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偉華已經死了12年，但在父親江志根心里，兒子一天也沒有離開過。12年來，江志根只做了一件事情：為兒子“正名”。

　　在江蘇省句容市古村，江偉華的名字幾乎無人不知。每當江志根在路上遇到熟人，總會被問起：“‘見義勇為’辦下來了嗎?”

　　2000年五一長假的最后一天，江偉華躍入村中水凼，把溺水的同學向岸邊推了一把，便再也沒能上岸。

　　如今，原來窯廠挖土形成的大小水凼已經被改造成魚塘，在連片的田野中閃閃發亮。江志根伸手一指：“喏，那就是我小孩救人的地方。”

　　江志根起初并不知曉兒子為何溺水身亡。直到他以“未設置警示標志”為由將窯廠告上法庭時，廠長妻子才告訴他：“你兒子是救人死的。” 4個目擊現場的男孩也表示，江偉華是為救人而溺亡。被救者的家人害怕被索賠，便挨家央求：“別說出去。”

　　絕望中的父親雙眼一亮，“我兒子是英雄，一定要討個說法。” 他搜集了目擊者們的書面證明，準備為兒子申報“見義勇為先進個人”。為此，他辭掉了原本收入不錯的一份工作，連家里的田地，也撂荒不管了。

　　蹬著一輛自行車，江志根開始奔走。幾乎每天，他都要騎車15公里到句容市，“下雨才坐汽車”。每個月，他會騎車去鎮江、南京好幾次。“50公里的路，順風騎4個鐘頭，逆風騎六七個鐘頭。”

　　他一路打聽，從鄉鎮到省城，跑遍了各級派出所、公安局、民政部門和見義勇為基金會。不識字的他還買了本字典，從“日月山水”學起，直到能把文件、材料讀個大概。

　　“我從來沒鬧過”，江志根說，“好漢不吃眼前虧”。有人接待，他就遞上材料，把兒子的事講一遍。吃了閉門羹，他就站在大門口，默默地等到下班。

　　有的辦事人員被他纏煩了，把他的自行車藏起來，告訴他“車被偷了”。他就又買一輛，繼續跑。

　　當時正在籌備的句容市見義勇為基金會曾給這位執拗的父親發了2000元慰問金，但江志根不滿意，“這不能證明我兒子是見義勇為”。

　　在他看來，只有一樣東西最重要：紅本本，上面是燙金大字“榮譽證書”，翻開是兒子的名字。

　　與此同時，不少人卻在試圖忘掉江偉華這個名字。那個被“推了一把”獲救的小伙伴卻沒有感謝江偉華一家。在被人問到江偉華是否救了他時，他只說了三個字“不知道”。兩家人也因為賠償問題鬧翻。

　　然而，更多的人卻因江志根而記住了他的兒子。“好多好多年啦，一直在跑”，鎮江市見義勇為基金會秘書長卞大慶表示。一些機構的領導已經換了幾任，很快，新到任的負責人又會見到“又黑又瘦”的江志根，聽到江偉華的名字。提起這個孩子，他們會毫不猶豫地表示“看過材料，知道他的事”。

　　江偉華曾是全家人的希望。叔叔表示“要攢錢給濤濤(小名)上大學”;伯伯也說，“上大學要到北京去，最好念個‘研究生’”。最終，懷揣“到北京看兒子”夢想的江志根只有一個人北上。他坐硬座，有時甚至站到終點。他常常住5元錢一晚的大通鋪，也曾啃著半個饅頭，和流浪漢們擠在立交橋下，“聊聊天兒，一晚上就過去了”。他拒絕“訴苦”，因為這是自己選擇的路，“不能讓別人看笑話”。

　　幾年下來，他熟知京城每個相關部門的具體位置。說起一些北京地名，他能馬上指出，哪一個單位就在附近。

　　在江偉華死后，母親王世珍剪碎了兒子所有的照片。江志根從剪刀下奪出兩張來，始終揣在身上。

　　照片上的江偉華圓臉，圓眼睛，虎頭虎腦，神情有些嚴肅。“12歲就有這么高了”，江志根在自己額前比劃著，“有一米六”。父子倆總玩“對撞”的游戲，“撞著撞著就撞不動他嘍!”

　　這個剛剛長大的小男子漢形象一直活在江志根心里，讓他渾身“有勁兒”。然而，他和妻子的生活卻像他棄置的田地一般漸漸荒蕪。

　　十多年前，江志根家算得上村里的富裕戶。在他家的兩層小樓周圍，盡是低矮的泥瓦房。如今，周圍的房子都蓋起來了，兩層小樓也漸漸不起眼了。而屋內最醒目的擺設便是一摞摞復印材料，“寧可不吃飯，也要印”。

　　在數次變賣家中值錢之物后，江志根仍然背著十幾萬元債務。眼下，夫妻二人的日常開銷全靠王世珍在南京做保姆來負擔。王世珍從來不會談起兒子，然而，當旁人播放一段當年錄制的有關兒子的新聞片時，這個沉默的女人猛地站起來沖出房門。

　　“他曾經多風光的”，一位村民回憶。如今失去獨生兒子，加上貧窮，江志根變成了人們可憐的對象。

　　可兒子依然是他的驕傲和希望。他想把想象中的“榮譽證書”彩印出來，貼滿村子，“讓他們看看，我江志根不是沒有兒子!他是為救人才犧牲的!”

　　說起來，村里人的態度始終涇渭分明。一部分村民認為年代久遠，江偉華是不是救了人，已經說不清楚。一部分支持江志根，“小孩做了好事就得給榮譽”，100多名村民還曾為他申報“見義勇為”集體簽名。

　　在同學馬增平的回憶中，江偉華是個老實孩子。面對老師的訓斥，“別的男孩都嬉皮笑臉，而他老是悶不作聲”。作為江偉華溺亡的目擊者之一，馬增平很快不再說話。對他來說，這個名字代表著一段早就想要忘卻的記憶。

　　當年在場的幾個男孩，都已長大，遠走他鄉，成家立業。學校改了名字，老師也退休了。窯廠幾年前被炸掉，水凼被挖成魚塘。對村子來說，時間正在逐漸抹去江偉華存在的痕跡，但對父親來說，關于兒子的一切還歷歷在目。

　　在江志根眼里，“成績七八十分，有點兒淘氣”的江偉華其實非常懂事。母親病了，他會忙著燒開水、拿藥。父親忙，他準備好飯菜，“等爸回來一起吃”。村里的一位老人回憶，一日大雨，她獨自趕鴨回圈，手忙腳亂。江偉華放學路過，把書包往樹上一掛，“啥也沒說就過來幫忙”。而學校老師給他寫評語，也專門寫到“成績一般，但樂于助人”。

　　這并沒有成為江偉華的墓志銘。事實上，他連塊墓碑也從未有過。

　　出事當天，“怕江家‘抬棺鬧事’”，這個小男孩“連衣服都沒換就被窯廠秘密抬走埋掉”。此后的5個月里，他小小的棺木被挖出3次，重新找地埋葬。從水溝邊到山包上再到田埂間。連父母也不知道兒子究竟被埋在哪里。

　　找到兒子的第四座墳塋時，一方雪白的布料被撐起來，遮擋住小小的墳包。父親一鋤一鋤刨著墳上的黃土。而母親被人拉扯著，哭得聲嘶力竭。

　　棺蓋打開一半，江志根只看了一眼。“是我兒子的鞋。”他馬上背過身去，不忍再看。

　　他后悔了。平時教兒子，“做好事有好名聲，娶老婆都好娶”，如今，兒子做了好事，“卻連張證書也沒有”。

　　剛開始，有人糊弄他，“見義勇為都沒有證書”。他便天天守著電視，一聽到相關報道，就記下名字到處尋訪，直到收集了一沓子“證書”復印件。

　　也有人按著他的手在“保證不再上訪”的文件上簽字，他不肯，只簽下“按法律法規辦事”。

　　他還特別關注國家和地方關于“見義勇為”政策的變動，講起來頭頭是道。

　　2011年末，在他的努力和中華見義勇為基金會秘書長郭玉英的幫助下，江偉華的名字，再次出現在一份文件上。一場由江蘇省、鎮江市、句容市見義勇為基金會派員參加的會議討論認定：“江偉華在他人遭遇危險時能有勇敢救助的行為……應予褒獎。”江志根得到了一紙文件、5萬元困難補助和“最高標準”的10萬元撫恤金。可他依舊不滿意，“獎狀呢?!”

　　他要繼續找下去。

　　今年5月，民政部發布最新政策，將見義勇為撫恤金標準大幅提升。很快便有人質疑，江志根的堅持是為了錢。“他們曾說給我20萬，讓我別找了”，江志根表示，“這根本不是錢的事”。他只想把“困難補助”的名稱改成“獎金”，再補發一個“見義勇為”的榮譽證書就好。

　　然而，江蘇省見義勇為基金會郭建新秘書長表示，“根據未成年人保護法的相關精神，不提倡未成年人見義勇為”。所以，也就不可能對江偉華的行為進行鼓勵和宣傳。

　　倔強的父親依然在路上。當被問及老了怎么辦時，57歲的江志根表現出少有的茫然：“爛泥蘿卜，扒一截，吃一截吧。”

　　穿過一段密不透風的樹林，一座不足半米高的墳包在草叢中顯現出來，沒有墓碑，沒有名字，沒有鮮花，江偉華就長眠于此。新鮮的翠竹在雨后冒出來，布滿這一小塊墓地。

　　那是2000年5月7日午后3點多鐘，江偉華剛和小伙伴從一處較淺的水凼，洗凈身上的泥巴往回走。就在這時，呼救聲傳來。他們隨即看到，有認識的同學落入較深的水凼。

　　“我去救吳德飛!”

　　這是江偉華生前的最后一句話。這個平時調皮搗蛋的小男孩兒大喊一聲，一躍入水，把小伙伴推向岸邊，自己順勢滑向了水凼中心。他撲騰著下沉，“還在水中翻泡，看得見頭發”。

　　3個窯廠工人很快被孩子們叫到水邊。但伸腳試探后，他們表示“水太深、水太冷”，無法施救。

　　當江偉華被村民從3米深的水底打撈上來時，許多人都看到，他連衣服也未曾脫去。

　　還差一天，他就滿12歲了。母親早就想好了，這是孩子本命年，大碗白面里要窩兩個荷包蛋，再炒上幾個肉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