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消息，最新一期的《學習時報》刊發署名王寧的文章《電視問政為何“熱”而不“火”》，文章提到，盡管電視問政“熱”逐漸在全國各地逐漸蔓延開來，但尚未形成較為廣泛的影響力。其發展遭遇的困境主要體現在未制度化、官員難以適應、效果廣受質疑等方面。而其中的原因并不能簡單地從電視節目形態本身尋找，還應看到官本位意識和公民政治冷漠等背后更深次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響因素

　　文章稱，我國電視問政節目始于2002年鄭州電視臺的《周末面對面》，之后武漢、蘭州、西寧、長沙等地也零零星星創辦過這類節目，十余年間，全國并不多見。近兩年，電視問政不僅在湖北荊州、寧夏銀川、湖北咸寧、浙江溫州、河南洛陽等地級市紛紛展開，而且還呈現出向縣(市、區)擴散的趨勢，如浙江海寧、遂昌，湖北南漳、武穴等地。盡管電視問政“熱”逐漸在全國各地逐漸蔓延開來，但尚未形成較為廣泛的影響力，很難被確定為比較“火”的電視節目形態和問政方式。其發展遭遇的困境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不論從空間維度還是從時間維度來看，電視問政還根本談不上常態化、制度化。首先，從空間維度來看。電視問政盡管已在多個地方展開，但空間分布仍然非常“稀疏”。省級電視臺特別是省級衛視頻道較少涉及，多以地級市為主，目前正呈現出向縣級電視臺擴展的勢頭。然而，就全國來說總數并不多，而就某一個省市區來說，就更屈指可數了。其次，從時間維度來看。電視問政時間大多不固定，問政頻率不高。2002年鄭州電視臺全國首創電視問政，但是在之后的近十年時間里，全國其他城市電視臺的電視問政也是寥寥可數，其間，有的城市地方電視問政節目可謂“曇花一現”。而近兩年多個城市紛紛開展電視問政，通常也只是為了配合某一特定時期的政治活動而臨時辦起來，根本談不上常態化、制度化。

　　第二，政府官員尚難適應這種新型的現場問政方式，一定程度上將影響他們參與其中的積極性。電視問政表面是現場的問，實質上是對政府及其官員日常工作的一種公開檢驗。個別行政部門和官員由于未能樹立正確的政績觀，日常工作懶、散、軟，不作為甚至是亂作為，對于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一味地遮掩拖延以致問題成堆、積重難返，這樣的政府官員很難過電視問政的關。這也就不難理解有的政府官員故意推脫不到場，有的到場了面對公眾的質疑，滿臉尷尬、如坐針氈、緊鎖眉頭等。正由于電視問政是一種新型的現場問政方式，政府官員短期內較難適應，對于可能遭遇的猛烈“發難”和“質疑”勢必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他們參與的積極性，長久下去，推動電視問政蓬勃發展的阻力就會更大。將來什么時候政府官員在電視問政的過程中面對質疑和監督能泰然處之了，那就意味著他經常扎根基層解決問題，意味著他重承諾、抓落實，真正把權力用在為人民服務上了。果真這樣，電視問政也就達到了目的。

　　第三，電視問政效果還廣受質疑。首先，現階段公民的參政水平和政見表達能力有待提高。作為問政的主體，現場公民能否切實就廣大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與政府官員進行高效率的溝通，是電視問政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因而，這些提問的公民需要極強的代表性和政見表達能力。如今年2月浙江省海寧市電視臺曾經播出一期電視問政節目，由于現場問題和答復過于程序化，導致問政不到位，結果就連臺下的點評嘉賓海寧市委書記都看不下去了，并亮起了“黃燈”提醒現場要“問得明白、講得明白”。而當下，像這種情況的電視問政并不僅只在海寧存在。其次，電視問政畢竟只是演播室的幾個小時時間，解決的問題也極為有限，然而現實中，關系老百姓各個領域的問題舉不勝舉，僅僅依賴電視問政所能解決的問題極為有限。因此，電視問政的實際作用又能有多大?是否流于形式，解決問題僅為滄海之一粟?這也是電視問政亟需破解的難題。再次，電視問政后的責任落實與督查機制緊密程度能有多大?我國著名的傳播學界學者、華中科技大學教授趙振宇曾經在參加武漢市電視問政擔任現場評論員后撰文說：“電視問政期間，場上嘉賓說得最多的就是‘馬上就辦’、‘明天到現場處理’。這是電視問政的威力，這是上場嘉賓的姿態，自然也是廣大市民所歡迎的。”問政之后，官員的承諾能否兌現，公民反映的問題能否及時得到妥善解決，公民質疑聲能否得以消除，這不僅是電視問政追求的目標，更是關系到陽光型政府建設、提高政府公信力的主旨所在。

　　文章提到，電視問政作為我國公共管理實踐中產生的創新形式，在官民之間開辟了直接對話、問詢、建議、監督的新型溝通協商渠道，遵循它的本意和初衷，必會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歡迎和支持。但從以上分析不難看出，目前我國電視問政發育并不成熟，遭遇方方面面的發展困境，總體上仍處于“熱”而不“火”的階段。而其中的原因并不能簡單地從電視節目形態本身尋找，還應看到從背后更深次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響因素。

　　第一，官本位意識沉疴猶重，傳統管制型行政觀念亟待轉變。我國有著兩千多年君主專制、封建集權的歷史，受官本位沉疴影響至深，導致“臣屬型”的政治文化長期沉淀并根深蒂固。這也直接造成了我們的政府管理和行政命令長期以來自上而下的單一運作模式的形成，行政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和手段變成了管理和控制，社會組織和民眾完全被看作是管制的對象和客體，政府凌駕于社會、公民之上，從作為受公民之委托并代其行使公共管理權力的“仆人”，搖身變成了高高在上、指揮和決定一切的“主人”，現代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行政理念往往不能真正落實到實處，自然也就很難過得了公眾檢驗的關。在已有的電視問政中，個別政府官員借故推脫不參與電視問政;有的官員盡管出場了，或者把節目當成本部門甚至個人的政績報告會，報喜不報憂，或者當成演講會、報告會，生硬地講一些提前準備好的材料，或者帶上本單位其他相關人員充當現場“幫手”，遇到棘手問題時則退避三舍;有的官員面對公眾提問和質疑時難掩緊張、尷尬之態。這些都是日常工作中個別政府官員“官本位”意識濃厚的表現，如此，在傳統的管制型行政理念主導下，官與民之間的協商很難自然順暢地發生，難以貼近群眾。

　　第二，公民政治冷漠延綿已久，參與政治民主的渠道選擇模糊。改革開放以來，伴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政治參與體制的不斷完善和參與形式的日趨多樣化，我國公民的平等意識、主體意識、政治參與意識和參政熱情得到極大提高。但同時還應看到，我國仍然存在大量的政治冷漠和參與政治民主的渠道選擇模糊現象，如民主選舉中缺乏積極性和主動性行為、搭便車的功利性政治參與行為，對政府行為聽之任之以及維護自身權利時的“病急亂投醫”行為等。造成政治冷漠的原因很復雜，有的公民是因為缺乏必要的政治參與能力，有的是因為囿于傳統官民文化意識的束縛，還沒意識到自己作為公民的主體地位，還有的是因為對政府的不信任和失望而覺得自己難以發揮預期的影響，還有一些公民即使在參與行為中表現出積極性和熱情，往往是出于沖動和從眾心理，而并非出于自身權利和責任的考慮。現階段，電視問政尚未發展成為傳播范圍廣、影響力大的節目形態，其中很重要的癥結在于受眾參與的問題，而受眾參與的前提則是這種問政方式的形式和效果的能緊密銜接，以問政的有效性和功效感來防止過度的政治冷漠，從而使電視問政更好地促進公民的政治參與，確保權力運行的公平、公平、公開，以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然而，盡管電視問政現場感強、有一定的透明性，但它畢竟是在電子媒介中呈現的，具有一定的虛擬性，倘若再任憑問政和施政脫節，聽而不聞、問而無果，那么它就很難成為現實世界的一種真實的解決手段，并極大地傷害和削減公民的政治參與熱情，其問政的效果自然也將大打折扣，長此以往難以良性發展。這些都是當前電視問政在發展中面臨的主要現實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