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集鎮隸屬河南省鄭州市中牟縣，位于鄭州市區東部，下轄31個行政村。

　　由于臨近建設中的鄭東新區，劉集鎮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城鎮化的浪潮中。未來，鎮里的大部分土地將成為城市的一部分。

　　然而，今日的劉集鎮還保留著中國農村的典型形態。在當地，農業生產在人們的經濟生活中仍然占有相當的比重。

　　崔莊村是劉集鎮下轄行政村之一，村民大多姓閆。雖然仍有計劃生育政策的控制，但每戶“一兒一女”兩個孩子已是常態。

　　村民的通常做法是，先把二胎生下來，再交罰款(社會撫養費)，即可落戶。在當地，社會撫養費的金額無固定標準，一般第二胎為1萬元左右，三胎更高。

　　對于村民而言，生育兩個孩子，實為現實選擇。而執著于生育男孩，更有經濟考量。在農村社會中，無論從事農業還是進城打工，男性的經濟能力仍遠高于女性;另一方面，農村低水平的醫療和養老保障，使“養兒防老”仍是大多數村民的選擇。

　　從劉集案例可以看出，雖然通過行政手段對農民生育直接干預的力度已在弱化，但是卻沒有致使生育意愿產生大幅反彈。一位鄭州當地的人口學者認為，隨著河南人口控制政策的放松和基層實際約束力的下降，河南農村的實際生育率與生育意愿已十分接近。

　　在劉集鎮，當地農民大多種植大蒜和玉米。由于務農收入微薄，各村的男人都選擇進城務工，每年只有2個-3個月留在村中照看田地。

　　近些年，鄭州、開封等地大規模城市建設，帶動了對勞動力的需求。劉集鎮的很多人并沒有像河南南部的農村人口一樣，遠赴外省打工，更多選擇了周邊地區，主要從事建筑行業等重體力勞動。

　　根據河南省人社廳公布的數據，至2012年，河南擁有農村剩余勞動力3200萬人，有2570萬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其中省內轉移1451萬人，省外輸出1119萬人。農民進城打工的原因，主要是農業收入充其量只能滿足溫飽，其收入“主要靠打工”。

　　在鄭州，村民每辛苦勞作一天，大約能獲得100元左右的報酬。而女性村民通常在“家門口打工”，“每天工資20元-30元”。

　　時常變動的工作使村民難以獲得穩定的收入，同時也無“五險一金”等保障，對他們來說，一旦因年老而失去經濟來源，依然需要家庭，尤其是下一代的支援。

　　根據“六普”數據，在河南鄉村60歲以上的人口中，只有不足2.5%的人依靠養老金(離退休金)生活，有近一半的人仍需通過勞動獲取收入生活。以崔莊村為例，村里的老人如果只依靠每月從新農保領取的約70元基本養老金，根本無法維持基本生活。

　　此外，新農合雖然已完成基本覆蓋，報銷比例也在提高，但對于農民疾病的保障仍然有限。“一有病，日子就過不下去了。”一位崔莊村村民說。在這位村民看來，“醫療和養老(保障)解決不了，計劃生育就做不到。”

　　據記者了解，缺乏醫療和養老的社會保障，是農村家庭傾向于多生孩子的主要原因。此外，農村中男性在經濟上居于優勢地位，女兒外嫁，戶籍隨夫，宅基地由兒子繼承等因素也使得“靠兒子養老送終”成了更現實的選擇。

　　值得一提的是，在特定情況下，農村的現行土地制度也會刺激村民多生育。比如，有拆遷預期的村莊，會因為拆遷補償是按人頭計算而多生育孩子。在崔莊村，村民在繳納社會撫養費后，新生兒也會獲得相應的責任田，約為人均1畝左右。

　　盡管尚未打破的城鄉二元結構，使得農村“養兒防老”的想法仍然存在。但是，大多數農民并不認為生得越多越好。

　　農村勞動力雖然大量流向城市，卻無法享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也難以分享經濟發展帶來的土地增值收益，農民工面臨的經濟和社會條件客觀上壓低了其生育率。

　　在經濟成本和“養兒防老”的平衡之間，農民普遍選擇“只生兩個”。

　　由于既是人口大省也是農業大省，河南省曾經實行嚴厲的計生政策。在GDP總量方面，河南至少從1996年開始，就在全國處于第五或第六的位置。2010年，河南省GDP僅次于廣東、江蘇、山東、浙江，位列全國第五位。

　　但由于人口數量龐大，在人均GDP、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人均純收入上，河南的排名就大大下降，一般在15位-16位，屬于中等水平甚至偏下水平。

　　人均經濟數據的相對靠后，造成河南省長期不愿意放寬計劃生育政策。據當地人回憶，在上世紀90年代，河南曾推行“鐵篩子”行動，為確保當年的人口指標，實行“有證無證，一律打凈”的政策。崔莊村村民閆起(化名)1992年結婚，其妻次年懷孕，雖持有“準生證”，但依然被強制引產。

　　這種情況持續到2001年底《人口和計劃生育法》和次年《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的頒行，兩部法律法規使運用行政強制手段控制人口的力度有所減弱。征收社會撫養費成為控制生育的主要手段。當剛性的行政控制轉換為經濟控制之后，農村被壓制已久的生育意愿得以釋放。

　　進入新世紀(10.16,-0.10,-0.97%)以后，當地的生育環境日益寬松，懷孕和生產階段“一般沒人管”，鄉鎮計生辦坐等村民來繳納社會撫養費，而村民為了給新生兒上戶口，通常都會主動去計生辦辦手續。

　　但是，逐漸放松的生育管制，并沒有導致村民“越生越多”，人們的生育意愿漸趨平穩。

　　實際上，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流動、教育程度提高帶來的成本、消費結構升級帶來的養育成本、生育觀念改變等因素又壓低了生育意愿，這在年輕人群中尤為明顯。“多了(超過兩個)養不起，吃奶粉一個月就要1000塊錢。”一位80后的劉集鎮村民說。

　　從崔莊村的情況來看，大部分村民的生育意愿最終穩定在“一男一女”的水平上。多位村民表示，即便不再進行生育控制，“一兒一女”也是最理想的狀況。

　　通常的情況是，如果第一胎就是男孩，第二胎便“沒有壓力了”，男女皆可;如果第一胎是女孩，第二胎就力求男孩，甚至選擇性將檢查為女性的胎兒流產;如果第二胎仍是女孩，則會超生，直至生出男孩，村中超過兩孩的家庭多是此種情況，但比例較小。

　　由此可見，社保、城鎮化、教育、生活成本，這些經濟社會條件正在越來越多地主導著人的生育行為。決定生幾個孩子，已然非單純的生育政策所能決定。(田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