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酒身亡按因公犧牲賠償是何邏輯

　　從《人民警察撫恤優待辦法》中列舉的情形來看，陪酒身亡很難認定為因公犧牲。但是，“其他因公死亡的”兜底則留下了開放的空間。

　　陪酒身亡，類似的案件現實中并不少見，例如，去年底黑龍江副省級干部付曉光因私公款消費，大量飲酒并造成陪酒人員“一死一傷”嚴重后果，中紀委對其作出處分并公開通報，引起公眾廣泛關注。不過，輿論對此關注更多的在于領導干部的公款消費問題，對于陪酒人員的死傷則并未太多注意。這是與此次安徽祁門事件的不同之處。

　　對于這起警察陪酒身亡案件，人們的關注點轉向了陪酒身亡是否屬于因公犧牲。質疑的聲音不少，認為這有慷納稅人之慨和濫用國家名器之嫌。由于“人命關天”，“死生之事、不可不察”，故應對此認真對待，深入分析。

　　從法律角度說，對于因公犧牲，《人民警察撫恤優待辦法》第10條規定：“人民警察死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確認為因公犧牲：(一)在執行任務或者在上下班途中，由于意外事件死亡的;(二)被認定為因戰、因公致殘后因舊傷復發死亡的;(三)因患職業病死亡的;(四)在執行任務中或者在工作崗位上因病猝然死亡，或者因醫療事故死亡的;(五)其他因公死亡的。”從列舉的前四項情形來看，陪酒身亡很難認定為因公犧牲。但是，第五項的兜底則留下了開放的空間。

　　公務人員因公犧牲類似于企業員工因工死亡，因此《工傷保險條例》具有參照意義，其第16條規定：“職工符合本條例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的規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認定為工傷或者視為工傷：……(二)醉酒或者吸毒的;……”據此可以認為陪酒身亡不屬于工傷。然則，何謂“醉酒”?有人千杯不醉，有人二兩即倒，又如何區分呢?

　　從社會角度說，我國有濃烈的人情社會傳統，盡管利用公款大吃大喝應當旗幟鮮明的反對，但舍此之外，熱情招待其實有著較深的社會土壤。陪酒招待并非出于個人原因，問題在于這是否就是為了單位利益?是否算工作的一部分?公務員因公犧牲與一般勞動者因工死亡本質上應無區別，如果勞動者因單位安排陪酒身亡，是否屬于工傷?人們恐怕會猶豫一陣子。

　　陪酒身亡并非簡單的道德善惡問題，而是一個嚴肅的法律與社會問題，要不要賠償，算不算工傷都應按法律程序走，當地公安部門不應有“拿錢消災”的心態。劉高(法律工作者)

　　“喝酒死”背后要警惕“代償福利”

　　盡管當地警方表示賠償了死者家屬之后，還要向涉事其他民警“追償”。但誰能保證，這種“追償”的結局，最后會不會不了了之。

　　一場酒局讓安徽省祁門縣金字牌派出所民警朱璘意外重傷，5個月后不治身亡。祁門縣公安局原打算以130萬賠償金結束與死者家屬的糾紛，然而，一份“不追究”承諾書再次讓談判陷入僵局。朱璘家人稱，簽下承諾書意味著放棄了解真相的權利。祁門警方則表示，簽承諾書只是防止重復糾紛。目前，已對參與飲酒的領導做出撤職處分。

　　若死者家屬接受了當地公安機關提供的上百萬賠償金，并遵守“不追究”的承諾，這起意外死亡背后的不正之風多半還不為人知。正因為死者家屬的“鬧”，才讓公眾得以窺見權力蔭蔽下可能存在的“遮丑代償福利”。

　　據祁門縣公安局局長汪華峰的說法，對朱璘之死是參照因公犧牲標準處理。之所以給予朱璘親屬一次性補償130萬元，“實際包含了對涉事其他民警的民事追償部分”。這意思好像是說，當地警方賠償了死者家屬之后，還要向涉事其他民警“追償”。但誰能保證，這種“追償”的結局，最后會不會不了了之。從以往發生的一些案例而言，看上去似乎公私分明的“追償”，在實踐中執行起來較困難。在一些地方，由單位來“代為賠償”事實上已異化成了某些公權力部門以公代私的隱性福利。

　　死者家屬要追究責任人的法律責任，這是基于死者家屬的考量。公眾不能為知錯犯錯的執法者埋單。否則，既是對死者不公平，也是對嚴格遵守法律的公務員不公平。

　　根據以往的案例，“代償福利”并不是“喝酒致死”而產生的個別現象。在冤假錯案、執法犯法等引發的國家賠償中，“代償福利”屢見不鮮。有些單位領導之所以為“代償福利”大開綠燈，并不是要追求一個和諧與穩定的糾紛解決方案，而更大程度上是在息事寧人。

　　不追究領導責任，不足以遏制“代償福利”;不遏制“代償福利”，不足以抵制不正之風。“代償福利”本身也是不正之風。國家財政不是單位領導用來“慷慨”的錢袋子。誰要這么做，就應該讓誰離開官場。所以，在此事件背后，輿論也應當盯防當地有沒有“代償福利”。王剛橋(法律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