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家體育總局等八部門出臺了《關于加強大型體育場館運營管理改革創新，提高公共服務水平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規定，中央財政將設立體育場館公共服務專項補助資金，地方財政也要安排相應資金，支持大型體育場館向社會免費或低收費開放。《意見》還首次從國家層面提出要求，今后將嚴格控制地方以舉辦大型賽會的名義新建大型體育場館的行為。

　　國內權威的體育場館運營專家、北京體育大學教授林顯鵬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這份《意見》的出臺，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我國大型體育場館普遍存在的閑置率高、社會效益較低的問題，也將減緩我國大型體育場館繼續增加的速度。但這份《意見》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大型體育場館的運營難題嗎?能成為緩解老百姓健身場地不足的有效手段嗎?林顯鵬的答案是否定的。

　　林顯鵬認為，長期以來，很多媒體和老百姓都以為我國大眾健身場地不足與大型體育場館的利用率不高有著必然聯系，這本身就弄錯了對象，“沒有哪個國家是把大型體育場館當作全民健身設施使用的。”林顯鵬表示，“我國大型體育場館普遍存在的運營問題，不可能以場地用作全民健身的方式來解決，老百姓健身場地不足的問題也不可能靠開放大型體育場館來解決。倡導大型體育場館向社會免費或低收費開放，只是我們現在沒有辦法的辦法。”

　　大型體育場館運營成無解難題

　　林顯鵬表示，實際上，對比西方很多國家，中國大型體育場館設施的數量和面積還遠遠不足。但為什么中國并不算多的體育場館依然普遍存在利用率不高的問題呢?“大型體育場館的運營，主要依靠成熟的職業體育賽事體系和發達的體育產業來支撐。”林顯鵬說，目前在中國，無論是職業賽事體系還是體育產業，都十分稚嫩。

　　在著名體育學者、江西財經大學副校長易劍東看來，大型體育場館的運營，在中國已經成了一個無解的難題。

　　2012年～2013年，易劍東曾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在美國考察了一年，“我離開紐約時，這座城市正準備上馬幾個大型體育場館工程，紐約的大型體育場館資源本來就很豐富，但仍舊不能滿足需求。我曾詳細了解了美國大型體育場館的經營收益來源，包括場館冠名權、賽事門票收入和賽事電視轉播權收入。美國的一些大型體育場館的冠名費一年能達到1億美元，舉辦體育比賽的年入場人次達到5000萬至7000萬人，還可以從總額動輒為數十億美元的職業賽事電視轉播權中分成，這些巨大的收入來源，是中國大型體育場館不可想象的。”

　　保證美國大型體育場館盈利的關鍵，是發達的職業體育賽事體系和體育產業，這也是西方國家大型體育場館運營的通行模式。

　　“由于沒有發達的職業賽事體系和體育產業作依托，中國的大型體育場館普遍存在閑置問題。加之目前全民健身場地不足的現象也比較突出，現在，國家有關部門出臺了扶持大型體育場館免費或低收費向公眾開放的《意見》，以中央和地方財政承擔場館的開放成本，這既能提高大型體育場館的利用率，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全民健身場地的供給。”林顯鵬表示，“但總的來說，這是目前沒有辦法的辦法。從長遠來看，大型體育場館還是應當體現出用于辦賽的價值，而全民健身場地不足的問題，只能通過加大力度修建社區體育場館的方式解決。規模不同的體育場館有著不同的服務定位，大型體育場館和社區體育場館從功能本質上來說就是不同的。”

　　中國體育產業缺少外部融合機制

　　中國大型體育場館的運營困境，揭示了長久以來中國體育產業缺乏與外界聯動和融合機制的弊端。由易劍東擔任首席專家、于12月22日結題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課題——《中國體育產業政策研究》報告，就給出了“建立體育與文化、休閑、健康、旅游、娛樂等產業領域嵌合與聯動機制”的建議。“從歐美國家體育產業的實際發展經驗看，一個最鮮明的特征就是：體育積極主動融入文化、休閑、娛樂、健康、旅游等領域，并獲得無可替代的地位和相應的政策支持。”但易劍東認為，目前中國的體育產業與其他領域聯動的程度還很低。

　　在歐美國家，體育產業占GDP的比重大約在2%～3%，易劍東介紹說：“在美國，體育產業是第七大支柱產業，每年的產值是汽車產業的兩倍。”但目前中國體育產業占GDP比重只有0.55%(2010年數字)，且7成以上是由體育用品制造業貢獻的。

　　包括賽事、運動員、教練員以及大多數的大型體育場館設施在內的中國體育產業核心資源，絕大多數都掌握在體育主管部門手中。但與中國經濟社會快速進步和巨大國內市場空間不相稱的是，中國體育產業多年來發展緩慢。

　　“近幾年，中國的體育主管部門已經開始有意識地與其他領域合作，但主動性還是顯得不夠。”易劍東表示。

　　中國體育主管部門的工作重心是競技體育，競技體育又以奧運戰略和全運戰略為重中之重，體育主管部門所掌握的體育產業核心資源，自然首先要為這兩個戰略服務。“市場能夠發揮好作用的事務，政府就不該管。”政策研究專家、中國社科院青年中心副理事長蔡禮強表示，“政府應該承擔的是體育的公共服務職能，如公共體育場地的提供。而職業體育、競技體育和可以由市場完成的體育產業活動，應該還給市場。”

　　受市場經濟調節的體育產業活動，能夠更高效地實現產業價值的最大化，還要主動跨界發展，這是西方體育產業發達國家提供的可借鑒之道。蔡禮強表示:“我們國家這些年出臺了不少體育政策文本，但能夠真正落地的卻不多。為什么?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根據易劍東對歐美國家的研究，這些國家幾乎沒有出臺過專門針對體育領域的政策，但涉及到文化、健康、休閑、娛樂等方面的政策,往往會提及體育，比如美國新建的公園,一定會按要求辟出公共體育用地，英國的國民健康政策也一定會涵蓋促進群眾體育的內容。在易劍東看來，體育本來就與社會生活息息相關，而在中國，無論是競技體育還是群眾體育，都被視作體育部門的“自留地”。易劍東表示：“我們也建議中央政府和國務院有關部門，在制定產業政策時，不要拘泥于部門區隔而喪失產業融合的良機。”

　　需從戰略角度看待體育產業

　　如果能夠打破部門的間隔，讓體育與其他領域融合發展，困擾中國體育產業和體育事業的許多難題就有可能迎刃而解。

　　比如全民健身場地不足的問題，中國現在的土地資源有限，新建全民健身場地的空間有限，但易劍東給出了一個在西方國家常見的解決方案，“中國的人均體育場地面積只有西方發達國家的1/15，但我們的人均公園綠地面積卻與西方發達國家相差不大。在西方國家，公園綠地同時也是公共體育活動場地，草坪上可以踢球。如果我們的體育與城建、園林等部門合作，經科學合理規劃和規范管理，公園綠地、住宅小區綠地和體育活動場地就可以實現三者的結合。”

　　而大型體育場館的運營困難，也可以在健身娛樂業和賽事表演業快速發展后得以解決，但這需要體育主管部門放下緊緊握在手中的賽事和運動員等核心資源，讓其在市場經濟中得以充分發展。

　　國民體質監測數據表明，近年來，我國國民體質整體上呈下降趨勢，特別是青少年體質持續下滑的現象，已經引起國家的高度重視。易劍東認為，國民體質下滑與國家體育公共服務總量不足、結構不平衡、提供方式單一、運行機制不暢等諸多因素有關，國民消遣和交往方式消極的因素也不可忽視。

　　有效促使國民體質尤其是青少年體質回升，需要整個國家公共體育服務水平的提高，也需要國民體育消費觀的建立和體育消費市場質量的提升，而事實上，國民的這些需求已經無法由體育或教育部門憑一己之力解決。易劍東建議，國家要從戰略的高度來看待體育和體育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