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指出：“要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把服務群眾同教育引導群眾結合起來，把滿足需求同提高素養結合起來。”我們應當怎樣理解這個要求，宣傳思想工作以人民為中心，其重要性體現在哪里?筆者認為，關鍵是要“善變”，提高做群眾宣傳思想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變“喊話”為“對話”。

　　“喊話”是指向距離較遠的對方高聲說話，常指在前沿陣地上對敵人大聲宣傳或勸降;“對話”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之間的談話，兩方或幾方之間的接觸或談判。“喊話”多是空洞的說教，令人反感;“對話”多是平等的協商，易于接受。時下我們有的宣傳干部做群眾工作喜歡說大話、唱高調，頤指氣使來“喊話”，群眾很反感。毛澤東同志早在延安“整風”時就曾指出，“共產黨員如果真想做宣傳，就要看對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說、談話、寫字是給什么人看、給什么人聽的，否則就等于下決心不要人看，不要人聽。”鄧小平同志更是使用群眾語言的典范：如“摸著石頭過河”、“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這樣的話，讓人易懂、好記，過目不忘，真可謂生動形象。眼下，我們要從根本上將頤指氣使的“喊話”，變為心平氣和的“對話”。首先是身段放低一些，善于同群眾坐在一條板凳上交朋友、拜老師，尊重群眾的話語權，把基層的情況摸透、群眾的需求吃透，以便宣傳工作有的放矢。其次是用語淺顯一些，善于把群眾創造并傳播的順口溜、打油詩等，融入到黨的理論、黨的方針政策宣傳闡釋中，做到對假惡丑的鞭撻入木三分，對真善美的褒揚旗幟鮮明。再次是指導更細一些，要針對不同時期不同宣傳對象，進行量體裁衣式宣傳，不能搞一刀切、一鍋煮。

　　變“被動”為“主動”。

　　“被動”指受外力推動而動。“主動”指能夠造成有利局面，使事情按照自己的意圖進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事關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則問題上，必須增強主動性、掌握主動權、打好主動仗，幫助干部群眾劃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認識。”被動局面一旦形成，就會導致人們思想的混亂，導致“兩個鞏固”化為泡影，導致人心思散。“廣東汕尾烏坎事件”啟示我們：宣傳解釋工作必須主動做好。當下，有的干部遇到問題時，哪怕有理也不敢發聲，生怕因言獲咎;更為嚴重的是，有些人在大是大非面前，態度曖昧，觀點不明，唯恐避之不及。事實上，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重點在黨員干部，核心在宣傳干部，形象不好群眾不認可，表達不好群眾厭惡，言行不一致群眾更是離你而去。當前，我們要講好中國故事，傳遞好中國聲音，就是要搶占先機、先聲奪人，用群眾喜歡的表達方式，用群眾聽得懂的語言，用形象生動還能娓娓動聽的宣傳教育方法，把群眾的思想感情、認知理念以及行為方式統一到中央和市委的戰略部署和具體要求上來。從而，凝聚起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國夢”的強大精神力量。

　　變“壓服”為“誠服”。

　　“壓服”是指用強力制服，被迫服從。“誠服”則指真誠地服從、佩服。在封建社會，官吏對百姓采取的是“壓服”管理，若百姓稍有反抗，便被視為“刁民”，視為“大逆不道”。毛澤東同志1957年3月12日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時指出，“要人家服，只能說服，不能壓服。壓服的結果總是壓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以四川成都金牛區強拆致居民唐福珍自焚死亡案為例，唐福珍因為搬遷補償問題沒有達成協議而自焚。這個慘痛的教訓告訴我們，什么事情都要通過疏通和溝通，而不能通過強壓的方式來解決，這樣只能激化矛盾，擴大事態。如果我們各級干部把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善于做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這個災難性結果就不會發生。宣傳工作說到底是做人的工作，要體現好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持之以恒、導之以行的要求，就必須注重“理”、“公”、“情”這三個字：“理”字就是遇事要對群眾講道理，做到以理服人;“公”字就是堅持公平、公開、公正的原則，做到政策、法律、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情”字就是滿腔熱情地為每一個居民群眾排憂解難，多為群眾辦實事、做好事、解難事。只有這樣，我們的宣傳思想工作才能真正做到暖人心、穩人心、得人心。(作者單位：市委宣傳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