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高齡少子化，日本眾多偏遠地區人口減少，財政瀕臨破產。日本政府采取多種措施，旨在引導年輕人“回歸田園”，減緩“地方消失”趨勢。學者認為，單純建造集約型城鎮只能進一步加劇人口從鄉村流失。那么，新的探索模式能否為日本鄉村發展帶來契機?

　　“家鄉稅”平衡城鄉差距

　　66歲的竹中貢身著印有粉紅色熱氣球等圖案的黑色T恤，有些靦腆地問記者：“好看嗎?”在得到記者的肯定后，他解釋說，這身衣服是為了不久后去東京和大阪推銷“家鄉稅”項目特意請人設計的。

　　竹中貢是北海道中部偏僻鄉村上士幌町的町長。在700平方公里的區域內，生活著5080名居民，以農牧業和旅游觀光業為主要經濟來源。

　　伴隨高齡少子化，日本眾多偏遠地區人口下降，財政收入減少，一些地方財政瀕臨破產。為了減少城鄉差距，日本政府于2008年推出“家鄉稅”制度，鼓勵在大城市工作的居民根據自愿原則向地方政府捐款，這個所謂“家鄉稅”也并不一定專用于自己的家鄉。

　　捐款人捐款后，會收到受捐地方政府出具的捐款憑證。捐款人憑證向現居住地政府稅務部門申請減交住民稅，或者退回發放工資時已經扣除的個人所得稅。在退稅時，捐款者須自負2000日元(1美元約合124日元)捐款，剩余部分可以全部抵稅。捐款者可以指定捐款的使用目的，也可以由受捐地自主安排使用，受捐地根據捐助金額向捐助者回贈當地土特產。

　　“家鄉稅”實際上是一種賦予納稅人自由選擇權的財政轉移支付，同時鼓勵地方通過競爭獲得資源。據日本總務省統計，該制度實行7年來，已經有108萬人次向地方捐贈了1126億日元。

　　竹中貢告訴記者，該町2014年的町稅收入為6.2億日元，其他收入5.8億日元，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轉移撥付27億日元，而支出卻高達61.3億日元，財政狀況非常嚴峻。利用“家鄉稅”制度，該町大力開展觀光和土特產推介，2014年接收到的捐款達9.74億日元，比當地最主要稅種町稅的1.5倍還多。

　　“地方消失”困境難除

　　錢能“救窮”，卻不能解決人口流失的問題。上世紀60年代以來，日本鄉村和地方的年輕人大量涌入東京、大阪和名古屋等大城市尋找工作。由前總務大臣增田寬也領導的民間機構日本創成會議2014年發布報告稱，至2040年日本將近半數的地方年輕女性(20—39歲)人口將減少逾半，面臨“地方消失”的困境。

　　上士幌町便名列其中。根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和人口問題研究所推算，2040年上士幌町的人口將從現在的約5000人減少至3222人。

　　為了改變人口過于集中在東京的情況，日本政府去年底通過了地方創生綜合戰略，計劃未來5年在地方創造30萬個面向年輕人的就業崗位。明治大學農學部教授小田切德美認為，阻礙人們移居地方和鄉村的原因包括工作崗位選擇余地小、社區封閉等，但最大的問題是未來如何負擔子女去城市讀大學的費用。這需要政府給予一定的政策支持。

　　根據明治大學與《每日新聞》共同調查顯示，2013年日本全國有8181人移居鄉村，是2009—2012年間移居人數總和的2.9倍。這還是保守的數字，實際人數可能更多。

　　調查發現，年輕人移居鄉村并非因在城市找不到工作，而是出于想為振興地方做貢獻、喜歡田園生活和發揮自己能力等多種目的。年輕人正在形成新的生活方式“農業+X”，即在農業生產之外，用另一半時間嘗試其他工作或興趣。

　　“慢生活”是鄉村魅力

　　日本內閣府2009年曾推出一個具有試驗性質的項目——給愿意去鄉村居住和工作的志愿者3年的固定工資。有1500人報名參加了這個項目，其中，八成是20—30歲的年輕人。3年過后，超過一半人選擇永久居住在農村。

　　今年37歲的西尾康宏是上士幌町諾貝爾株式會社的董事。9年前，他和同學一起創辦了這家集育種、飼養、乳肉制品生產和加工于一體的現代化牧場。牧場共飼養1.65萬頭牛，是日本牧場平均飼養頭數的300倍，195名員工的平均年齡只有29歲。今年，牧場又招聘了10名大學畢業生和兩名高中畢業生。

　　西尾康宏告訴本報記者，這里的年輕人多數是外地農學專業的畢業生，沖著實現夢想而來。為了讓他們安心在這里工作，牧場蓋了宿舍和食堂。員工收入大約是東京同齡人的70%，不過物價也是東京的70%。

　　據竹中貢介紹，上士幌町將“家鄉稅”收入主要用于教育、醫療等公共設施的建設，通過聘請外籍教師、為中學樂團購置樂器、減免保育費用等措施，減少村民育兒的后顧之憂。

　　竹中貢說，相比東京這樣24小時連軸轉的國際都市，鄉村的魅力在于“慢生活”和人與人之間的親密聯系。今后，去大城市推廣“家鄉稅”項目，不僅要募款，還要加強與捐贈者之間的感情交流。讓他們到上士幌走走看看，最終吸引一些人到此居住。

　　長期以來，學術界的主流觀點認為，應該建造更多集約型城鎮，以提高高齡少子化背景下的公共設施使用效率。但小田切德美認為，單純建造集約型城鎮只能進一步加劇人口從鄉村流失。解決的途徑在于回歸田園發展農業，探索新的商業模式和生活方式、支持再生能源的開發和城市防災。此外，城市和鄉村的發展不應該是對立關系，而應該共生共榮。如果說1964年東京奧運會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標志，那么2020年東京奧運會應該成為重新審視鄉村作用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