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是上世紀文革期間的產物， 是 一場全國性的城市“知識青年”到農村定居和勞動的政治運動。

    黃平縣派出知青下鄉參加集體勞動最早可以追溯到1965年。當年的1月5日， 黃平縣派出38名城鎮知識青年首批下鄉到 城北的 羅朗公社參加 農墾 勞動， 之 后 縣有關部門逐把這些知識青年樹為 典型模范，在全縣青年學生中大為宣傳。不久隨著 “文化大革命”運動掀起，按照“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多必要”的號召，隨即 全國性的 青年學生紛紛響應， 在這樣的背景下，黃平縣 知識青年 “ 上山下鄉 ” 運動 也 迅速興起。據統計，1968年9月，黃平縣 除了遣回731名農村中學生返 鄉 開展“上山下鄉”勞動外，還 有800多名城鎮青少年學生 也被安排 加 入 了“上山下鄉”運動；1968年底到1969年初， 省城 貴陽 派出 師院附中 的 323名 和 貴陽市20中 的 383名 與原凱里縣的40名學生，共計 7 4 6 人組成的知識青年 “上山下鄉” 隊伍 到黃平農村插隊 。當年 來自各地的知識青年插隊總數達1623人。

    “上山下鄉”運動大規模展開，當時黃平縣的1966、1967、1968年三屆在校的初中和高中學生（后來被稱為“老三屆”），幾乎全部前往農村，這是人類現代歷史上罕見的從城市到鄉村的人口遷移。所有的居民家庭中，幾乎沒有一家不和“知青”下鄉聯系在一起。“知識青年”勞動居住的地方，通常是 交通不便的 邊遠地區或經濟落后、條件較差和勞動十分艱苦的村寨。

    1968年底，黃平縣絕大多數的紅衛兵都 要求“ 上山下鄉 ” 開展工農相結合。 由于紅衛兵的積極參與， “ 上山下鄉 ” 運動被賦予了激進的政治意義。它似乎不再是將城市“剩余勞動力”無情地向鄉村傾泄的一種手段，而是成為革命青年在紅色祭壇前奉獻赤膽忠誠的極端形式。這種形式，首先是實現“徹底的農民化”，用當時的政策述語：接受農民的“再教育”，只有實行“脫胎換骨”的改造，才能有“光明的前途”。這種戲劇性的變化，是以“文化大革命”急風暴雨式的政治運動為先導的。 根據 貴州 省革委會1969年1月1日批轉的《貴州省紅代會關于到農村落戶知識青年紅衛兵的組織問題的意見》，黃平縣革委結合本縣實際，要求已到農村安家落戶的紅衛兵在農村 從事 生產及各項工作中，開展“活學活用”活動。外地到黃平安家落戶的紅衛兵和本縣的紅衛兵在 “ 上山下鄉 ” 中，要以公社或生產大隊建立紅衛兵支部或小組，支部每兩周過一次組織生活，小組每周過一次組織生活。內容圍繞“活學活用”、“斗私批修”為綱，檢查自己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情況。對已附設初中班的小學 ， 要求 大隊 革委會和參加管理學校的貧下中農， 要 作好發展紅衛兵工作 ，并 建立組織，實行教育革命。初中班14歲以上的紅小兵，可發展為紅衛兵，以學校建立支部，以班建立小組。 知識青年到農村，還被要求參加軍事活動和“階級斗爭”的政治活動。這樣，本來是為減輕城市就業壓力而發動的 “ 上山下鄉 ” 運動，被夸大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縮小三大差別”(農村與城市、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知識分子與工人、農民)，“培養無產階級可靠接班人”的重要措施。 

    黃平縣知識青年的 “ 上山下鄉 ” 運動，大體分為 高潮期、平穩期和回落期 三個時期。

     “高潮期” ，是在 196 7年至 1972年 的五年間，這 是帶有自發形式的上 “ 上山下鄉 ” 階段。此時“老三屆”剩余的畢業生大部分已被送到農村，他們大多是對 “ 上山下鄉 ” 方向持積極或比較積極態度的學生，特別是1967年率先下去的幾批，都以“做一顆紅色的種子”來對照自己。為了使這些“上山下鄉”知青 在 “ 文化大革命 ”的廣闊農村 中 接受再教育 ，黃平縣 從 1968年開始 ， 共 設 工人和貧下中農管理學校58所，許多小學 還 附設了初中班，黃平中學和舊州中學還駐進了工、農、兵毛澤東思想 文藝 宣傳隊。 在“ 上山下鄉 ” 人數中，不分高、初中學生（也有部分是小學生），不分畢業、 肄 業， 都必須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從 196 7年到 1969年 的三個年頭中 ， 有的學校學生 幾乎 全 走光。 在 安置 上， 形式多樣，有跨地區插隊，也有集體或單獨插隊。由于“上山下鄉”運動的一哄而起，造成了地方機構不健全，政策不配套 ，工作人員青黃不接或斷代等 諸多弊端。1970年， 按上級的指示，黃平縣才 開始從下鄉已滿期的知識青年中推薦人員充實到各部門 上來 。 若欲回城就業的知青，沒有政策性理由是無法回到父母身邊的。 以后的幾年，才允許知識青年以招工、考試、頂職、獨生子女、工農兵學員、父母病退或身邊無子女照顧等為由開始逐步返回城市。

    “ 平穩期 ”，是 1973 年至 1976年 這個階段。 1972年11月，中央召開了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制定有關知識青年工作的一系列政策后，1973年9月和12月， 中共黃平縣 委分別成立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領導小組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辦公室，貫徹執行了 “ 獨生子女不下；多子女 但 身邊只有一子女不下；病殘不能參加農業勞動不下；中國籍外國人子女不下 ”的 “四不下”政策，“上山下鄉”對象 僅 限于 城鎮 高、初中畢業生或待業知識青年。采取就地安置辦法，實行集體插隊，建立知識茶場、桑場等集體安置為主的形式。配備帶隊干部，建立貧下中農、帶隊干部、知識代表“三結合” 領導 小組。為解決“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實行困難，1974年縣委下發（74）4號文件，對1973年前“上山下鄉”有困難的知識青年，每人補助建房費200元，生活費200元，農具、醫療、家具費80元，口糧每月20公斤。在生產分配上，實行同社員同工同酬，并動員返城知青回落戶地方勞動。 雖然政策已有較大的優惠，但絕大部分的知青“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心態仍十分嚴重。

    自 開展“ 上山下鄉 ” 以來，黃平縣共安置的 城市 知識青年達1994人 ， 為 如實 了解知識青年在各大隊從事 “ 上山下鄉 ” 運動的生產生活 情況 ，1974年6月，縣委從縣、區兩級抽調27名干部對新州、重安、舊州、平溪4個區的知識青年 “ 上山下鄉 ” 工作進行了為期13天的檢查慰問 。在檢查中著實發現了許多影響“上山下鄉”運動的問題和矛盾 ，如 ： 下鄉知識青年的建房問題基本 沒 有落實；多數下鄉知識青年缺糧挨餓；勞動報酬不合理，違背同工同酬原則；下鄉知識青年結婚后生育的子女難以落戶，不分給口糧；下鄉知識青年的病殘 照顧政策落實不夠 ；下鄉知識青年因家庭歷史問題被歧視、排斥和打擊，等等。為解決這些問題，中共黃平縣委于9月2日發出（1974）22號文件 ，對社隊安置“ 上山下鄉 ”知青的問題提出了8條 糾正 意見。

    一、 要求 各級黨組織 明確 一名副書記分管知識青年工作，把“三結合再教育小組”迅速建立 健全 起來 。

    二、 著力抓好解決下鄉知識青年的住房問題，使他們安心在農村安家落戶。并限定在當年11月底前使每個下鄉知識青年都有8平方米以上的住房，同時還要為其造建廚房和豬圈等 。

    三、 做好下鄉知識青年的口糧供應，即到農村落戶的第一年，按每月每人20公斤貿易糧標準由國家統銷供應， 以后 每人每月達不到18公斤貿易糧的，由國家補足，保證供應 。

    四、 對下鄉的知識青年，要和各地社員同工同酬，并實行男女同工同酬，分配兌現。 社隊 不得以任何借口克扣下鄉知識青年的勞動工分和應得的糧款。

    五、 切實解決好下鄉知識青年婚后生育子女的入戶問題。按省委（1973）180號文件指示，下鄉知識青年婚后所生育的子女，應準許在所 落 的社隊入戶，并分配給基本口糧 。

    六、 認真做好因病殘不能參加生產勞動的，或喪失勞力的知識青年的安置工作。對不能從事生產勞動的必須經縣醫院檢查，由群眾評議，簽署有生產隊、大隊、公社、區領導的審查意見，由縣知青辦與有關單位協商同意，報縣委審批后，轉送州公安機關審查批復，辦理遷回城鎮手續。喪失勞力的知識青年回家后，民政部門對其的生活困難還酌情給予補濟。

    七、 大力加強對 “ 上山下鄉 ” 知識青年的培養教育工作 ， 充分發揮下鄉知識青年在“三大革命 ” 運動的作用，積極培養和吸收具備條件的下鄉知識青年入黨、入團和參加各級領導班子。正確對對待因家庭成分不好或 有 歷史問題的知識青年，不許歧視和排斥或打擊。

    八、 做好家 長 工作，使其大力支持子女投身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上來。

    縣委通過采取一系列糾正和解決下鄉知識青年存在各種問題的政策和措施 后 ，使 知青在 “上山下鄉”工作 的情緒逐漸得到穩定。

    為使知識青年到農村去住得下 、 安得穩，根據省委（1973）180號文件和省商業局、省供銷社、省知青辦1974年12月的聯合通知，在 知青 原來安置經費補助的基礎上，每年給每個下鄉的知識青年補助棉布5米，棉花3公斤。1975年 黃平縣 委 又出臺 了 幾條 措施， 要求符合規定的一律列入“上山下鄉”范圍。 一是年滿17周歲的中學應屆畢業生；二是歷屆中學畢業生未安置，包括1974年具備下鄉條件未下鄉的知識青年；三是中途退學的城鎮中學生和小學畢業生，具備下鄉條件的，也要動員其“上山下鄉”。全縣當年共安排“上山下鄉”青年580人。到年底，5個區21個公社中共有“上山下鄉”知識青年2100余名。

    社會的政治運動，往往是激進的。 1976年8月24日， 黃平縣 委提出“教育革命”的意見。意見認為，全縣 在 已有中小學603所，中等師范1所，農校1所，“7·21”工人大學1所（縣農機一、二廠合辦） 的基礎上 ，各區中學和公社小學都 要 附設初中班，大隊小學和公社小學也 要 附設初中班 。 為進一步貫徹《五·七指標》和 “ 關于教育革命 ” 的一系列指示，各級學校要堅持“五·七”道路 ， 堅持開門辦學。 各 級黨委按中學生每人2至3分地面積劃給學校 作 農 墾 基地，區、社學校的學農基地由區、社黨委解決，大、小隊學校由所在地的生產隊解決 。對此， 黃平中學、舊州中學 也 相應辦起了農村分校， 安排 學生分期分批到農村分校學習。 同時,一律要求 工宣隊、貧下中農管理委員會加強對學校的領導， 千方百計使 機關、廠礦、街道和企業 都能 辦學 , 爭取在短時間內逐步形成公社辦高中，大隊辦初中的一個普及7年教育網。 但由于當時受社隊學校師資和辦學條件的缺陷，許多社隊一哄而上、 全面開花 地開辦高、初中，使那些僅有高小或初中文化的農村在校教師被迫“趕鴨子上架”， 造成初中教師教高中學生，小學教師教初中學生，初小教師教高小學生的啼笑皆非的場面,這種不顧學歷和教學能力的辦法，無能力之人濫竽充數，結果誤人子弟的現象十分普遍。

    “低潮期” 是 1977 年至 1978年 這一階段。 粉碎“四人幫”后，大學恢復了高中畢業生升學考試的招生制度，部分“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陸續返城，此時，“上山下鄉” 雖然 已不帶強制性 ，但 1977年 至 1978年仍有少數高、初中畢業生自愿“上山下鄉”。到1979年這項運動才基本停止。

    據統計，黃平縣自1968年到1978年的10年間，全縣共有2700多名城鎮知識青年參加“上山下鄉”運動。歷年中，招工招干 有 1435人，參軍135人，升學241人，轉點351人。粉碎“四人幫”后 ，這些 知識青年多數 才 安排了臨時性工作，后又招入全民所有制和集體企事業單位中，有的則轉為非農業人口。 1978年10月，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決定停止 “ 上山下鄉 ” 運動后，1979年，在黃平縣農村參加勞動的知青才陸續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農村結婚“落戶”，永遠地留在了農村。 1982年3月 黃平縣 知青辦撤銷， 全縣的 “上山下鄉”運動 才宣告 結束。在整個運動中，全縣的中學生、城鎮待業青年大規模地“上山下鄉”插隊落 戶 ，給國家財政和人民生活造成了許多困難，同時也嚴重影響了教育事業的發展。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活動的開展，在解決社會就業、穩定社會秩序方面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它不是一場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它 實質上 沒有很好地解決培養造就接班人的問題，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良好愿望也沒 能 實現。實行知識青年 “ 上山下鄉 ” ，雖然緩解了社會就業的矛盾，同時 也 培養了具有吃苦耐勞精神的一代人。但是，由于 “ 上山下鄉 ” 運動是在否定17年教育路線下進行的 政治運 動，知識青年 “ 上山下鄉 ” 的主要目的是改造世界觀 和 接受“再教育”，這就在政治上打擊了廣大知識青年積極向上的精神思想，壓抑他們聰明才智的發揮。為取得農民資格，他們長年累月地從事簡單的體力勞動，農村商品經濟生產的極端落后，使他們“十年寒窗”所學的知識只能用來記記工分，寫寫家信，其余的大多數 的知識被 遺忘 得一干二凈 。為了緊跟“文化大革命”的戰略部署，每天象宗教徒似的“早請示，晚匯報”，“傳達最新指示不過夜”，思想被 弄得凝固 僵化。尤其是“文革”初期的大規模 “ 上山下鄉 ” ，教育 事業嚴重遭到破壞 ，使學校成為“蟬噪校園靜，鳥鳴高樓幽”的空曠寂寞之地。 從 前期 和中后期的 知識青年 “ 上山下鄉 ”情況來看 ，絕大部分是“文革”初期的參加者，經過“文化大革命”和“再教育”的折騰，一個個已是精疲力盡 ；“ 上山下鄉 ” 的知識青年，大多是在“寧要沒文化的勞動者”的環境中長大的，讀了幾段語錄，唱了幾首語錄歌，就被列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再教育， 雖然“ 上山下鄉”運動令城市青年能接觸和了解了“三農”，也體驗了農民的困難生活和勞動者的艱辛，但 當他們有幸走上工作崗位或升學時，也已是精神疲憊，學業荒廢。

    知青 “ 上山下鄉 ” 運動盡管最終還是被劃上了句號，然而它留下的嚴重后遺癥至今卻難以消弭的。當年更多的知青則永遠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青春年華被虛度，無數家庭被強行拆散，這場運動也造成了各個層面的社會混亂。由于無數本應成為學者專家的年輕人莫名其妙地在鄉間長期務農，使八十年代以后出現了知識斷代，學術研究后繼乏人的現象。尤其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下崗潮中他們更是首當其沖，經常被工作單位拋來拋去或裁減而失業，淪為新時期社會中的弱勢群體。這場運動改寫了一代人的命運。難怪就當年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問題，我國一位已故的偉人的這句話令人沉思：“我們花了三百億，買了三個不滿意：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也不滿意！”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歷史還說明，在我們這樣一個經濟落后、農業人口多、城鄉差別懸殊的國家，要培養和造就一支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科學知識的農民隊伍，任務是艱巨的，還有待于政治、經濟、教育體制的改革和完善，有待于農村經濟文化的發展， 這樣，廣闊的農村 對知識青年 才 具有足夠的吸引力，才能使知識青年自覺地到農村去，成為新一代的農民 。 那種靠運動的方式迫使知識青年下去的作法，雖暫時起一定作用，但最終仍會倒流城市，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石宏平  廖尚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