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務工資480元、級別工資498元、工改補貼45元、工作津貼3250元、提租補貼80元……這是一名普通國家公務員的工資條。由國家統發的基本工資1000元出頭，其余80%均是各項津補貼。這份工資條沒有什么秘密，卻是幾次工資改革和公務員內部收入差距的見證。

　　工資條：超80%是津補貼

　　陶磊是某中央黨群機關的一名公務員，本科學歷，9年工作經驗，正科級，2013年1月的工資條顯示：統發合計1173元，包括職務工資480元、級別工資498元、工改補貼45元等;工作津貼3250元，交通補助200元，通訊補助130元，提租補貼80元，購房補貼1000元;此外，住房公積金扣款500多;基礎工資和工齡工資為0元;應發5833元，實發工資5259元。

　　這份工資條基本的工資僅1173元，超過80%是津補貼，其中工資的一半主要來源于工作津貼。

　　這也源于1993年工改提高津貼補貼占比的結果。事實上，現行機關工作人員(包括事業單位)工資制度是1993年工資制度改革時建立的。即公務員實行職務工資和級別工資為主的職級工資制。公務員工資主要由職務工資、級別工資、基礎工資、工齡工資構成。這次工資改革在國家層面提出建立“地區津貼制度”，各地可根據本地經濟發展水平、財力狀況制定自身的“津補貼”。

　　國務院某直屬機構一位負責人事的林姓工作人員告訴本網記者，2006年實行新的公務員工資制度后，公務員工資分為四塊，由職務工資、級別工資、工作津貼、生活補貼共同構成。其中，前兩項實行全國統一標準，由中央財政支付;后兩項由地方財政或各部門財政支付。

　　類似陶磊這種工改補貼，都是按照國家規定的標準統一發放的，各個單位可能名稱不一樣，但同級別公務員發放的額度是一樣的，前述林姓工作人員稱他們單位將工改補貼等統一稱為補貼。

　　2元奶粉補貼

　　現在的工資構成中，已沒有工齡工資。陶磊稱，剛參加工作時，記得工齡工資是每年漲一元，這一元工資也成為同事間的笑談。據公開資料顯示，在 1993年《國務院關于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工資制度改革問題的通知》中，工齡工資的執行標準是這樣規定的：“工齡工資按工作人員的工作年限確定，工作 年限每增加一年，工齡工資增加一元，一直到離退休當年止”。一元工齡工資后來引發不少爭議，2006年再次工資改革后，干脆取消了公務員的工齡工資。

　　不過現在的工資構成中，也有一些幾元的項目。例如，有小孩的公務員，2歲以內的小孩有奶粉補貼，每月2元。

　　級差八九百 國家主席月薪大概1萬多

　　據陶磊介紹，各項津補貼因級別和職務差別而有不同，如提租補貼(對租住公有住房的職工，因租金提高而由單位給予的補貼)，正部級240元/月，副部級210元/月，正司級130元/月，副司級115元/月，處級100元/月，科級80元/月，科以下70元/月。

　　陶磊說，每個級別的工資總差也就在八九百元左右，如處級要比科級高八九百元左右。如果以此類推，在中國，國家主席的工資估計也就1萬余元。

　　不同級別的公務員其他方面的待遇也會不一樣。據前述林姓工作人員介紹，比如醫療報銷的比例，一般國家規定的能夠報銷的醫藥費，公務員的報銷比例 能達到90%。但50歲以上的副司局級有領導職務的公務員可享受副司局級醫療待遇，有專門的醫療藍卡。以北京為例，具體說來就是可在指定醫院的干部門診就 醫，可報銷的病房標準和床位標準要比普通公務員更高等。

　　年終發一次性獎金 不到千元

　　至于獎金，陶磊說，都是按照規定，只有年終的13個月工資，只發基本工資(中央財政統發部分)，不是每個月的實際月薪。也就是說，2012年他的年終獎是國家統發的1000多元。

　　該規定出自2006年的《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實施辦法》第六條：實行年終一次性獎金——對年度考核為稱職(合格)及以上的工作人員發放年終一次性獎金，在考核結果確定后兌現，獎金標準為本人當年 12 月份的基本工資。

　　5年一晉級，2年一晉檔

　　2006年實行新的工資制度后，各地陸續開始清理合并公務員收入中的各類津貼補貼，原先“不上臺面”的收入被取消或變成“明補”，這也被稱為 “陽光工資”改革。北京則早在這之前就推進了工資改革。即傳說中的“3581”。本刊早前曾做過相關報道(2004年34期)，“3581”傳說指科、 處、局、部級干部月薪分別為3000元、5000元、8000元以及1萬。但記者向權威人士求證的說法是，“3581”出臺之初的考慮是指年薪，也就是 科、處、局、部的年薪達到3萬、5萬、8萬和10萬。

　　“我一直覺得按照級別來定工資不合理”，陶磊直言。一個單位，能當上官的畢竟只有少數。處級干部，廳級干部只有那么幾個人，其余的都是普通工作 人員，結果是有職務的比沒職務的拿得多，而工齡長的老公務員比工齡短的拿得多，可能一個30年工齡的老公務員的工資不如一個10年工齡有職務的領導。這樣 的后果可能是大家都處心積慮想當領導，可能真正干實事的人就少了。

　　而公務員的升職都有一定的程序，從正科級到副處級按程序至少需要3年，而極少有人能在3年內完成這一轉變。

　　不過，現在的公務員工資已有一定的增長機制，只是增長額不高。如2006年工改后，工資實行滾動晉級。據前述林姓工作人員介紹，年度考核累計五 年稱職的公務員職務晉升一個級別，年度考核累計兩年稱職的公務員則晉升一個級別工資檔次，也就是常說的“5年一晉級，2年一晉檔”。這樣，即使職務沒有變 動，工資也會有所增長，避免了幾年不漲的尷尬局面。一般升一個檔級工資可能會漲100元左右。

　　2006年工改，濫發錢現象并未遏止

　　月薪5000多在北京是什么水平?去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1年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顯示，北京職工月平均工資為4672元/月。而根據此前的一個統計數據，當時達到平均工資以上的職工只占到全部職工人數的39.3%，沒有達到職工平均工資的人數占60.7%。這么說來，月薪5000已經屬于平均以上的少部分了。

　　陶磊還告訴記者，自己還算幸運的，剛參加工作時還有單位提供集體宿舍，現在剛進來還沒轉正的公務員每月扣完稅也就1000多，也沒有集體宿舍，北京房租這么高，根本不夠生活開銷。好在早飯與午飯有單位食堂免費提供。

　　“公務員的隱性收入應該不少吧?”對于記者的問題，陶磊表示自己最基層的公務員，單位也是“清水衙門”，沒有錢也不會亂發錢，并沒有任何的隱形收入。說到這，陶磊還有點激動。他說，2006年工資改革，(中央)提出“限高、穩中、托低”，“我們這種低水平的工資在那次后都漲了，我自己的大概漲了1000多元左右，但是那次改革并不徹底，‘限高’因為觸及到太多利益，反對聲音很大。一些(“有錢部門”)濫發錢的現象并未遏止，我們(公務員)內部意見也很大。”

　　說起2006年工資改革繞不開1993年的改革。1993年公務員薪資制度改革，國家層面提出建立“地區津貼制度”，各地可根據本地經濟發展水平、財力狀況制定自身的“津補貼”。

　　之后，國家并未出臺統一政策。在此背景下，地方發放公務員津貼補貼的名目逐漸失序，地區、部門、單位的工資外收入基本處于失控狀態。復旦大學博士孫琳曾專門研究過中國的公務員薪酬問題，據其不完全統計，各地擅自發放的津貼補貼名目達到300多項。

　　2006年，新一屆領導上來后，在全國推行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改革。此次公務員(包括事業單位)工資改革的重點為“限高、穩中、托低”，高收入人群的補貼將遭削減。具體做法是：第一規范補貼，設定上、中等收入的政策范圍，收入超過平均線的要削減;第二是穩中，即中間的收入層次者工資水平可以繼續保持，也可以適當增加;第三就是托低，即要用3年時間提高低工資收入人群收入，使其達到平均水平。據悉，2006年工資制度改革時國家對公務員津補貼標準出臺了一個范圍，平均值不能低于年2.1萬元，也不能高于4萬元。

　　不同省最高相差幾千元

　　對于各地區、各部門公務員津貼補貼標準(即陶磊工資條中的工作津貼和生活補貼部分)，各單位名稱會有差別，但同地區同級別的津補貼差別并不太大。中央某部委一位正科級工作人員透露，國家統發1000多元，每月津補貼3000多，每月實發工資5000元出頭;國務院某直屬機構副處級干部向記者提供的工資條，沒有工作津貼的名稱，所有津補貼細化到各項，如物價補貼215元、交通費40元、生活補貼260元、提租補貼90元……另一位在地方某市級機關任職的公務員告訴本網記者，其屬于正科級，國家統發的基本工資1000多，津補貼部分按照地區標準2000多，每月實發工資3000多元。

　　《經濟觀察報》2008年的一篇報道指出，“陽光工資”后，由于津補貼改革是地方自費改革，地方財政承擔了更大的壓力，規范以后“暗補”變“明補”，原來一部分由單位自己解決的補貼變成了財政支出。

　　此外，即便是在一個省內，補貼的金額也有不小的差距。中央對公務員津貼補貼標準有個核算公式：省直機關津貼補貼標準=(省會城市平均標準 全省平均標準)/2，如果省直機關要想達到300元的標準，省會城市就要比平均值高。

　　這種制度造成了不同省之間、同省不同市縣區之間津貼補貼相差最高達幾千元。一位2007年剛畢業參加工作的深圳司法系統的法警，2008年稅前工資為8100元，實際扣除各項保險繳費之后工資所得約6200元。這讓西部地區同樣資歷的公務員望而興嘆。即便扣除兩地物價因素，差距仍可觀。根據第一輪規范的結果，即使有年均津貼補貼2.1萬元這個最低調控線，很多財力弱的貧困地區也根本無法達到。

　　試探性“漲薪”遭遇反對

　　對于現在的月薪，陶磊并不滿意，他覺得自己畢竟工作了9年，當年考上公務員也是很不容易的。但工資水平在同學中已不算高。“現在一講到公務員，大家都覺得工資高，其實我們還覺得冤呢。”

　　陶磊還透露，2010年底，國家曾有給基層公務員加薪的計劃，陶磊稱之為“試探性增長”。當時媒體的報道也證明確有此事。《21世紀經濟報道》2010年11月的一篇報道曾指出：“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知情人士透露，該部正在組織研究、擬訂完善公務員工資制度方案和深化事業單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工作方案。……此番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重點之一即提高基層公務員的收入水平，縮小系統內收入差距。”

　　“但由于輿論的反對聲特別大，這次漲薪后來就不了了之。”說到這，陶磊認為，民眾反對的原因之一在于前一次的改革沒有徹底。“如果那一次的改革(2006年)把一些單位亂發津貼的風氣給正過來了，之后的漲薪應該不會有那么大的阻力。”

　　據媒體報道，2011年，審計署對2010年度中央部門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審計中發現，82個所屬單位采取截留收入、虛列支出等方式，套取和私存私放資金4.14億元。

　　陶磊直言：“我贊成高薪養廉，但是必須雙管齊下，管住腐敗貪污漏洞。我希望有好的制度，讓好人能有好報。”(應受訪對象要求，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肖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