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偉

　　自從去年我對張維迎先生關于“中國模式”“埋葬凱恩斯”等等文章的錯誤觀念提出批評以來，張維迎先生又發表了一系列議論，令人遺憾的是，也許是一些捧殺的、廉價的喝彩，使張維迎先生不僅在經濟學中的錯誤沒有得到糾正，反而走到經濟學以外，表現出多少有些可笑的無知了。例如，在張維迎提出的對下一步改革的非常重要的兩個因素，領導力和理念中，張維迎似乎將兩者視為可以隨意組合、扭捏的面粉，而不是具有規律性的內在聯系。

　　全部人類歷史證明，真理或正確的思想理念，本身就隱含著不可戰勝的、必勝的歷史和邏輯的力量。即使開始是弱小的，也必然越來越取得人民的擁護而成為強大的實踐領導力量;反之，錯誤的思想理念，即使暫時強大，但實際上只是貌似強大的假象，無法掩蓋實際上的怯弱，它必將走向沒落和失敗，不可能具有強的領導力。張維迎先生看來是將企業管理學的某些因素抽象出來，脫離實際，然后像和面條一樣隨意參合，得出了強的領導力、弱的領導力，正確的理念、錯誤的理念等四種因素，然后隨意參合，形成了強與正確、強與錯誤、弱與正確、弱與錯誤的四種口味搭配，這樣的歷史觀純粹是玩笑。張維迎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舉的清王朝的例子本身就是一個生動的實例，當清王朝失去歷史必然性以后，即使領導力貌似強大，但竟被武漢起義的幾桿陋槍就轟然倒下。而改革開放理念即使開始極其弱小，卻可以因為符合中國國情，而成為舉國一致的歷史潮流。可見理念與領導力之間的關系是具有內在的必然性聯系的，不是隨意參合的面粉!順便說一聲，張維迎還提到中國古代的儒家學說思想，不知道他是否理解還有一種道家“柔弱勝剛強”古代辯證法理念?其實，張維迎在很多文章中，他表現出是一個喜歡信口開河、制造新聞事件的表演藝術家，而對于“凡是現實的都是是合理的”“真理必然在發展中展開自己的合理性”這樣的黑格爾辯證法缺乏理解。正是在一種非此即彼的機械論的歷史觀念下，張維迎再次將“中國模式論”作為所謂“第一個理念陷阱”，加以不講道理，而是粗鄙的嘲諷。

　　張維迎先生繼續堅持說“‘中國模式論’是一個非常錯誤的理念”，在他看來，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成績，不是中國人自己做對了什么，而是抄了別人的。雖然中國一些抄西派學者經常將別人的東西抄了以后，然后變成自己的創新去領取獎勵。但這并不妨礙張維迎輕蔑地說中國過去是一種“寄生經濟”，并用這種帶有侮辱性質的言辭來評價中國三十多年的改革這一偉大的歷史進程，使人們多少感到有些缺德!他舉例說“看看現在所有的技術成就，我們中國人在用在電腦、手機，在開汽車，在上網絡，……。抄別人的作業得高分，并不證明自己聰明。”

　　首先，正如去年我已說過的那樣，“中國模式”是一個事實上的存在，不是張維迎所說的一個理念，更不是錯誤的理念。因為不論張維迎高興還是不高興，“中國模式”在過去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這一點連張維迎也無法否認。正是這個模式放手發動了民營經濟，形成了今天的混合經濟局面。

　　在張維迎看來，過去改革取得成績都是抄了別人的，可是他忘記了，人類文明是一個互相學習的過程，學而時習之，繼而創新之，古今一致，中外無異。李約瑟證明，在過去幾千年中，西方也曾抄了中國很多的東西，四大發明一度照亮了西方的中世紀。而那些張維迎看不起的“勞什子”就是中國人民在過去創造的，不是西方的。在這里我沒有絲毫意思說明中國不要學習西方先進的東西，只是說，不要妄自菲薄，將自己民族的東西說得一無是處。

　　中國人其實是很善于學習的民族。中國痛心疾首地知道，自1840年后，中國確實落后了，從那以來，中國人一直在追求學習西方先進的東西，從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這是一個半世紀以來，人類最偉大的現代化進程，雖然錯誤不少，但成績更為壯觀，當然，一個大國發展有許多自己的特殊的東西，無法抄襲，只能自己創造，因此，形成了自己的模式，這絕不是簡單地可以抄的。在此，我稍稍提一句張維迎先生自己與他人爭得不可開交的“雙軌制”，張維迎難道不覺得“雙軌制”也不幸是存在于其中的“中國模式”的一點點內容?以此說“抄別人的作業得高分，并不證明自己聰明。”是否有幾分刻薄?

　　中國改革是中國近代160多年發展道路的必然產物，由于中國作為后發展的東方人口大國的具體條件，不同于西方發達經濟小國，中國無法重復西方發展道路，只能走新的發展道路。即：堅持產權制度改革，實行市場化、民營化，以高新技術產業為先導，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大力發展服務業，實行科教優先發展和內外雙向協調發展戰略，走跨越式的、由高新技術產業引導的新型現代化道路。

　　中國的發展，不能先工業化，而后才搞現代化，必須將工業化與現代化結合起來，以高新技術產業為先導、改造傳統產業，全面發展服務業，實現現代意義的新型工業化。

　　中國不應忘記，對于中國這樣擁有巨大生產潛力的國家，其進出口足以影響國際市場價格，不可避免地將遭到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抵制，因此，一個人口以億計的大國應當走自己的發展之路──雙向協調發展模式。中國應當在對外開放的同時，注意沿海先進地區與內地的內部循環，啟動內需，這樣一旦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出口受阻，國內市場將發揮重要作用。

　　在現代化市場經濟建設中，中國不應當忘記自己擁有世界上最優秀的人力資源，經濟中可開發智力資源從比例上雖然低，但從總量上則是任何國家無法比擬的，而人力資源是可復制、可持續發展的資源，因此中國可以在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同時，直接利用、掌握了現代科技的人才，發展以知識、技術為本的高技術產業，以此迅速積累資本，通過技術進步，改造國內現有企業，大踏步進入世界市場。因為，信息化特別適合中國大國發展的條件：“信息化是上帝給中國崛起準備的禮物。”

　　雖然，中國在改革開放后采用外向型發展模式，使其廉價勞動力與國外資本結合，并成為世界工廠，從90年代開始，對外貿易和引進外資，經歷了迅猛的增長，促使中國成就長達三十年的高速增長，中國GDP總量甚至迅速超過一些發達國家，向世界第二或第一大經濟體進軍。這是因為在一個世紀以來的發展中，發達國家已經向后工業社會或信息社會進發，從比較利益出發，高新技術產業的壟斷利潤遠遠超過傳統制造業，而昂貴的勞動力成本又進一步壓縮了利潤空間，因此，發達國家必須將傳統制造業向擁有大量廉價勞動力的發展中國家轉移。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可以持續發展到進入與發達國家同一水平高新技術產業平等競爭。一旦發達國家感受到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先進技術領域的競爭，他們必定會以“技術壁壘”和“貿易保護主義”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從而迫使發展中國家再度陷入“增長陷阱”。事實上，目前，遠未接近發達國家的發展水平的中國的巨大需求和供給能力釋放出來，已經引起國際市場的強烈抗拒，從而引起發達國家的“反傾銷”和貿易保護主義措施，資本主義的自由貿易理論信仰在各國民族利益的左右下徹底動搖了。這一現象再次說明大國發展的市場壁壘和技術壁壘一直頑強地存在，發達國家給中國留下的發展空間是有限的，它們只愿轉讓在它們已經是夕陽產業的空間，而在高新技術產業方面中國必定會遭遇到發達國家的限制。

　　事實上，當中國越來越想要掙脫傳統制造業大國——“世界工廠”，向先進技術大國進軍的時候，發達國家已經在采取措施，堅決地阻止中國發展。在這時候，發達國家教給中國的貿易自由化原則也失靈了。以國家利益為借口的政府干預和技術壁壘將是對中國追趕發達國家的最大障礙。根據商業部調查統計數據：在2002 年，中國各行業遭受技術性壁壘的直接損失為170億美元，有71%的出口企業、39%的出口產品遭遇到國外技術壁壘的限制。歐盟、美國、日本的技術壁壘對我國出口企業造成的損失占總損失的95%。

　　當然，中國模式并沒有固化，我們一直主張：必須深化改革，中國發展模式本身還在發展，這包括幾個要點：第一，必須實行土地產權制度改革。這一方面涉及廣大農民的生計和出路問題，這是傳統產業向現代產業轉軌的基本難題。巨大的剩余勞動力沒有出路，工業化也必然中斷。另一方面是因為現行土地承包制沒有解決如何集中土地以便引入現代農業生產方式問題。兩方面因素都要求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第二，改革的方向和實質問題是民營化問題。因為經濟本是由民間公平競爭的事，政府只是裁判者。第三，解決推進工業化的市場問題。市場取向必須有市場，但是中國內需不足，外需有限。雖然趕上西方國家后工業社會，傳統制造業外移機遇，采用外向型戰略取得巨大成功，但是，與中國巨大人口的巨大生產能力相比，市場仍然有限。本次金融危機出現的面對中國的“技術壁壘”和貿易保護主義已經成為中國發展的無法回避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