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明

　　一、中西方歷史進程不同、文化源不同，對美的認知異然

　　“美學”一詞源于西方，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則是近代的產物。18世紀，隨著西方哲學和科學的蓬勃發展，美學在德國古典哲學中作為一個特殊門類開始確立。鮑姆加登于1750年第一次使用“美學”這個術語，其含義是研究感覺和情感的理論，并把美學看作是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隨后的康德、黑格爾等人賦予美學更進一步系統的理論形態，使之在他們的哲學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借助西方美學系統理論，探究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美學思想，也不失為一種方法。

　　中國哲學體系中沒有西方謂之的“美學”理論，但對美的本質、美的意識的感覺、情感，乃至悟性、性情的理解和詮釋，在儒家、道家的哲學體系和理論體系中卻比比皆是，這種理學體系至今保持完整并具有相當的生命力。對事物本質、意識的認知，古籍《易經》、《尚書·洪范》、《論語》、《大學》、《詩經》等皆涵蓋其中。客觀世界的主觀意識起點高，主觀世界的客觀意識視野廣，傳統文化中以儒家、道家為主導的哲學理論延續至今，與西方哲學體系中建立的美學理論有所不同，這就是中國學者理解西方文化及美學理論較容易，西方學者真正明了中國文化的內涵相當不易的道理。

　　當然，文化本身不是用來比較的，美學作為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也不能只停留在理論研究中。我們站在歷史的角度，著眼現實世界，認知中西文化的優秀與偉大，使之堅守與傳承，保持人與自然的平衡，人與社會的和諧，促進世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們快樂生活才是真正的目的所在。深入探究美學的意義，真正理解人類哲學思想的建立與發展，從意識形態的演變、長期社會實踐經驗的角度進行分析研究，并促進社會進步和美學理論的完善提高，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美學追求的特點。

　　中西文明的歷史進程、哲學體系不同，宗教、倫理及社會制度的發展不同，所以對美的本質的認知、審美意識、審美對象有明顯的區別，其皆因文化源不同。

　　西方文明是海育文明的結果。舊石器時代，人類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神，只有圖騰，圖騰是禁忌符號。對美的感知是“牙飾”。新石器時代以后，人們開始感覺有神的存在，神存在于大自然，也是大自然本身。神應是美的，光明的。

　　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臘的地中海文化，城邦的建立、氏族的解體、商業的興起，這是人世之事，孕育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倫理意識。人憑借對自然的感知，創造出諸神，并將神人形化。男神，健壯的身體，發達的四肢，剛毅的面容;女神，豐盈的體態，柔美的線條。神是美的，古希臘的幾何學(點、線、面)對處于萌芽狀態的美學意識之美的形態認知，體現在諸神的雕像和為其建造的神廟中。哲學理念的建立，使其顯示出人與大自然抗爭的力量和超越自我的精神。由此建立的古希臘哲學也是西方哲學的基礎。

　　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在《國家篇》第七卷給出著名的“洞穴之喻”，極為形象地闡明這一抽象的二元論哲學概念。柏拉圖認為，在我們生活的可見世界之外，還存在著一個超越可見世界之上的更為真實的理念世界。沒有走出“洞穴”的囚徒喻指常人，走出“洞穴”來到理念世界的人喻指古希臘的哲學家們。二元論不僅體現在本體論的哲學領域，且始終貫穿于包括本體論、認識論和倫理學在內的所有哲學領域;二元論是古希臘哲學的爭論主題，也是整個西方哲學史爭論的焦點，還直接影響后來西方美學對美的本質的認知。

　　二元論的基本問題在于對真與假的區別和認知。在古希臘人的哲學思想中，真假與善惡密切相關，美丑是善惡的評價。和諧與沖突，現象與實在，精神與物質，自由與必然;宇宙論中事物是“一”還是“多”，是“簡”還是“繁”，有限、無限等問題，至今仍是哲學家議論的熱門話題。這種二元論對立關系使得西方哲學出現“天人二分”的紛爭精神。表現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靈與肉的對立。追求競爭與武力征服是西方文化表現出來的特征。當然，也由此建立了西方的數學和物理學。這種二元論導致西方在建立美學理論的過程中對美的本質的認知不免走向或唯物或唯心的傾向。

　　隨著奴隸社會及蠻族入侵，希臘文明被后來的猶太教和基督教所替代，并由此中斷，二元論的基本思想被宗教意識所異化。盡管西方人也存在其他論說，但二元論的主體精神沒有太大的變化，只是有了猶太教的“上帝”和基督教的“耶穌”。由此，美學的范圍除心理學、倫理學、社會學外，神學也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

　　宗教的介入，影響著西方“美學”研究的方向。注重有形的、物的真實存在，即存在決定意識。一切有形之物皆為上帝所造，唯有上帝不可言形。也言精神、信念和力量，由上帝所賜。也言“情感”，世間一切感恩于上帝。人的主觀意識要遵循上帝的旨意而行。人生下來就帶有“原罪”，必須通過“禱告”方可獲得“救贖”。肉身為己，靈魂屬上帝，通過“懺悔”而贖罪。對上帝的尊崇是西方美學理論的萌芽，體現在教堂的建筑、繪畫、頌歌和主(耶穌)及其弟子的雕塑中。受希臘古典哲學和后來的猶太教及基督教的影響，他們建立的美學理論，原則上沒有跨越因果邏輯思維的范疇。無論唯物論，還是唯心論，對美的認知始終停留在“存在”即“有”的層面。宗教把神著色，與大自然就有了隔閡。“博愛”思想可視為西方美的認知的基礎與前提。

　　如果說古希臘的哲學與中國古代哲學有些許相同之處，那么東西方宗教則截然不同。

　　中國的文明產生于農耕社會河生文化的基礎之上。因為古時只有黃河稱為“河”，其他河流稱為“水”，華夏文明發源于黃河流域。

　　我們的祖先依黃河流域而居，農耕社會以部落、氏族、家族形式維系，以姓氏、血緣關系為紐帶。播種依“季節”，耕作靠黃河水系，收獲仰賴于天。先民們在農業文明的長期實踐中很早就感悟到宇宙是以整體形式存在。對“天”的理解，即“德”;對“水”的認知，即“性”;對“季節”的確定有著更接近自然的“覺、悟”，由此逐步形成“天—地—人”為一元整體宇宙觀的思想。

　　這種整體宇宙觀的形成奠定了提出陰陽、五行基本概念的基礎。幾千年前，夏代的《連山》，商代的《歸藏》六十四卦，西周的《易經》八卦、六十四卦(卦象、爻辭)。《尚書·洪范》提出五行(水、火、木、金、土)的概念，是宇宙間天“—地—人”運動變化的總貌之圖像化描述。它們不是獨立或對立關系，而是“相應”或“生克”關系，“生”即發展，“克”即抑制，形成了中國人對自然法則的獨特認知。

　　這種宇宙觀的真正形成與建立是在春秋時期。儒家的宇宙觀以《易傳》為標志。在本體論上提出人“與天地修”，“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地與萬物的關系“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人應做到“盡心，知性，知天”。儒家重孔子，講“羞恥心”，講“愧疚感”，得一個“善”字為先，強調以生命為中心的宇宙觀和以價值為中心的人生觀。“善”即是人性的內在美。我族人人頭頂有個“天”，是心中最大的神，即是“德”，不可視，無具象，“天”有性，性若水，故“上善若水”。“德”是儒家美的本質。《大學》中闡述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是知，好之樂之必修行才有。這種修行是美的思想基礎。中國人不藉宗教的染色，直接于“神無方而易無體”的大自然，知大自然的意志是向善的，也是難測的。

　　道家此時形成了宇宙系統生成理論。“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兇吉，兇吉生大業。”“天—地—人”的自然循環法則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講自然狀態下的“真”和“美”，道家相對儒家則是向著超越界開放。儒家和道家都只是一種經驗的提供，人最根本的是要設法面對和理解自己的生命。道家的“真”是指自然法則的真，這種“真”涵蓋一切，“美”盡在其中。道家提出“象”的概念，即自然的氣息。物生有“象”，象后有形。由自然的一切形，感悟自然是有“意”志的、有目的的，這種意志是由“象”的變化決定的，它是存在而不可見的，體現一個“無”的概念。客觀世界真與美的認知取決于美的主體是否達到“象”或“無”的境界。

　　至秦漢時期，以儒為核心，陰陽五行論結合為框架，綜合當時并存的道、法、墨、兵、農、名、雜、縱橫等諸家學說，進一步充實“天—地—人”整體宇宙觀的模式，明確提出了“人之與天地也同，萬物之形雖異，其情一體也”的中國理學體系。對美的概念和認知，沿襲至今，與西方的認知迥然不同。天、地為“乾、坤”，只可感悟而認知。“無為而治”是思想理念，“有為而用”是行為，二者統一，禮制是嚴格的，精神是自由的。

　　中國傳統文化中融合了5世紀前后正式進入中國的佛教文化，其中“禪”的思想對主觀意識及美的認知有一定的影響。佛教“慈悲”的理念，“禪”的修行，闡明人與自然之間行為與意識的關系，但沒有上升到“無”的真正境界。因為佛教講“出世”，故它在對美的認知、客觀世界和社會實踐中有局限性。

　　雖然中國經過幾千年的社會發展和朝代更迭，但是理學體系基本完整。雖有外族入侵，經過一段時期，皆被融合同化，乃因這種文化的博大。文化是有生命的，它的發生、生長、消亡遵循著一定的規律。西方文化有文藝復興的再生，而中國文化至今衰退而沒有消亡皆因其博大精深，有著頑強的生命力和幾千年文化根基的有力支撐，這也是西方人面對中國文化常常感到困惑的問題。

　　現代中國學者也研究西方美學，但國人心中對美的意識、美的品評仍然受濃厚的文化和傳統思想的影響，其原因是在這種文化背景下，人們的意識思維沒有根本的變化，但傳統文化意識正在淡化，西方現代思維確有成為主流的趨勢，這也是值得我們警覺和思考的。

　　二、陰陽意象思維及歷代帝王文化對中國美學理論的深遠影響

　　西方美學的基本問題是美的本質、審美意識與審美對象的關系問題。哲學是以整個客觀世界為對象，研究自然界、社會和人類思維的一般規律。美學的研究建立在哲學的基礎之上，只是研究社會現象中的一個領域的特殊規律，其成果反過來也是對哲學的印證和補充。美學的研究與哲學最為密切，也與倫理學(善惡)、心理學(客觀世界的美的主觀反映，即審美意識)、教育學(引導)相關聯，但又有明確的區分。美學理論與藝術理論密不可分，彼此滲透，相互轉化，但不等同于藝術理論。

　　美是社會實踐的產物，藝術是復雜的社會現象。究其共性是人對客觀世界美的反映或產生的審美意識，所以美學是以社會實踐為基礎，隨著歷史發展而不斷變化著的審美觀念科學。

　　西方美學對美的本質長期紛爭。柏拉圖唯心的“理念說”，批判者亞里士多德唯物的“感性說”，普羅丁“神賦予萬物美”，他們在唯物與唯心間不斷糾結。文藝復興至18世紀，西方許多美學和藝術家(如達·芬奇、威廉·荷加斯等)仍然繼續從事物的自然形式探求美的本質和規律。包括法國哲學家狄德羅唯物的“實在美”，德國康德唯心的“快感對象美”，黑格爾擺脫康德直接論證“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的唯心說等等。概括起來不外乎兩點：其一，唯精神世界的主觀意識;其二，唯客觀世界的物質形式及自然事物的某種性能或屬性。但因忽略了人與社會的實踐，對美的本質在認知上是一種缺陷，這樣的結果也是西方早期因果邏輯思維的產物。

　　中國傳統文化由于它的連續性，創立的哲學體系具有陰陽意象思維特征，對于美的本質、審美意識和對象既有精神世界和客觀世界的認知，更注重社會實踐的探究。我們不必拘泥于在西方美學的框架下研究中國文化中的美學思想，否則會落入以小看大的怪圈。

　　中國古人對世界的認知是天地自盤古開，是個渾沌的整體。道家文化認為世間天地萬物由“一”而生，即“易”，非上帝所造。而“易生兩儀”，即“陰陽”。萬事萬物皆有陰陽。老子有“萬物負陰而抱陽”，“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之說。陰陽概念是對宇宙萬物空間橫向運動現象的總體概況和運動原因的主觀推測。對于事物，陽剛謂之美，陰柔也謂之美。至剛至柔為美的本質，其認知也只有在中國文化中存在。

　　萬物之間的轉化存在著“氣息”，這種氣息的變化直接影響客觀世界(自然)的物質形狀和性質的變化，與主觀世界(精神)的變化(意、象)隨之。“在天為象，在地為形”，人處在形象之間，隨著形象的變化而變化。“象”又有四個層面的認知，即物象——人、自然、社會可直接感知的有形實象;性象——事物象中抽象出的某一方面屬性之象;意象——反映事物屬性本質聯系之象;道象——規律之象。這種陰陽意象的思維對人的情感、品行、命運，社會的興衰，倫理的正、邪，生活的朝、暮，活力的勇、氣等對美的藝術的認知形成了長期的、比較穩定的影響。

　　由于中國歷史發展的獨特性，農耕文明的持久性，隨著社會進程的不斷演化，中國文化中還存在著獨特的“王權文化”(皇權文化)——“帝王文化”。這種帶有強烈的社會屬性的文化，也同時左右著人們的自然認知、社會意識和藝術表現形式。

　　文化的獨特性產生審美意識的多主體與客體的現象。客觀存在與主觀意識形成相互交替、疊加，互為反映。如“天”既是客觀存在，又有主觀意識。帝王稱自己為“天子”，天子不是神，要祭天、祭地、祭祖。這種祭祀集中表現在古代的禮樂文化(頌樂、雅樂)。臣民庶民(百姓)除上述三祭外，還須尊崇帝王，敬仰仙人(道教八仙)，叩拜漢化的外來神(佛祖釋迦、菩薩、觀音等)，尊崇閑人——“子”(老子、孔子等)，躬親神話的族人(關公、媽祖、黃道婆等)，還有對“節氣”的崇拜，對逝去者的追悼與祭奠。可謂是萬物皆神，萬法歸宗。這種民間的神話傳說與對歷史人物的歌頌體現在大量的戲曲、戲劇中。如果問國人什么是美，則答案多樣，不可明確界定。西方有明確的宗教，但沒有完整的宗教理論。中國文化有完整的哲學理論，但沒有西方概念上的宗教，許多學者稱中國的宗教為“宗法性宗教”，有待商榷。由于文化的獨特性導致審美意識和審美對象的多元性與復雜性。中國人的審美意識呈現混沌且清晰、深遠而具體、具象與意象為一體的特質。體現了天地人合一，靈與肉一體的世界觀。

　　美學與藝術互為滲透，各有特征。幾千年來建立起來的中國文化體系和儒家、道家的哲學思想，在藝術的創作、欣賞、品評方面獨樹一幟。

　　中國文化中審視人、事物、行為、藝術作品是否存在美感，品評和認知的依據并非只依感性或理性，社會實踐的認知和體驗及生命的活力尤為重要。審美對象必須符合審美意識，且具有明確的時效性和地域性。中國文化探究的美一定是完整的美，殘缺則不美。原因在于天地是完美的，人的肢體、魂魄、意識也要與天地氣息相對應。

　　中國文化中對藝術的品評概括起來分為三個層面，即“形”的完整，“意”的體現，“象”的高度。中國文化比較注重文化傳承中的教化意義。客觀世界美的認知必須符合自然法則，主觀世界美的認知必須符合倫理道德標準，同時要滿足社會的需求并彰顯出生命的力量。如中國古代的書法、武術、詩詞歌;“形”的完整，技能的表現——情緒之快感(品評為不難看);“意”的內涵，藝術的體現——視覺、聽覺之美感(品評為好看，生命之動感);“象”的高度——心靈的愉悅(品評為感悟天地之氣息)。專業藝術家的創造審美意識本應高于一般品評者，卻有時駕馭不了品評者的審美意識，出現審美意識的差異，這是因為審美主體的社會意識存在共性和個性的原因。同時中國文化中的“帝王文化”存在，原來社會意識中的共性意識轉變為帝王的個性意識，對美的界定出現了個人意志化。這種現象在中國歷史進程中普遍存在。由此，品評美的本質的標準也常常取決于帝王的個體意識，這也是中國文化在對美的認知過程中獨一無二的。

　　總之，在中國文化中，儒家的至善唯美，以“德”的意識存在;道家的至真唯美，以“自然”的意識存在，沿襲并影響至今。這種意識是對其它任何客觀存在或主觀意識的美的形態的認知及品評的基礎與源泉。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瀚海中，對美學的思考，試圖追尋出某種有規律性、有生命力的東西，也許只有把所有已有的認知放棄，建立新的思路才能認清。好比杯子已盛滿，清空后重新注入新的東西，才能尋求到新的、另一個整體的機理。化一切理論、觀念、認知為無形，再升華無形為一切有形，以至于有限與無限之中。

　　研究美的本質、審美意識與審美對象的關系問題，其目的在于從一個側面加深對中國傳統文化及哲學思想的了解，以便欣賞古人之佳作，創作真正具有中國文化內涵的體現時代風景的美的作品。

　　無論如何考量美學的問題，美的或藝術的作品，一定是創造，而不是制造。無論如何品評藝術的作品，符合客觀的規律，自然的、有生命的是其準則。

　　(作者為中國戲曲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藝術理論、思想政治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