違規兼職問題突出 腐敗隱患重重

　　根據上市公司2013年年度報告公布的數據計算，平均每3個獨立董事中就有1個是官員。

　　“一些企業領導甚至在超過20個子公司兼職，其實很多頭銜都是掛名，連他們自己都記不清在哪些企業兼職。”天津市紀委黨風政風監督室副主任繳衛說。9月底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提起公訴的湖北省政協原副主席陳柏槐，也曾至少擔任4個協會的會長、名譽會長或執行理事長。

　　在不久前辭去獨立董事職位的官員中，前省部級官員有二十多位。今年2月11日辭職的雅戈爾公司獨董李國光就曾經擔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8年。陜西省清理出的887名在社團兼職的黨政領導干部中，省級(含副省級)領導干部就有24名。

　　有媒體統計，在前省部級以下官員擔任的獨董中，大部分來自與經濟相關的監管部門，如來自發改委系統的有5位，來自財政系統的有8位，來自工業和信息化系統的有4位，來自國資委系統的有3位。還有一部分是與上市公司關系最為密切的“一行三會”(央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官員。

　　據新華社報道，在一些市區縣的融資平臺公司，掌門人往往也都是當地主要領導，由副市長、副區長、副縣長等兼任，公司關鍵崗位負責人也往往是當地政府部門負責人。陜西省咸陽市部分干群反映，該市城市建設投資有限公司作為一家在上交所發行企業債券并參與數個行業經營的國有企業，其領導層均由咸陽市黨政機關主要領導兼任。

　　趨之若鶩為利謀

　　“兼職是表面現象，更多地在借機延展自己的影響力和‘待遇’。”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說，強烈的“行政化”色彩下，一些社會團體特別是行業類協會、商會易出現“變味”和“異化”。從已曝光案例看，問題大多集中在建筑、醫衛文體、珠寶、安全監管等領域。

　　兼職成了一些干部增收的“錢袋子”。今年以來，湖南在治理領導干部社團兼職問題時就發現，個別干部還在兼職的社會組織領取報酬。

　　兼職是隱性腐敗的“灰色圈”。由于握有會費等收入來源，部分社團組織成為一些政府部門和干部“提款機”。

　　兼職還是不當利益的“輸送帶”和違規斂財的“收款機”。因違規收費、未經批準開展評比達標、有償提供信息等原因，今年6月底審計署公布的報告中，國家衛計委、國土資源部、住房城鄉建設部等13個部門主管的35個社會組織被“點名”。

　　數據顯示，大部分公司獨董的年薪都在10萬至20萬元之間，有的甚至高達八九十萬元。中國重汽和貴人鳥等公司的多位獨董曾被曝出平均年薪為18萬元。天津市紀委一名紀檢監察干部向記者透露，一企業董事長兼職取得的總薪酬竟達近千萬元。

　　企業、協會等不會為兼職官員白白買單，利益回饋成必然。新華社報道稱，佳木斯市原國土局長宋學英7月在獄中寫下自述，承認其曾在市領導的指示下，為佳木斯市最大的國企違規發放國有土地使用證，讓其融資騙貸數十億元，只因該國企董事長正是當地政府的主要負責人。

　　山西省在清理行動中發現，部分與行政部門往來密切的社團，“戴市場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業的票子、供官員兼職的位子”，在山西稱為“二政府”。而大量在職官員的參與，也使得一些社團規格高、權力大，通過“強制入會、攤派會費、強行服務、搭車收費、拉贊助、設立小金庫亂收亂支”等手段謀取利益不在話下。

　　高校也不是凈土。某經濟學家這樣評價：“很多教授通過高校的MBA、EMBA認識各企業的中高層，建立了關系，之后有機會就會到企業去兼職獨董等，無風險領取不菲的薪酬，同時又會應一些高管的要求利用自身的關系安排一些公司高管的孩子到名牌院校上大學，中間各種利益交織。”

　　官員為何熱衷于兼職?原因是多方面的。

　　與社團的性質有關。目前很多社團其實就是半官方機構，表面看非民也非官，換個角度則既是民也是官，身份的轉換決定于“需要”。

　　與官員的心態有關。那些退休的官員從呼風喚雨的崗位上突然退下來，存在巨大的心理落差。在社團兼職雖比不上當權時風光，但也好歹是個體面的差事。

　　與社會風氣有關。有些部門利益化嚴重，某些官員利用自己殘余的行業或者部門影響力，游走于官商之間，撈上一杯羹。下屬單位或者商人們也極力迎合這些兼職官員們的口味，雙方心照不宣，各取所需。

　　黨紀國法有明規，兼職理由站不住腳

　　有些領導干部兼職，還有兩個托詞：未領薪酬，在非營利性企業或協會兼職。其實這都站不住腳。

　　未領薪酬?“不拿薪不代表不‘偷腥’。”制度反腐專家、學者李永忠認為，即便不發薪水，官員在企業享受的福利待遇、吃喝用車、報銷簽單等，都是隱性的灰色收入，更有一些官員在位時為企業“開后門”，退位后再去拿好處，或安排子女親戚“入暗股”，形成了一種“期權兼職”。

　　非營利性?早在2004年中組部就發文指出，黨政干部不得在企業兼職的相關規定中，企業包括國有、民營、三資等所有類型的股份制或非股份制企業，“沒有營利或非營利性質之分”。

　　其實，對于領導干部兼職問題，黨紀國法有著一系列規范：

　　《公務員法》第102條明文規定：公務員辭去公職或者退休的，原系領導成員的公務員在離職三年內，其他公務員在離職兩年內，不得到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任職，不得從事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活動。

　　《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七十七條規定，有從事有償中介活動、有其他違反規定從事營利性活動行為之一的，情節較輕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

　　《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中明令禁止：違反規定在經濟實體、社會團體等單位中兼職或者兼職取酬，以及從事有償中介活動;離職或者退休后三年內，接受原任職務管轄的地區和業務范圍內的民營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和中介機構的聘任，或者個人從事與原任職務管轄業務相關的營利性活動。

　　《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廉潔從業若干規定》第五條和第六條分別規定，國有企業領導人員不得有下列行為：未經批準兼任本企業所出資企業或者其他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中介機構的領導職務，或者經批準兼職的，擅自領取薪酬及其他收入;離職或者退休后三年內，在與原任職企業有業務關系的私營企業、外資企業和中介機構擔任職務、投資入股，或者在上述企業或者機構從事、代理與原任職企業經營業務相關的經營活動。

　　各地積極規范清理，監督落實最關鍵

　　“違規兼職問題，有的是取酬了，有的未經組織批準進行兼職，無論是哪一種，都違反了紀律，存在權力尋租的隱患，容易滋生腐敗。”天津市紀委黨風政風監督室副主任王冰說。

　　據14日中國紀檢監察報報道，繼中央巡視組前不久專門指出“干部兼職過多”問題后，不少省份相繼曬出“兩棲干部”清理“成績單”。湖南清理在社會組織兼職的黨政領導干部4332人;新疆排查出983人;山西清理兼職的處級以上領導干部544人;江蘇省排查出5374人，4726人退出;山東摸排出7640人，已清理規范6038人。

　　天津市自5月20日起，分四個階段開展集中清理領導干部違規兼職取酬問題。目前全市已排查出5881人，清退違規兼職取酬人民幣5308萬余元，所有違規兼職者將全部清退，合規兼職者將重新遞交申請。

　　天津市委常委、市紀委書記臧獻甫對天津的清理工作提出要求，對不如實登記、弄虛作假、拒不整改清退的，一經查實，按頂風違紀論處，從重從嚴處理;對集中清理工作要求落實不力、執行不到位的，一經查實，追究有關領導的責任。天津的態度具有一定代表性。

　　17日媒體報道稱，山西省要求在職縣級以上干部不得兼任社團領導。安徽省要求，不論是現職公務員還是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都不得在協會、商會等聯合性社會團體兼任職務。南昌市要求，退(離)休領導干部在社會團體兼職必須報批并不得領取報酬。

　　教育部9月制定印發了《高等學校領導班子及領導干部深入解決“四風”突出問題有關規定》，要求領導干部不得在經濟實體中兼職和領取薪酬，在社會團體中兼職不得超過2個，兼職活動時間每年不超過25天，兼職不得取酬，在社會兼職情況要在學校網站向社會公開。

　　專家呼吁，對已查出的大規模違規兼職問題，不能簡單“一辭了之”，需要對違規兼職者一查到底，對已有腐敗形成“追繳”;對一些不留彈性的限制與回避條款要堅決執行到位。

　　專家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整治官員兼職問題。

　　一要加大全國社團清理整頓力度，尤其是那些行業和部門下屬的企業協會，要認真甄別處理，明確協會社團的性質，堵塞兼職官員隨意進出的旋轉門。

　　二要加強退職官員的管理。中央要出臺政策，進一步強調黨員干部在退休或者退職一定期限內，比如五年內不能參加和自己工作性質相關聯的社團，回避官員利用工作影響力和關系資源來以權謀私，斬斷官商勾結的紐帶。

　　三要加強社團活動的管理。規范社團經費來源及使用管理，應該參照企事業單位，財政部門應聘請社會第三方對其財務進行代管審計，確保來源開支合法無誤。同時要堅決杜絕以撈錢為目的的開會培訓、評比達標、企業捐款、有償信息服務等。

　　四要加強反腐監督力度。對于官員兼職行為要充分發動群眾舉報，一經核實從嚴處置;更嚴禁官員尤其是退職官員以社團為平臺，組織小圈子、拉山頭，影響單位或者部門的正常工作。建立機制讓官員不敢兼職、不能兼職、不愿兼職。(綜合新華社、中國紀檢監察報、廣州日報、人民網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