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口子的撕開讓所有的目光聚焦到了中央電視臺，洪民生收到不少寫給電視臺的信，希望第二年的春節聯歡晚會更有看頭。

　　但讓洪民生為難的是，上層領導對春節聯歡晚會重視了起來，中央給廣電部開了一個會，討論春晚的開放程度：能不能讓觀眾參與太多?歌曲可不可以柔軟一點?芭蕾舞這些洋玩意應不應該出現在春晚?

　　洪民生早就料到，討論的結果是不能、不可以、不應該。會后，中央正式提出要求，下一屆春晚要以反映“統一團結”為主題，節目內容必須嚴防“精神污染”。

　　回到電視臺，洪民生找來黃一鶴讓他發揮經驗出任1984年春晚總導演，接下來就要考慮如何破局：觀眾們期待的春晚一定不是主旋律的政治活動。

　　還是那個六百平的演播廳，形式上也很難搞出花活，洪民生想該如何讓“統一團結”的春晚符合觀眾的口味。他提出了要求：要比“精神污染”的春晚更精彩。

　　“沒有港臺同胞怎么算得上統一團結呢?”洪民生確信港臺演員的不同表演風格一定能給春晚舞臺注入活力。于是，黃一鶴找來了臺灣主持人黃阿原，香港歌手張明敏、陳思思、奚秀蘭。奚秀蘭演唱三首歌，中間還換了一次演出服，不僅觀眾覺得新奇，就連大陸女歌手們也羨慕得要求效法。

　　百姓還想看什么?洪民生經常在臺里說，“老百姓需要酸甜苦辣咸所有的味道，我們放甜味容易，苦、辣卻最難做到。”承載苦、辣味道的就是語言類節目。

　　1984年春晚，黃宏的《宇宙牌香煙》諷刺當時社會上一些商家以假亂真的不良風氣。而陳佩斯、朱時茂的小品《吃面條》也是那一年最成功的節目之一，陳佩斯的表演就是讓人大笑。雖然遭到一些領導指責表演“低俗”，小品的節目形式卻因為《吃面條》而定型，春晚也從此成為小品培養基地。

　　1984年春晚還沒結束，洪民生就感到“一定成功了”。那天晚上，幾乎沒有人離開演播廳，大家就地擺桌慶祝一起唱歌跳舞吃年夜飯。剛剛好五十六桌，“連數字都恰恰各民族大團結了”，直到凌晨五點，大家才依依不舍地散去。

　　極少喝酒的洪民生到處給人敬酒，喝了一瓶半茅臺，他不記得那一晚說了多少感謝，只記得在之后的三十年春晚再也沒有那樣純粹的開心。

　　之后的一個月，一麻袋一麻袋的信堆積在央視地震臨建棚的辦公室里。有電視從業者也給臺里寫信說，知道春晚反對“精神污染”原本很失望，覺得春晚要沒看頭了，沒想到一臺晚會盡是老百姓的喜怒哀樂，這是一臺反映百姓心聲的春晚。

　　1984年春晚是洪民生認為至今最成功的一屆。“那一屆因為是最真誠的，春晚還沒有那么多附加的東西，只是純粹讓老百姓喜歡”。

　　那屆春晚之后，鄧穎超親自批示：春晚這個節目很好，要拿到國外去放放也很好。洪民生馬上把帶子送到大使館。轉年，春晚還沒結束，大使館的飛機已經停在機場等著把帶子第一時間送出去。再往后，干脆算好時間給使館送去提前錄好的備播帶，讓在國外的中國人可以同時看到春晚。這個習慣一直持續到1992年國際中文頻道開播，全球直播央視春節聯歡晚會。

　　彼時，央視春晚早已經如同年夜飯成了中國人過年必不可少的一桌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