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鋒(化名)今年33歲，國內名牌大學文科博士畢業，目前在北京某重點高校任講師。他每周教8個課時，與名教授一起承擔了兩項科研課題，沒有行政職務。
彭鋒很忙，他計劃3年內發表6篇CSSCI(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論文，拿到副教授職稱。為此，他把大半的時間分給了科研，其中不少又“耗在寫標書、跑關系、找發票報銷上”。
彭鋒已婚，他每年貢獻給家庭的工資大約4萬元，另有兩萬元的工資外收入是課題經費“貼補”的。盡管高校教師這份工作穩定且“聽起來很好”，但彭鋒在從政或經商的朋友面前沒多少自信。彭鋒被大家稱作知識分子，但他和同事們有時自嘲為“知識工人”，或“工蜂”族——光鮮外表下“鴨梨山大”(即壓力很大——記者注)，是單位的業務主力但收獲有限，多數忙碌于金字塔底端，僅少數人能拼到上層，才“有資本做真正感興趣的事”。
這是廉思研究團隊為“70后”、“80后”高校教師畫的一張像。
統計顯示，我國高校40歲以下青年教師人數目前已超過86萬，占全國高校專職教師總數的63.3%。由廉思領銜的30人研究團隊歷時一年有余，在北京、上海、武漢、西安、廣州5個城市，對供職于包括985、211、普通高校、大專院校和成人/民辦高校在內高校的5138名青年教師，進行了第一次全國范圍內的抽樣問卷調查，結合深度訪談、焦點小組討論和參與式觀察等調查方法，完成了《工蜂——中國高校青年教師調查報告》。
72.3%感到“壓力大”
科研任務重是最大壓力源
彭鋒每天都覺得自己“在跟時間賽跑”。
他工作日的時間表通常是：上午讀書、查資料，帶幾個學生做調研，撰寫由老教授或系主任“掛帥”的課題報告;下午到學校教兩個半小時的課，再找財務“弄1個小時的報銷”。雙休日里，除了外出參加學術會議外，他給自己定了個“文獻翻譯計劃”，為爭取在國際期刊上發表論文搜集素材。
調查報告顯示，作為近九成擁有博士學位的高知群體，高校“工蜂”族也是高壓人群。72.3%的受訪者直言“壓力大”，其中更有36.3%的人認為“壓力非常大”。
壓力主要來自3個方面——科研任務重、教學任務多和經濟收入少。“科研任務是最大壓力源。”廉思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調查發現，由于絕大多數高校把職稱和職務晉升與發表論文數、出版專著數、申請課題數等‘量化指標’直接掛鉤，78.1%的‘工蜂’認為，自己從事科研的時間‘不夠用’，甚至‘很不夠用’。”
“非升即走”的潛規則更加劇了彭鋒的緊迫感。“很多人把大學老師工作視作‘鐵飯碗’，但對很多年輕老師來說，一個潛規則是：5年內不能從講師升到副教授，你在這個學校的教書生涯就基本結束了。”
升副教授的依據當然是指標完成情況。但報告顯示，高校“工蜂”族完成指標的狀況并不樂觀。
近3年來，20.5%的文科“工蜂”沒有在CSSCI上發表過論文，92.5%的理科“工蜂”沒有在SCI(科學引文索引)上發表過論文，85.5%的工科“工蜂”沒有在EI(工程引文索引)上發表過論文。沒有獨立著作的“工蜂”占83.2%。
彭鋒工作快5年了，身邊近2/3的同齡教師是講師職稱，只有約1/4是副教授職稱，“40歲以下的教授幾乎看不到”。
“時代習慣了‘贏者通吃’，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少。”彭鋒坦言，職稱低讓“工蜂”們感到掣肘頗多，“副教授不能擔綱重大課題，即使他是實際研究的主力。科研經費和學術資源也都向學界‘精英’和‘大腕’靠攏。”報告也顯示，80.6%的“工蜂”沒有主持過國家級課題項目，六成“工蜂”一年的科研項目經費不足5萬元，61.6%的人沒有拿到過學校的研究資助。
彭鋒有自己的研究興趣，但他目前的研究和生活都圍繞著“馬上升副教授，40歲以前升教授”進行。為了成為“蜂巢”上層的“贏者”，他必須早出活、快出活、多出活，有時也不得不搞關系，甚至花錢買版面。
“調查顯示，沒有‘工蜂’認為影響論文發表的因素僅僅是質量，有超過2/3的人認為，人際關系與職稱會對論文發表產生重要影響。”廉思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當這些與你的身份、收入、尊嚴全部連在一起時，不少年輕的‘工蜂’只能低下高貴的頭顱，在學科專業標準的規訓下，生產高度專業化的知識產品，以步步追逐那個唯一的成功標準——擁有更高的文化資本和成為專業權威。”
近七成每月難有結余
14.2%主要靠兼職養家
“‘大學老師’的名頭提起來能贏得同輩尊敬，但說起經濟收入，囊中羞澀的時候多。”彭鋒說。調查報告佐證了這一點。
“調查顯示，僅有13.4%的受訪者是由于‘收入高’而選擇當老師的，64.6%的‘工蜂’認為‘穩定性高’是當前工作最有吸引力的地方，62.1%則是由于‘名聲好’。”廉思分析，雖然擁有較多的無形資本，但“工蜂”族的整體收入偏低，平均一年不足5萬元，只有10%的“工蜂”能突破7萬元。
2006年，北大教授阿憶曾在博客上“曬收入”，提到工資收入不足以支撐日常開支。工作的第3年，彭鋒也曾對比過“智力密集型行業”的工資單。他發現，金融業2010年的年人均工資是8萬多元，計算機和軟件業近7萬元。“我們排在第三位，5.7萬元。但除去名教授、學科帶頭人的收入，很多青年老師達不到這個水平。”
彭鋒不是沒有“外塊”。但調查顯示，七成“工蜂”的收入來源主要還是工資，五成人的年均“工資外收入”不足兩萬元。
報告指出：“相比一些行業收入水平近年來的迅速提高，高校教師的相對經濟地位近年來不升反降。因此，適當提高高校青年教師待遇，為其建立基本生活保障體系是一項緊迫工作。”
“高校‘工蜂’族剛入職不久，工資和職稱相對較低，申請課題經費難度較大，而結婚、買房、買車、子女升學、贍養老人等經濟壓力又集中涌現，以致不少人不得不從事各種兼職，以代課、培訓、承攬項目等‘貼補家用’，甚至有14.2%受訪者以兼職收入為主要經濟來源。”廉思進一步向記者分析。
由于有房貸壓力，彭鋒和妻子的收入每月加起來剛好“收支平衡”，有時略亮“紅燈”。
而調查報告顯示，彭鋒的情況不在少數，每月能有經濟結余的“工蜂”只占31.3%，23.7%的人收不抵支，11.8%的“工蜂”在工作的前幾年內，經濟上主要靠父母和配偶支持。
“缺乏一份體面的收入，知識分子只能‘為稻粱謀’。”彭鋒坦言，由于其兼職承接的課題研究耗時不少，盡管家里有600本藏書，他近一年除專業書外，已很少有時間“精致地閱讀”。部分“工蜂”族在調查中坦言“兼職影響了備課”，為貼補收入，對各種課題經費也“節衣縮食”，“該用的不舍得用，應該開的會不舍得開”。
“在一次與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的對話中，他針對‘工蜂’族表示，大學里做學問非要有‘閑暇’不可，古人說‘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審其一人之生應有之地位，非有閑暇不為也’。”廉思告訴記者，“但當不少教書育人者必須為世俗勞碌時，我們擔心青年知識分子正由‘精神貴族’淪為‘知識工人’，并把這種焦慮傳給下一代。”
84.5%認為自己處于社會中下層
無論從哪方面硬件條件來看，“工蜂”族都不算“屌絲”：高學歷，工作穩定，83.7%受訪者擁有本地城鎮戶口，八成有住房公積金，五成以上有醫療和養老保險。加上社會名望，高校“工蜂”族應屬“憑借學歷資本而上升”的中產階級。但調查報告顯示，這個人群的自我認知卻在“下行”。
對于“如何認知自身社會地位”，5138位受訪高校青年教師中，84.5%認為自己處于社會中層及中層以下，其中，36%認為自己屬于“中下層”，13.7%認為自己處于“底層”，僅有14.1%認為自己處于“中上層”，0.8%認為自己處于“上層”，另有0.6%的受訪者未回答此問題。
報告分析指出：“整個社會的價值系統變了，權力和金錢取代知識與道德成為評價核心指標，這是令高校‘工蜂’族感到壓抑的重要背景。知識分子的整體地位下降，‘工蜂’族地位更加被邊緣化。”
北京師范大學某房地產領域教授日前宣稱，若學生在40歲時還沒賺到4000萬元就別來見他。在廉思看來，此番言論中知識與金錢孰輕孰重的糾葛，正是上述變化的一個典型概括。
高校內部的資源配置不均，論資排輩現象嚴重，“官本位色彩濃”，有時也令彭鋒產生“失落感”。
報告顯示，過半數(54.0%)受訪“工蜂”有類似感受。“不同時代的青年知識分子，‘脫穎而出’的概率不一樣。目前，整個社會的學術、思想、文化等處于‘平臺期’——大致路徑及規模已經形成——年輕人的出頭比‘變革期’要困難很多。”陳平原教授對廉思研究團隊這樣分析“工蜂”族的上升不易。
報告還顯示，“下行感”已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高校青年教師群體的角色定位和社會責任感。
調查發現，在部分考慮過轉行的“工蜂”中，22.8%的理想是公務員，想從事企業管理或金融行從的也分別有兩成左右。
此外，在判斷自己是否優秀的標準上，有45.6%的受訪“工蜂”認為同行認可是首要標準，其次是獲得政府認可，僅有23.4%的人把“獲得社會認可”作為評判標準，這也令研究者感到擔憂。“由于關乎基本利益的評審與晉升均由‘同行’或‘政府有關部門’決定，因此‘工蜂’族在思考問題時，會更多選擇站在學術立場和政府立場，很難做到‘為大眾思考’了。”廉思在報告中寫道。
彭鋒至今記得，在自己讀書時，他的老師曾告訴他：“一個合格的知識分子，要能為國家擔綱，也為后輩的成長贏得時間、空間和方向感。”但他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現在在校園里，無論教師還是學生，都行色匆匆，像“工蜂”一樣，為找一份好工作，有一個好家庭，過自己的好日子而奔忙。
“當知識分子的眼界、旨趣和情懷，都縮到與時代精神沒有關系時，時代精神在哪里安放?”這是彭鋒忙碌之余，經常涌上心頭的問題。(中國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