評價，“蔣慕平有寫作熱情，有創作天賦。但要走出去，放寬視野，才能有靈感。”在張中一的邀請下，蔣慕平加入了鶴龍湖鎮詩聯文學會，經常和其他會員一起聚餐、采風。

　　張中一記得，有一次，一些省里、縣里的作家來鎮上采風，詩聯文學會的幾個農民詩人也去了，中午一起吃了一頓飯，交流了一下，蔣慕平不大說話。

　　“我覺得他們好像覺得自己高人一等，也不怎么主動。”回憶起這次經歷，蔣慕平說，“好像他們才是文人，我們是鄉巴佬。但我覺得，雅的東西好看，俗的東西也好看。”

　　“我現在只想著，要是能找到人，一對一地幫助我，從寫作技巧上提高一下，讓我的小戲也能在家鄉演出，這該是多么人性(方言，意為欣慰)的事!”蔣慕平眼神中都是向往。

　　“讓美好詩意的鄉村都活過來”

　　張一一的鼻子也發了酸，“我想展開一場實驗，通過對鄉野作家、農民詩人的發動，感染更多人，影響更多地方，讓農村人也多想想內心的東西，比比精神世界的豐富，比比誰看的書多，誰寫的文章好。”“就先從家鄉開始，從一個個蔣慕平、危勇開始。”

　　“農民文學獎”頒獎儀式結束后，張一一來不及和熟人們寒暄幾句，就要啟程趕往上海。大家上去和他握手告別，有人說，“一一是大忙人，又是名人，讓他忙去，別耽誤了正事。”

　　在他們眼里，張一一是干大事的人。

　　張中一2010年發起成立湘陰縣詩聯文學會，為了籌集活動、出書的經費，少不了要拉下一張“老臉”，到處“化緣”。“現在好了，張一一自掏腰包給我們出書。”

　　徐凌峰說，張一一給我們發起了這個農民文學獎，給農民出書，還搞起了“農民棋王象棋爭霸賽”、農民才藝表演大賽，又出錢又出力，農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豐富了。媒體的關注多了，鶴龍湖作為“中國第二蟹鎮”的名氣越來越大了。

　　為什么回家鄉“折騰”這個農民文學獎”?張一一清楚地記得兩年多前跟父親的一場對弈，那是他跟兒時鄉村的一次重逢，對未來鄉村的重新打量。

　　2013年春節，在外漂泊十年的張一一回到家鄉。在跟父親下象棋對弈中，父親連輸三盤。抹掉棋子，父親告訴他，現在下棋的人少了，自己“手生了”，大家不是打麻將，就是買馬買六合彩，哪有人陪他練棋。

　　“我小時候的鄉村，可不是這樣。”那時的父親，雖然大字不識幾個，常給他講三國、講水滸。鄰里之間，農閑時候下棋、講書、看小戲。那時候的時光是美好詩意的。

　　他拿起手機，打給鎮黨委書記馮為，傾訴苦惱。馮書記也是個“文藝青年”，跟他說，管理大師熊彼特臨終前曾說過，“到了我這個年齡，我知道僅僅有理論，想靠理論來流芳百世是不夠的，除非能夠改變他人的生活。”

　　這句話“像一顆炸彈”扔進了張一一心里，轟炸出他對家鄉的一個“策劃”。“我要辦一個農民象棋比賽，辦一個農民文學獎，給農民出書、捐書、贈書，弘揚一種文化的氛圍，讓過去的鄉村都活過來。”他在電話里說。

　　危勇、蔣慕平、李紅旗、張志明、潘俊權、楊科全、陳細根、蔣春芳、劉叔龍、熊稻波、張正超、……這些農民創作者星星點點地分布在鶴龍湖鎮46個村中，通過鎮政府的牽線，張一一、張中一將他們集合了起來。

　　寫作是一個人的事，農民們卻也渴望融入、認可。2014年，第一屆“農民文學獎”評出后，農民詩人們都很興奮。“有人知道我們、幫助我們了。”蔣慕平說。

　　21日，張一一把一本本還留有油墨香味的由國家級出版社中國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農民詩人作品集《中國夢·農民夢》送到了大家手中。這是他通過在北京的出版社朋友，以最快的時間、最低廉的成本趕印出來的，一共三千本。

　　70歲的張中一老人接過書，有些激動。怎能不激動呢?2010年鶴龍湖鎮詩聯文學會成立后，每年都因為資金問題捉襟見肘。每年僅出的一本集子，還是沒有正式書號的。第一年1700冊，第二年1000冊，第三年幾百冊。“化緣”艱難，每況愈下，直讓人對農民創作冷了心。

　　“如今可好，我快干不動了，能安心退了。只希望大家有了條件，別失了創作的熱情，發動更多鄉親們學文化、搞創作!”

　　張一一的鼻子也發了酸，“我想展開一場實驗，通過對鄉野作家、農民詩人的發動，感染更多人，影響更多地方，讓農村人別‘買馬’,別庸俗地只是比較誰家兒女有出息、誰家別墅起得高。也多想想內心的東西，比比精神世界，比比誰看的書多，誰寫的文章好。”

　　“就先從家鄉開始，從一個個蔣慕平、危勇開始。”他說。

　　2014年，有媒體評選的年度十大文化事件，鶴龍湖鎮“農民文學獎”位列中央文藝工作座談會之后，排名第三，被譽為“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建設的一次成功實踐”和“中國小城鎮文化建設的典范之作”。

　　對于張一一、徐凌峰的這些“折騰”，分管旅游的候鎮長看得清楚實際。“鶴龍湖鎮被稱為蟹鎮，對我們來說，發展旅游，名氣最重要。所以張一一要在鎮上做什么，我們都很配合。最好他們搞得動靜越大越好。”

　　“如果你讀我作品時忘記我身份，我必將尊重你”

　　“他們的詩，放在中國詩人的詩歌中，就像把異類放在一群大家閨秀里一樣醒目——別人都穿戴整齊、涂著脂粉、噴著香水，聞不出一點汗味;唯獨他們的詩煙熏火燎，帶著河塘的泥土味，家長里短、發家致富，瑣碎甚至銅臭。”

　　農民詩人，除去農民的標簽，詩歌的價值何在?蔣慕華說，她的身份順序應該是女人、農民、詩人。“兩個兒子不在家，把孫子孫女托付給我，我要先照顧好他們。家里有田，不種好地，怎么過活，別人怎么瞧得起?”蔣慕平說。

　　對于農民詩人的詩作價值，張中一看得清醒。“他們的詩，放在中國詩人的詩歌中，就像把異類放在一群大家閨秀里一樣醒目——別人都穿戴整齊、涂著脂粉、噴著香水，聞不出一點汗味;唯獨他們的詩煙熏火燎，帶著河塘的泥土味，家長里短、發家致富，瑣碎甚至銅臭。”

　　記者問危勇和蔣慕平，有人對你們關注，是因為你們農民詩人的身份，因為你們的遭遇，而不是因為作品，你們怎么看?

　　生活已將蔣慕平打磨得直白而實際，她不避諱自己對好日子的向往，又在這“世俗中”堅守自己的一方天地。“如果你們在讀我的作品的時候，忘記問我所有的身份，我必將尊重你。”

　　“任何身份的標簽都不能凌駕于創作本身。”危勇說。

　　“任何標簽都有局限性，而每個人都是豐富的，創作也是不一樣的。”張一一這樣評價。他說，農民能以身邊的素材進行創作，觀察生活，熱愛生活，有一種文化的向往和追求，就值得鼓勵和弘揚，而不應該對其作品的藝術水準和文學價值過于挑剔。

　　傍晚，記者即將離開湘陰，蔣慕平突然打來電話，“我還有話講。你知道那個腦癱詩人嗎?什么秀華，也是我們湖南的。”

　　“是余秀華，她是湖北的。”記者告訴她。

　　“對!”蔣慕平說，“她可真火，要不是路途太遠，我早就去會一會她了。我們都是農民詩人。”

　　“你不是說，農民這個標簽不重要嗎?”記者詫異。

　　“重要，也不重要。”蔣慕平停頓了一下說，“在張一一找到我們之前，我已經寫了幾十年了。我們知道，我們也是他的‘作品’,我不在乎。沒有他，哪有人會關注我們。”

　　“能不能在報紙上宣傳一下我寫的小戲。”她的鄉音很重，怕記者聽不懂，她又重復了一遍：她的理想，就是寫一個成功的劇本，在家鄉演出。“讓大家都曉得，讓別人分享我成功的喜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