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一個聲音逐漸響亮—“世界正處在科技和產業革命的前夜”。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預言，一種建立在互聯網和新能源相結合基礎上的新經濟即將到來。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里，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傳統的集中經營活動將被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分散經營方式取代，其標志著合作、社會網絡和行業專家、技術勞動力為特征的新時代開始。

　　中國的機遇在哪里?國內各界對于這次新工業革命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中國之所以在近現代落伍了，就是由于和幾次科技革命、工業革命擦肩而過，現在又一次世界工業革命來了，未來十年、二十年乃至于三十年新興產業的快速發展、傳統產業的淘汰以及新經濟結構的形成給中國百年追趕的夢想提供了機遇。”胥和平解釋說。

　　他舉例說，以傳統的汽車行業而言，中國很難超越世界上的領先公司。但在信息產業、新能源產業中國已然步入了世界前列，盡管這些產業早期發展還存在一定的困難，但發展的方向和道路是對的。

　　“所以討論第三次工業革命，首先是戰略問題，實際上涉及國家的發展思路、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胥和平強調，前幾次工業革命和科技革命在世界上從來不是均衡發展的，只要你不積極主動參與，就不可能享受新工業革命帶來的成果。所以中國不能等著去“迎接第三次工業革命”，應該明確地確立一個戰略，要確保新能源的革命、智能制造的革命以及生物質能的革命首先在中國發生，由此引發引導第三次工業革命。

　　事實上，中國高層的戰略指向已然暗含了全球關于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前瞻思考。十八大報告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將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一起，列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而在具體的決策上，中國著重部署了新興科技和新興產業發展戰略。

　　這也就涉及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實踐問題。“前瞻、方向有了，接下來怎么干?現在很多人還是在按照傳統產業的思路來發展光伏等新興產業，但市場沒有相應地發展起來，供需難以對接，新的盈利模式沒有找到，最終很可能就出現嚴重的產能過剩。”胥和平認為要有實際的、可操作的設計。

　　此外，關于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討論還涉及學術問題，包括理論問題和認識問題，即怎么看待工業革命。胥和平介紹說，工業革命一詞據說最早由恩格斯提出，在19世紀后半期開始廣泛應用，但后來經過眾多研究，理論界特別是史學界對此卻有了分歧。很多人不贊同第一次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的說法，認為第一次工業革命發生在11世紀到13世紀，是馬和磨坊的革命，這也是動力革命，再次印證了里夫金先生關于動力的革命。到了第18世紀中期是由于蒸汽機技術的不斷完善，再加上鋼鐵已經很有基礎和其他產業合起來形成了一個工業革命的高潮，所以很多史學家表示其實第一次工業革命與其說是工業革命在那里的發生不如說是前兩個世紀在那里的終結，16世紀一直到18世紀才形成了第一次工業革命。所以說，工業革命與其說是一場革命不如說是一個漸變的、持續的進化過程。

　　“中國推動新的工業革命、推動綠色能源發展，推動智能制造發展是一種強大的市場力量，政府大體上是規劃、引導，真正力量在于民間。從理論層面來講我們需要研究工業革命，特別是新工業革命可能發展的內在機理以及演進的規律和周期，新能源對傳統能源的替代其實還有二三十年的交替過程，這個過程怎么走，走得是否好極為重要，它設計到發展戰略深層的一些謀劃，所以不管在理論上、在政策上、在實踐上以及戰略問題上研究第三次工業革命都是非常好的一個話題，而且對中國"十二五"乃至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加快轉型發展，全面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全面實現小康社會極有意義。”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