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9日，甘肅省天水市甘谷縣古坡鄉魏家坪村，41歲的魏祥祥正在接父親的電話，由于至今還孑然一身，好多活兒父母都安排他去做。魏祥祥家里7個兄弟，他排行第七，哥哥們都結婚了，因為家里實在沒錢了，魏祥祥單身至今。本報記者李雋輝/攝

　　據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我國2015年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13.51。在過去的20多年里，這個比例曾一度高于120，是世界上最懸殊的出生性別比例之一，這意味著，每出生100個女孩，會多出生20多個男孩。如今，那些在出生性別比最高的年代誕生的孩子正在陸續進入婚齡。

　　20多年來，市場經濟發育，城市化進程推進，計劃生育政策實施，所有的這些因素交織影響著中國的性別失衡問題。作為一個曾高度城鄉二元化的國家，其“婚姻擠壓”更多地擠向了邊遠、貧困地區，數千萬“剩男”的婚戀難題正引發更嚴峻的社會問題。這個問題事關發展，事關權益，在邁向全面小康的攻堅戰中，不應被忽視。

　　2015年，中國青年報派出多路記者分赴豫、冀、湘、鄂、皖、甘、桂等省區貧困農村，并會同西安交通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和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專家，歷時半年，對中國農村剩男問題進行了全景調查，現推出全媒體深度報道，預警社會，并以期引起更多關注和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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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臘月細碎的雪花化在了年味逐漸升騰的豫東韓朱崗村，鄧孟興家里格外熱鬧，大多是頭發花白的父母領著靦腆的后生，話題只有一個：“他叔，俺兒子年紀不小了，你留意給尋個媳婦吧。”

　　56歲的鄧孟興嘴里應著，心里卻直打鼓。他在鎮上開了10年的婚介所早在2014年就關門了，附近十里八鄉的男孩太多，女孩太少，介紹對象的活兒沒法干。

　　可老鄧10多年來當媒人的名聲還在，家里有男孩的還是會趁著年輕人打工回來過春節的機會，在臘月和正月里頻繁出入老鄧家，拜托他幫著解決終身大事。

　　“還有6個小妮兒。”老鄧對村里誰家有適婚的女孩了如指掌，但他心里明鏡似的，這掰著指頭都數得過來的姑娘，很難看得上村里那40多個未婚男青年，“還有條件更好的小伙兒從外村找來呢”。

　　2010年之前，老鄧一年還能撮合成十幾對，但似乎就是從那一年開始，曾經密密麻麻記錄著男女青年信息的小本上，只有男孩兒的信息在不斷增加，女孩兒的信息越來越少。

　　老鄧總結說，估摸著是20多年前出生的男孩遠遠多過女孩。其實，老鄧樸素的認知早已經是人口學家研究的重點。

　　過去的10多年，西安交通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李樹茁和他的同事在不斷對人口普查信息進行分析的同時，還對全國28個省(區、市)300多個行政村的性別失衡情況進行了田野調查。

　　他們給出的結論是，由于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市場化、城市化和計劃生育政策的復合影響，中國人口性別結構已整體失衡。

　　近一二十年的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已厘清了一個事實：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就一路走高，并持續高位徘徊。最高峰的時候，出生性別比高于120，遠超107的正常值，一度成為全世界出生性別比最高的國家之一。

　　李樹茁等人根據幾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以20世紀80代初我國的出生人口性別比為參照，對我國1980年到2010年間出生人口的性別情況進行分析，推算出這30年間，出生的男性為2.9億，女性為2.54億，男性比女性多出大約3600萬。

　　“如今，這一代人正不斷進入適婚年齡，失衡后果逐漸顯現。”李樹茁的判斷是，從2010年開始，中國將經歷長達幾十年的“男性婚姻擠壓”，“1980年代后出生的男性中，將有10%至15%的人找不到或不能如期找到配偶。考慮到邊遠地區是婚姻擠壓的最后一級，農村失婚青年的比例要高得多。”李樹茁說，“這輪危機規模大、來勢猛，持續時間長，必將構成困擾21世紀中國社會的一個突出問題。”

　　“被迫失婚”的大齡剩男密集出現

　　相親成為春節主旋律的遠不止河南的韓朱崗村。鄂中柴灣村的王飛龍夫婦提起3個兒子的婚事也是長吁短嘆。

　　王飛龍自己有3兄弟，這3兄弟又分別有3個兒子，9個男孩都到了適婚年齡。這個人丁興旺的大家族，近四五年來春節前后的主題就一個，拜托能找到的一切社會關系，安排一場又一場的相親。

　　每年還不到臘月，王家的幾個妯娌就開始四處奔走，張羅相親的事，但能安排相親的女孩實在太少，大多數時候，男孩們只能在網吧里無聊地度過。盡管各種網絡社交工具也曾讓一些農村男青年有機會在虛擬的環境中實踐愛情兵法，但畢竟那大多是鏡花水月。

　　9個男孩的相親波折幾乎讓這個家族每年春節都被愁云籠罩，大一點的那幾個孩子已經奔著30歲去了，按農村的習俗，過了30歲還沒娶上媳婦，打光棍幾乎就已成定局。

　　女孩稀缺，媒婆生意難做，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齡剩男密集出現，不少剩男多的地方被戴上了“光棍村”的帽子。

　　武漢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劉燕舞近年來在國內多個村莊做田野調查，他觀察到，一些農村的光棍率之前較為平穩，但從80年代之后開始急劇上升，“這個現象非常顯著”。

　　他根據自己收集到的信息計算出，一些村里的剩男比例在3%左右，如果做個簡單的估算，全國農村在峰值期大約有2000萬左右的剩男，平均到68萬個行政村，每個村就將有近30個剩男。

　　李樹茁團隊對300多個行政村的實地調查顯示，每村平均大齡未婚男性達9.03人。其中，近80%的大齡未婚男性身體健康，沒有殘疾，“他們的失婚不是身體原因造成，屬于被迫失婚”。

　　每年春節，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都會要求研究人員寫篇回鄉記。在這些鄉村筆記中，幾乎所有學者都把經濟拮據列為農村剩男失婚的最根本成因。博士生劉銳曾講述過一個辛酸的過年故事。

　　2014年春節，劉銳的同鄉、37歲的鄧長清沒有回家過年。鄧的母親曾生過幾場大病，家里沒能積攢下多少積蓄，因此小鄧初中畢業后就南下打工，希望趁年輕掙點娶媳婦的錢。然而由于學歷低，只能靠打零工生存，幾年下來，仍然沒能脫貧。父母也曾找人介紹，但媒人看到小鄧的家境，都搖頭不愿接單。

　　不知不覺人到30，小鄧逐漸感受到單身的壓力。最讓他難受的是，因為單身，年終回家不僅遭到兄弟奚落，而且鄰居也會指指點點，父母每談及此事就長嘆。有一年，全家吃完團年飯，母親借著酒興提及此事，說著說著竟落下淚來。小鄧對家里的愧疚感日重，次年大年三十，他給家里打電話，決定不回來了。他說，現在找到一位帶著兩個小孩、即將離異的外省女人，希望年后人少時帶著媳婦回家。放下電話，母親大哭一場，覺得自己對不起兒子，愁云籠罩了整個新年。

　　“現代婚姻鼓勵個人能力，但個人能力由家庭文化決定，當經濟上既處弱勢，家庭教育又不足時，光棍就會被慣性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來。”劉銳寫道，“回到村里，長輩說得最多的話是，農村人要面對現實。”

　　爭奪新娘

　　王飛龍夫婦現在最后悔的就是，當初下手晚了，大兒子24歲了才開始替他張羅婚事，這時絕大多數的同齡姑娘早已成婚。

　　王飛龍說，自己家經濟條件不好，兒子們也沒太大本事，媒人都不待見。媒人給王飛龍甩下過一句話，現在家里條件好的男孩，十七八歲就開始相親了，像你家這樣條件一般的，現在才動手，難啊!

　　王飛龍自己就是24歲結的婚。“那時候農村到處都是倡導晚婚的標語，鄉上也得等你到24歲才給辦證。可沒想到，如今兒子這個年紀談婚事就已經晚了。”

　　這似乎已經形成了一個輪回，王飛龍的父親那一輩也是在十八九歲就得娶妻生子，那時候早婚是為了盡快完成傳宗接代的使命，在經歷了二三十年間的晚婚光榮之后，到了王飛龍兒子這一輩，又被“男多女少”的困境裹挾著回到早婚的路徑。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夏柱智來自鄂東南的紅村，他這幾年回家過年時就發現，農村相親訂親的時間大大提前，村里十七八歲的男孩們就已加入相親大軍了。用當地媒婆的話說，“現在女孩那么少，必須早早給占上”。

　　該中心另一位博士生魏程琳來自河南商丘，2014年回家過春節時，魏程琳意外地發現，18歲的堂弟阿坤已經訂完婚，阿坤的父親海叔正在實施下個計劃，給16歲的小兒子張羅相親。

　　海叔掰著指頭給魏程琳比畫，現在村里的女孩子少得很，處于相親階段的男孩子有10個，女孩卻只有4個，你不搶，別人就下手了。“親戚家的一個孩子都22歲了，還沒找著對象，家里人為這事都快急死了”。

　　夏柱智介紹說，在他的家鄉，春節前后，青年們陸續回村，許多人在這一個月內把婚姻的所有程序——見面、定親和認親、結婚全部走完。“辦完沒有證的婚禮，就各自外出打工，談不上了解，年輕人是完成個任務，老人則是卸下副重擔”。

　　西安交通大學的百村調查印證了早婚回潮現象。在其調研報告中寫道：早婚回潮說明，在男女性別比失衡的大背景下，男性不得不采取早婚的策略來搶占稀缺的女性資源。

　　由于女性資源稀缺，爭奪新娘的范圍被擴大。“現在農村離婚婦女也很搶手。過去農村離婚女性大多被嫌棄，但現在也成了被爭奪的對象。”

　　律師姬如松老家也在豫東農村，他告訴記者，村里去年離婚了12對，女的很快全都被搶走又結婚了，男方則只有3個再婚，其余很可能從此淪為光棍。“12個人里有個是我外甥，后悔得不行。”

　　姬律師的說法得到了媒人鄧孟興的證實。在他的小本上，二婚甚至三婚婦女都很槍手，“帶著拖油瓶也沒關系，因為彩禮要得少，越是離婚的，找過來說媒的越多。”老鄧說：“我們這兒，離過婚的人再找，叫大媒，給媒人的禮錢都要多些。”

　　因為實在沒有合適對象，一些貧窮農村的男青年的擇偶標準一降再降，“只要揀到碗里的都是菜，相貌、年齡、交流溝通什么的都不重要了。”姬如松告訴記者：“身體殘疾、智力缺陷的女性也都有媒婆踏破門檻，只要是女的，怎么樣的都能給說到婆家。”

　　在豫東一個村莊里，中國青年報記者發現，一戶人家就因為無力給二兒子支付昂貴的彩禮，只得給他娶了一位智力有缺陷的女孩。女孩基本不能自理生活，家里人怕她跑丟了，只能成年累月地把她關在屋里，吃飯時，再把她放出來。

　　她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幾乎不與她一起生活。但對其父母而言，兒子成家結婚算是完成了一樁心事。“有老婆總比打光棍好吧”，年邁的父親苦笑著對記者說。

　　一個笑兩個哭

　　鄂中柴灣村的王飛龍沒想到，他們弟兄仨在給兒子張羅對象時，竟碰到一個同樣的難題：當相親的女方聽說，男方家里都是3個男孩時，都會不約而同地提出要漲彩禮。

　　女方的解釋是，你們家男孩多，負擔重，結婚時不多要點彩禮，以后不可能再從父母那里得到什么了。

　　這樣的解釋讓王飛龍哭笑不得。他年輕時候找媒婆介紹對象時，如果說誰家兄弟多，那絕對是加分項。

　　那時候，如果沒分家，男孩多，壯勞力多，掙得也多，家境肯定更殷實。即便結婚分家了，那誰家的兄弟多，能幫襯的人多，在村里就有話語權。而如今，兄弟多的男孩居然在婚姻市場上要減分。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魏程琳在河南老家觀察到的現象與柴灣村一致。同村的阿凌兄弟三個，阿凌是老大，相親時，女方要12.8萬元的彩禮，阿凌的父母也咬著牙同意了。可沒幾天，女方反悔了，理由是阿凌家兄弟太多，怕女兒嫁過去后過不上好日子。

　　魏程琳說，同村20歲的阿亮就更慘了，他家里4個兄弟，他是老大，根本沒有媒人愿意上門。他奶奶說，人家女方家庭一聽是兄弟4個，連見面的機會都不給他。魏程琳感概說，也就這十來年功夫，時風就大逆轉了。

　　媒人鄧孟興把他手里的男孩分成了3類：一等男，家里經濟條件不錯，個子一米七五以上，有能力，城里有房;二等男，家里條件過得去，個子不能太矮，至少上過初中;三等男，經濟條件差，身高低于一米六五。“但兄弟多常常一票否決”，鄧孟興說，如果家里有三個以上兄弟，即便條件不錯的二等男，甚至一等男，都會降到三等男。

　　三等男基本上就是困難戶。鄧孟興說，這兩三年來，他幾乎不給三等男介紹對象，因為成功的幾率太低，說不成媒的話就收不到費用，瞎耽誤工夫。

　　夏柱智在回鄉記里記述了一個案例。這戶人家有4個兒子，至今全都打著光棍， “鄂北農村婚俗，彩禮加婚房，至少20來萬”，夏柱智寫道：“要給4個兒子都娶上媳婦，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現在四兄弟中最大的已32歲，全家火急火燎，“全家最后的決定是，4個兄弟合作給一個兒子娶回一個媳婦”，夏柱智說：“畢竟不能斷了香火!”

　　中國農村子嗣觀念歷來很強大。在豫東的孟莊村，中國青年報記者在與一位老計生干部的聊天中得知，當年為生男孩，村民想出了各種極端做法，“有把全家口糧都拿去交罰款的，有躲在外地幾年不回來的，有離婚重娶的，傳宗接代，惟此為大呀!”

　　“子嗣觀念今天仍然根深蒂固，但是在當前剩男困境下，這種觀念也在發生微妙變化” 。魏程琳說，巨額的結婚成本，把多子多福的邏輯顛覆了，“調研發現，在一些子嗣觀念相對較弱的農村，獨生子女已成為普遍現象;在子嗣觀念強的地區如華南、華北農村，擁有兩孩以上的家庭所占比例也極低。”

　　這也許就是農民的現實邏輯：必須要一個兒子來延續香火，但也拒絕更多男丁來增添負擔。研究人員的判斷得到了那位老計生干部的驗證：“前年村頭老鄧家生了個大胖小子，全家樂得合不上嘴，今年又添了孩子，抱出來一看是個兒子，當爹的哇地一聲就哭了。”

　　饑不守道

　　“不干媒婆的人想象不到女孩稀缺到什么程度”，媒人鄧孟興說，春節前后，一個未婚女青年的家門口能同時停著四五輛車，車里滿滿地坐著四五位后生，都排著隊，等著和女孩見面。

　　姑娘每天的時段已經被不同的媒婆承包了，一早起來，就坐在家里等著不同的媒婆按著時間段帶著他們手里的男孩上門來。遇到姑娘覺得條件不錯、順眼的男孩，她會多聊幾句，留個QQ號，加個微信。看不上的，冷場幾分鐘后，男孩只能知趣地默默離開。

　　鄧孟興說，往往是他領著的這幾個男孩還沒聊完，另外的媒人就頻繁地給他打電話催促，該人家的時間了。

　　一個女孩過年期間一天見十幾男孩并不新鮮。鄧孟興印象中，有一個女孩一個春節就見了100多個男孩。

　　“那個姑娘條件不錯，見了100多個男孩，總算百里挑一定下一個。可沒想到，不多久，兩人就吹了。來年的春節，大家聽說這女孩又單著了，趕緊又來排隊相親，這一回，又見了90多人。”

　　“在農村婚姻市場上，女方已取得絕對優勢，已經是完全的女尊男卑。”家鄉在晉北的博士生李順觀察到，許多千百年改不動的風俗現在也改變了。

　　“在我的家鄉，婆媳地位大逆轉，特別是家庭條件不好的家庭，媳婦都得供著，婆婆得陪著小心，生怕哪點不如意，讓媳婦跑了。”李順說：“婆婆疼的不是媳婦，疼的是錢呀。”

　　入贅為恥的觀念也自然消解。“嚴峻現實讓男人放下了面子，大家對倒插門也見怪不怪，甚至衍生出市場，山西呂梁就有專門介紹男性入贅到臨近地區的媒婆，每人收費5000元。”

　　在皖南一個村莊，記者聽說了王大超的故事。王大超家境貧窮，日子過得磕磕絆絆，眼看按常規結婚無望，31歲那年，他幾乎花光所有的積蓄，從廣西買了一個媳婦回來。沒想到的是，才過了一周，新媳婦就跑了。王大超欲哭無淚，以為此生只能打光棍了。

　　又過了兩年，33歲的王大超遇到一個寡婦，對方要求他倒插門。考慮再三，他最終決定入贅。這一舉動震動四鄰，因為這個寡婦其實是他的表嬸，也就是寡婦的前夫是王大超的表叔。“讓人感慨的是，這一圈幾近亂倫的關系，沒有遭到村民責難，相反獲得了大家的同情和祝福。”

　　“適齡女性的嚴重缺乏，讓農村剩男饑不擇食，饑不守道。”婚姻生態失衡對傳統倫理的沖擊，讓在各地進行田野調查的學者們感到震驚。

　　在一些特別貧困地區，大齡未婚男性甚至會采取“轉房”的方式來結束單身。“轉房”最為常見的是同輩之間的收繼。在貴州山區，陳姓人家有兄弟4人，三哥在一次礦難中死亡，此時四弟已31歲尚未成親。為了不讓三嫂改嫁帶走賠償，也為了省去無力支付的彩禮，父母作主，讓老四娶了自己的三嫂。

　　“‘轉房’有違儒家傳統道德，歷代的村規民約也一再禁止，但在男性婚姻擠壓的最低端，這種形式又死灰復燃。”

　　中國近來的人口普查數據及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婚姻擠壓在中國絕非個案，幾乎所有省份的農村地區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女性缺失。更讓人憂慮的是，“目前危機還只是初現，隨著上世紀90年代以來出生的男性邁入婚齡，中國男性婚姻擠壓的程度還會加重。”已研究此問題十多年的李樹茁警告說：“更嚴重的危機還沒真正到來。”

　　(主筆劉世昕本報記者何林璘楊海蘭天鳴宣金學、向楠參與了部分采訪。應被采訪者要求，部分人名、地名使用了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