騰訊消息 中國經濟已形成多重“兩難”挑戰
　　

    “當前宏觀調控面臨兩難選擇。”5月13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天津調研時如是說。這反映了決策層對于中國經濟復雜挑戰的冷靜與清醒。
　　

    當下的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的確出現了多重的兩難選擇，這在改革開放30年來前所未見。
　　

    這類“兩難”包括：如果選擇加息，則實體經濟可能壓力較大，利潤收縮加快，甚至出現大面積虧損和停產，就業壓力大增，如果不加息，則在通貨膨脹不斷上升的情況下，居民儲蓄受損，損害儲戶的利益；人民幣如果升值，則出口部門很難承受，同時擔心熱錢涌入，導致貨幣流動性釋放過快，加劇通貨膨脹，如果貶值，又顧慮外部壓力，也擔心熱錢大量流出，導致國內資產價格大跌；不調控房地產價格，則社會公眾對高房價的積怨更大，影響社會穩定，但如果房價下跌太多，則地方財源大減，而商業銀行也將蒙受較大損失；如果財政政策繼續積極，地方政府債務急劇擴張，如果財政政策收縮，則一些剛剛上馬的大工程可能就會成為半拉子工程，損失嚴重……
　　

    與此同時，我們已經形成了在醫療、教育等方面社會保障的一定預期，但社會保障資金的來源很難解決；想要提高內需，扭轉居民收入在GDP中的占比20年來不斷下降的趨勢，就必須扭轉既得利益的擴張，但是既得利益又很強大；想減少外部市場依賴，但是內需市場又起不來；我們希望提高勞動者收入，但是又顧慮降低中國制造的價格競爭力；我們將資源價格提高到合理水平，但又疑慮會刺激通貨膨脹……
　　

    總之，現在已經很難有一個或一組有效的方法，讓大多數人滿意，有人滿意必有人不滿意，甚至大家都不滿意。換言之，我們無法再用一部分增量的利益擴張來覆蓋另一部分利益收縮所帶來的反彈。而且我們也很難再將問題向后轉移。
　　

    這意味著，我們已經退無可退，現在必須直面財富的公正合理再分配問題，即進行真正意義上的改革攻堅了。
　　

    經濟的本質有兩個：一是財富增量創造；一是財富存量分配。一個健康的社會，能夠合理地獎賞真正的財富創造者，而同時能有力地遏制通過再分配轉移或占有他人合理財富的行為。它應該有公正的執法者，通過統一公平透明的規則，保護財富創造，公正分配財富。
　　

    過去20多年，我們重視的是前者——以不斷發展的生產力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求，通過發展創造增量以滿足社會需求——把蛋糕做大，然后大家來分增量的蛋糕，有人多分一點，有人少一點，但都比過去多，皆大歡喜。
　　

    這樣的一個美好愿望推動之下，經濟發展成了財富創造的代名詞，發展就成了第一要義，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水快流，大干快上。而GDP又變成了經濟發展的代名詞，在發展名義之下，財富的公正合理再分配則被忽視，乃至被漠視。
　　

    任何一個重大的經濟行為往往同時有著財富創造和財富分配的雙重屬性。以一度的引進外資“靚女先嫁”的政策為例。外資固然有著比較先進的生產力，可以推動某個開放產業的發展。但是，由于內外資不平等的稅收——外資三年免稅、五年減稅，正式征收也只是15％；而內資企業是33％。即使內外資其他競爭條件相當，這種不公平的競爭規則也必然導致內資財富向外資的轉移。這也是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引進外資高峰期時，國內大量企業破產倒閉、工人失業的原因之一。誠然，內外資競爭不公平稅收的問題現在已經得到了糾正，但是由于一些跨國公司已經在中國形成了強勢競爭地位，甚至是壟斷地位。它們現在開始享受作為價值鏈鏈主的回報，即沒有任何企業是白求恩那樣的國際主義者，在投入期，它固然能夠帶來投資和發展，然而，到了回報期，當控制了產業鏈，它們就會獲得穩定的、源源不斷的利潤回報。這將回報其股東、回報其母國市場。這也是中國內需不斷下降的原因之一。 此為內資外資的分配不合理。
　　

    另一個在發展名義下的是政府既得利益的擴張，因為發展，地方政府有理由擴大稅源、擴大投資、搞重點工程、上形象工程，但是，歷史已經證明，政府投資總體上是負收益。行政開支也不斷擴張。由于政府本身并不能直接創造財富，它只能通過增加稅收，發行鈔票和土地財政等手段尋求財源，而養老、醫療、教育的財源就捉襟見肘，教育產業化和醫療市場化的提出也在所難免。
　　

    政府本來的基本職能是為了使財富再分配更加合理，即在一次分配時，由于資本在市場博弈能力較強，財富創造有向資方分配傾斜的天然性，因此政府的二次分配起到調節作用，讓勞方通過社會保障獲得一定的補償。但是政府的既得利益擴張，使得其自身大量消化二次合理分配的財源，甚至要增加更多稅收或變相稅賦來滿足自身的利益膨脹。此為官方民間的分配不合理。
　　

    當前還存在的主要的不合理的財富再分配還包括：國有壟斷資源企業，其壟斷了全民所有的礦產資源等，或者私人廉價獨占礦產資源，基本不交資源稅，上交的稅收利潤也很少，全民所有的資源財富無法回饋社會公眾。此為資源財富的分配不合理。
　　

    若論最為快速的財富再分配，那首先要算資本市場，在股市，由于缺乏集體訴訟和舉證責任在辯方等遏制強者投機的制度，特別是推出了股指期貨等工具后，財富由弱者向強者轉移的速度大大加快，此為資本市場分配的不合理。而在中美金融財富博弈中，中國用大量不可再生資源和無數的勞動損耗創造的真實物質財富，換回來兩萬多億美元的紙幣和外國債券，外匯儲備可以借給美國政府近一萬億美元，卻不能借給中國社保基金一元人民幣。 此為中外財富分配不合理。
　　

    這種多重不合理的財富再分配，不僅已經使增量蛋糕的美夢難圓，更讓社會公眾的存量蛋糕被分走，這就集中地表現在國內消費不斷下降，已經下降到世界大國中未曾有過的35％，又使得微觀經濟和社會公眾的經濟承受能力越來越接近底線，這又導致宏觀調控的各種彈性日漸縮減，兩難困境不斷增多。
　　

    簡言之，中國試圖再通過增量擴張來解決利益沖突的道路已經走到盡頭，再試圖通過經濟發展來調和社會矛盾的空間已經殆盡。是到了必須將財富公正合理分配作為最重要戰略出路的時候了，是到了中國必須進行對既得利益進行改革攻堅的時候了。
　　

    盡管千頭萬緒錯綜復雜，盡管既得利益阻力巨大，但只要抓住最關鍵的要害——要讓本屬于公眾的利益還于公眾，必先使本屬于人民的權力歸于人民——就可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