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行為嚴重干擾了市場信號，也嚴重影響了中國農民的種植決策。在這次蔬菜價格的短期大逆轉中，去年底以來各地政府為了抑通脹而采取的補貼以增加種植面積的做法，加劇了市場的波動。

    一個山東農民的自殺，讓公眾對菜價的感受，迅速由“菜貴傷民”轉化為“菜賤傷農”。

    4月16日上午，山東39歲的菜農韓進自縊棄世，留下妻子和兩個未成年的女兒。自殺的原因是6畝田，1萬余元資金投入，兩三個月持續勞作，換來的竟是8分錢一斤的傷心菜價。

    而就在春節期間，飆升的菜價還讓公眾感慨“吃不起菜了”。短短兩三個月的時間，是什么導致了如此重大的變化？在菜賤傷農的同時，為何城市居民餐桌上的菜，其價格卻未見明顯回落？

    包括商務部、發改委在內的政府部門傾向于認為，除了季節性因素，流通環節是重要原因。有學者提出，中國的流通成本占到了商品價格的50%-70%，建議減少流通環節。

    為此，韓進自殺事件發生后，十天來，商務部接連發出通知，要求采取更有針對性的措施，組織開展蔬菜“賣難”緊急救助行動。在組織引導大型連鎖超市召開產銷對接會，直接采購“賣難”蔬菜的同時，突出蔬菜流通設施的公益性，建設一批社區平價菜市場。支持農業合作社和農民進入城市社區、街道直銷蔬菜；研究在城市特定區域和時段，設立免攤位費的“周末市場”。

    在財新《新世紀》記者的調查中，流通環節固然推高了蔬菜價格，但并不能將其作為當前事件的主要原因。目前的蔬菜流通環節，是經過市場競爭形成的，幾無減少空間。而要降低物流成本，更多的需要政府在各環節讓利，同時在基礎信息平臺上增加投入。

    更深層次的原因是，政府行為嚴重干擾了市場信號，也嚴重影響了中國農民的種植決策。在這次蔬菜價格的短期大逆轉中，去年底以來各地政府為了抑通脹而采取的補貼以增加種植面積的做法，加劇了市場的波動。

    一棵蔬菜的流通軌跡

    從菜地到城市居民的手中，一棵蔬菜要經歷農戶分散種植-集中收購-長途運輸-消費地批發市場-零售商采購銷售等環節。財新《新世紀》記者在北京新發地農產品批發市場和北京部分小區零售攤點，調查各個環節的加價情況。

    從山東聊城運輸卷心菜的一個商戶，向財新《新世紀》記者描述了卷心菜的流通軌跡。

    在收購環節，運輸商將蔬菜包裝袋發給農民，農民裝好后送到代收點裝車，價格是每斤0.08元，一個包裝袋的費用是0.50元，能裝下40斤左右的卷心菜，代收費是每斤0.01元，裝車費用是每噸15元。這意味著，到運輸商手中，卷心菜的價格已經上升到每斤0.11元。

    目前蔬菜的長途運輸有專門的綠色通道，不需繳納路費，但由于油價上漲，從聊城到北京的運費，已由春節前的每噸130元上升到超過170元，這個商戶包的20噸貨車運費已經達到4000元。

    新發地批發市場自4月25日起，已經免除圓白菜、大白菜和芹菜三個品種的入場費，一直持續至5月15日。但此前進入的這輛貨車需要繳納350元的進場費。還需要雇傭兩人專門卸菜，每人每天支付80元，外加一日三餐，實際支出在100元左右。由于近期市場行情不好，一車菜大約需要三四天才能賣完。

    另外，蔬菜水分會蒸發，加上自然損耗，每車真正賣出的重量要比收購時少數百斤。考慮到這些，每斤要加價0.15元左右才能保本。

    來自河南杞縣經銷大蒜的陳計劃，提供的信息也大致如此。

    他在杞縣收購的大蒜價格為每斤1.90元，收購過程需要雇工人清理打泥，一車10噸的貨，共支付420元。運費由原來的2000元上漲到2400元，在新發地市場要繳納240元進場費，卸貨每天支付70元。運輸及裝卸過程中，1萬斤大蒜的損耗在800斤左右。

    “每斤大蒜要加價0.20元，才能保證不賠錢。”陳計劃稱。

    從新發地到北京居民的餐桌，還要經過零售商。目前新發地批發市場對進貨的車輛收取出門費，三輪車3元，面包車5元，大一點的車輛則為10元。

    在崇文門都市馨園小區賣菜的李先生，每天開著自己的面包車到新發地批發市場進貨，每周油費至少200元。

    李先生的店每年租金是5萬元，店里除了不用支付工資的父親和妻子，還雇傭了一個親戚。

    他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像豆角、茄子這類細菜，都會每斤加價0.50元左右出售；大白菜、卷心菜這些低價菜，加價一般在每斤0.20元左右。

    減少流通環節謊言

    在“菜貴傷民”和“菜賤傷農”的討論中，流通環節過多一直是政府部門和專家學者所認為的癥結所在。不過，在財新《新世紀》記者的調查中，減少流通環節幾乎沒有空間。

    即使是很多學者所推崇的農超對接模式，仍然需要經歷集中收購、長距離運輸到消費地市場，然后再零售；與現行模式的不同僅僅在于，由超市同時扮演了物流商、批發商和銷售商的角色。

    而農超對接的流通費用，并不一定低于現行模式。畢竟目前有農民和進城農民工組成的這條流通鏈條，在節省成本上，幾乎做到了極致。

    財新《新世紀》記者調查了九個經銷商。他們大都是蔬菜產地的農民，收購期間住在家里，在市場上則睡在車上，因為住店兩個人要花40元錢。而對于超市來講，這些費用很難免除。

    目前批發環節的流通費用，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高。新發地對進入市場的車輛，根據車型大小收取80元-600元不等的費用。根據受訪者提供的數據，財新《新世紀》記者計算得出，從產地到新發地批發市場，每斤蔬菜的流通費用為0.10元-0.15元。

    不同的蔬菜，這一費用在菜價中的占比相差較大。一位山東聊城運送豆角的車主稱，4月26日新發地的寬豆角能賣到4.20元/斤，流通費用占比并不高。

    但對于卷心菜等低價菜來講，流通費用占比會高很多。前述聊城卷心菜商戶算了一筆賬，按從農民手中收來的價格1斤8分錢計算，一車4萬斤的卷心菜，收購價不過3200元，遠低于4000元的運費。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范劍平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這可能會使中間商更愿意運貴一些的菜，越便宜的菜越沒人運，造成“菜賤傷農”。

    當然，長途運輸成本確實存在壓縮的空間。范劍平將長途公路運輸去程超載、返程空載與發達國家相比，認為中國物流成本要高2倍以上。

    在新發地運輸蔬菜的車輛，返程大多也會空載。即使拉上其他貨物的貨車，其返程運費也遠低于運輸蔬菜。前述聊城豆角車主稱，返程的運費一般在1400元-1500元左右，低于運輸蔬菜的2200元，但還需支付400元左右的過路費。這樣看來，如果沒有空載，蔬菜的運費會降低。而批發市場的入場費，也有很大的下降空間。

    蔬菜流通各環節中，加價最多的是零售環節，這并不是偶然的。城市建設中并沒有規劃配套的蔬菜銷售點，無論是超市還是專門的蔬菜店，都只能完全按照市場租金租用店面，這一價格必然在蔬菜零售價格中反映。

    這種低附加值、競爭充分、經營必須一定場地，很難差異化銷售的行業，在房地產價格大漲的情況下，要么提高售價，要么關門歇業。這也正是蔬菜產地價格大幅下降，而城市零售終端降幅有限的重要原因。

    以北京北四環外的逸成東苑小區為例。2005年時，小區內有四家租用一樓居民樓賣菜的零售店和一家租用一樓陽臺的零售攤。隨著近年來房租上漲，其他四家陸續退出，只剩下租用陽臺的零售攤，而且價格比小區外路邊攤販每斤要高出0.20元-0.50元。

    “蔬菜是一個完全競爭行業，各環節都很難獲得暴利。”范劍平說，如果有誰會獲得壟斷性利潤，那可能就是高速公路，但是，這兩年高速公路又開設了“綠色通道”，對蔬菜免費，結論并不成立，“一定是有一種體制，浪費掉了這些資源，造成了 菜貴傷民 。”

    “菜籃子”工程加劇波動

    近期，京魯豫等部分地區出現“菜賤傷農”現象，這是由于短期供大于求造成的。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研究員秦中春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當前的菜價波動主要是季節性的原因。鮮活農產品季節和年度波動都很大，如果上一年價格暴漲，就容易導致下一年供給過剩，價格自然就會下降。

    不過，這一觀點并未得到部分農業從業者的認同。河南淮陽全然生態園經理赫青全對財新《新世紀》記者直言，雖然農民種菜是根據市場行情的，但是此次“菜賤傷農”的主要原因就是政府宏觀調控擾亂了市場。具體而言，是近兩年各地政府補貼擴建“菜籃子”基地，加劇了市場波動。

    去年下半年以來，由于通脹預期加劇，食品特別是蔬菜價格一直居高不下，國務院出臺穩定物價的“國十六條”，在促進農業生產，穩定農副產品供應方面，提出落實省長“米袋子”和市長“菜籃子”負責制。隨后，一些地方開始對蔬菜種植進行補貼。

    國家發改委網站信息顯示，北京對“兩區兩帶多群落日光溫室和大棚建設項目”按中高檔溫室每畝1.50萬元，簡易溫室1萬元，鋼架大棚0.40萬元進行補貼；對“百村萬戶一戶一棚工程”按中高檔溫室每畝4萬元；簡易溫室2萬元；鋼架大棚1.50萬元進行補貼。

    天津對新型節能溫室每畝建筑面積補貼7000元，普通溫室補貼4200元，鋼骨架塑料大棚補貼2500元，普通塑料大棚補貼1200元；對每50畝以上的設施蔬菜小區，給予10萬元的補貼。

    實際上，此前的菜價上漲，更多源于成本上升而非供應短缺。赫青全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他租種的土地每畝租金為800元，種植、打藥施肥和收獲的費用是租金的2倍。

    化肥農藥價格逐年上漲，年均增速在30%左右，每畝地化肥支出要增加100元，雇工費用也在上漲，雖然他所在地區人工成本較低，目前為每天20元，但與以前的每天12元，漲幅近70%。

    以補貼增加種植面積的方法，首先惡化了成本上升的壓力，接著，經過三個月至半年的生長周期，補貼蔬菜陸續上市，供大于求的嚴峻形勢，使原有的季度性價格回落變得更為明顯。

    赫青全稱，得到補貼的農民不會介意菜價走低，有些農民的種植成本甚至接近于零，而對沒有拿到補貼的農民，則承受不了當下的菜價低迷。

    財新《新世紀》記者發現，目前北京市的部分蔬菜批發價格，較北方最大的蔬菜集散中心山東壽光低了不少。4月26日，小白菜、菠菜、油菜、萵筍、芹菜等葉菜，北京新發地批發市場的價格均不到1元/公斤，低于壽光農產品物流園；番茄、黃瓜、茄子、土豆等蔬菜，新發地的價格則要高于壽光。

    壽光農產品物流園在其周價格指數分析中指出，菜價比去年同期跌幅較大，近兩年全國各省市都在擴建蔬菜生產基地，大棚蔬菜種植面積不斷增加，是原因之一。

    根據其數據，4月11日至18日，壽光農產品物流園蔬菜周價格定基指數90.25，比前一周103.63下跌13.37個百分點，跌幅達到12.90%。葉菜類部分品種如芹菜、菠菜及白菜類、甘藍類價格都十分低迷。4月19日至25日，周價格定基指數84.77，跌幅為6.11%。

    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安玉發認為，目前部分蔬菜價格低迷、出現滯銷，主要由于去年蔬菜價格走高刺激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經過一定的生產周期，扎堆種植的蔬菜集中上市導致。這本是正常的市場波動，但是政府通過補貼的方式增加種植面積，加劇了這種波動，“無論是給生產者的補貼，還是消費者的補貼，都不足取。”

    不過，各地似乎只看到了“菜籃子”基地建設及政府補貼對保障供應的強大作用，并未注意到其行為在季節性因素之外，可能加大市場波動。

    以北京市為例。4月初，北京市農業局透露，除對在“夏淡”期間種植綠葉菜的常年種植蔬菜農戶每畝補貼現金80元，今年北京將投入8億元，用于增加基本菜田總量、建設2萬畝日光溫室、推進集約化高產高效生產基地建設等。年內基本菜田將增加5萬畝。今后五年間，北京菜田面積擬增加12萬畝，達到70萬畝。這樣，到“十二五”末，北京全年蔬菜產量將由目前的300余萬噸增至450萬噸，蔬菜自給率由28%提高到35%。

    湖南省物價局透露，今年全省14個市州每個市州擬重點扶持兩個蔬菜基地，每個基地補貼資金100萬元。長沙明確每年從價格調節基金中安排2000萬元，支持蔬菜產業發展和葉類菜基地建設，力爭三年內全市專業化蔬菜基地面積，由現有的10萬畝增加到16.5萬畝。

    哈爾濱市今年計劃拿出1億元資金“以獎代投”扶持蔬菜生產，對設施蔬菜基地規劃面積1000畝以上，當年連片建設500畝以上，每100畝基礎設施補助10萬元，建設面積一畝的大棚補助5000元，建設面積1畝的溫室補助2萬元。

    “每個城市保留一定的當地菜的供應水平，也是有必要的。”范劍平認為，這主要是為了在冰凍雨雪災害的時候應急之用，“事情不能做過頭，還是應該尊重市場規律。”

    安玉發也表示，價格在2元/公斤以下的菜一般都適合在郊區種植。葉菜價格低，在郊區種植可以直接運送到市場，減少流通費用。他同時建議，政府應該少干預生產環節，種什么品種、種多少應由市場自己決定。

    老問題如何解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菜賤傷農”“菜貴傷民”，這種經濟學上農產品蛛網理論的典型案例，在中國多次上演，至今未能根本解決。

    “這充分反映了中國現在這種分散的農業小生產與大市場之間不匹配。”范劍平稱。

    目前，中國農民的生產決策，多靠經驗與相互之間有限的信息交流，在信息不充分的情況下，這種口口相傳的信息，很容易造成某類農產品漲價，來年農戶大量種植。跟風式的生產決策，是農產品價格大起大落的主要原因。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研究員崔曉黎認為，解決農民與市場的信息不對稱，積極推進倉儲物流平臺建設、讓產銷一體化的農業合作社有效運轉，是緩解這一問題的惟一出路。

    近年來各級農業部門力推農業信息交流平臺和農產品信息網絡建設，但崔曉黎認為，距離理想目標差距甚遠。建立農副產品倉儲平臺，可幫助農戶在菜價偏低時，以較低的價格儲存。等到市場價上漲后，再逐步向市場供應。但目前中國生鮮農產品的倉儲體系薄弱，政府重視和支持不夠。

    崔曉黎認為，中國政府應當盡快完善對各類農業合作社的政策支持，讓產供銷一體化的農民專業合作社逐步發展壯大，有效提高農業生產者的談判能力，降低市場風險。

    范劍平則認為，從長遠來看，農業應該逐步有一種適合中國國情的方式，農產品生產應該更多地依靠訂單農業。

    他講述了上世紀90年代初在日本的考察經歷：日本甜瓜的生產中，農民采摘時直接貼上超市的條形碼，“連在哪個超市出售都清楚了。”

    在日本80%左右的農產品是訂單生產的，只有20%的是自由交易的，雖然這20%的價格波動也很大，但是，更多的商品提前數月就通過訂單鎖定成本和利潤，所以農民受到的影響并不大。

    “中國人口多，市場大，更有條件誕生大規模的物流企業、搞大規模的訂單農業。”范劍平稱，政府應將更多的力量放到幫助農民從生產組織方式上解決，逐步建立起與中國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市場化規模不斷擴大相適應的、更加有組織的農產品生產、流通方式。

    在降低流通環節成本方面，政府也大有可為。范劍平建議，政府建立信息化平臺服務中小企業，減少空載率，提高整體運輸效率。

    安玉發則建議，政府可以對正規的經銷商專門組織解決賣難問題，給運輸車輛提供油價補貼，對批發市場、農貿市場等公益性設施減少攤位費、入場費，通過公益性的批發市場來發布準確的價格信息。

    隨著轟轟烈烈的“賣難”緊急救助行動，這場風波或許會很快過去。但是，籠罩在中國農民頭上的陰影并未遠去。如果農民與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得不到解決，這種經濟學上農產品蛛網理論的典型案例，還會繼續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