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財政部副部長王軍在北京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0年年會上表示，目前不宜輕言刺激政策的退出，但應積極著手研究。中國刺激政策的退出一定會根據世界和中國的情況擇機決策，平穩退出，實現“軟著陸”。

“刺激政策的決定是一個由質變到量變的過程，而退出政策的抉擇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至少不會像中國八九月份的錢塘江江潮一樣轟然而來、悄然而去，它是一個漸進、溫和的發展過程。”王軍說。

財政、貨幣政策誰先退 不僅是決策更需藝術化操作

王軍說，就刺激政策的退出而言，中國有句古話叫做“上山難，下山更難”。如果把刺激政策的決策比作“上山”的話，退出政策就好比“下山”，退出要比當時決定出臺刺激政策還要難一些。這是由退出政策自身的規律性所決定的。

他指出，在退出政策的抉擇上，有很多技巧需要處理。比如是先退出財政政策，還是先退出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先退出哪些方面，后退出哪些方面，同時需要貨幣政策怎么樣的協調和配合；貨幣政策先退出哪些方面，后退出哪些方面，同時需要財政政策怎么樣的協調和配合等。“這不僅僅是決策的問題，而且需要藝術化地來操作。”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第一副總裁列普斯基認為，各國80%經濟刺激政策2010年開始將逐步退出市場。

“自動調節機制和自主刺激政策，為全球經濟帶來了非常好的支撐，今年也會如此。不過，IMF預計約80%刺激政策是臨時性的，也就是說，各國接下來可能會慢慢減少或者撤出一些刺激做法。”列普斯基說。

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小濟看來，80%的刺激政策需要退出的說法仍然值得研究。

不過在列普斯基看來，對于絕大多數的發達經濟體來說，2010年仍然有必要保持這樣的財政刺激政策，但是退出政策應當在2011年就要開始著手，當然，前提是經濟復蘇能夠按照預計的目標繼續走下去。

王軍說，一國經濟政策的取向最終要根據自身的經濟情況來決定。在當今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條件下，一個國家經濟政策的決定或者是轉向，不僅要考慮國內經濟情況的變化，也要考慮國際間的協同，盡管實現這種協同很艱難，但仍要積極去努力。

斯蒂格利茨談退出風險 硬著陸不利經濟結構調整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在接受包括《第一財經日報》等媒體采訪時表示，全球經濟還沒有擺脫危機，歐美的經濟增長還不可持續。中國自身也會面臨問題，尤其是對出口企業來說，這就意味著中國現在還沒有準備好退出應付危機的這些刺激計劃。

對于經濟結構的調整，在斯蒂格利茨看來，這可能是中國刺激計劃退出后最大的風險，而解決之道就是國內投資和消費的提升。“有很多觀點認為中國有很多機會來調整經濟結構，比如城市化的進程、環保方面的需求，實際都會造成很多的增長機會。”斯蒂格利茨說，但是在他看來，最大的風險也來自中國是否能夠利用好這個機會。

在《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的多位專家看來，目前涉及到財政政策方面的4萬億中央投資計劃已經發生變化，從2010年開始，嚴控國家新增投資用于新項目的審批就是其中之一，而貨幣政策逐漸收緊的信號也非常明顯。

“中國目前還不能輕言退出刺激計劃，2008年第四季度以來新增中央投資建設的項目，仍然需要大量資金的投入，如果此時退出刺激政策，這些項目大部分都會成為半拉子工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小濟說。

而另一方面，則是目前并沒有擺脫金融危機的陰影，不論出現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多小，仍然有發生的可能。（孫書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