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歲教授昭示民科才是中國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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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2012/3/24 8:46:36 來源:人民網
記者今日從中南大學網站上了解到，今日下午，中南大學決定：從今天開始聘請22歲的劉路為正教授級研究員，劉路成為目前中國最年輕的教授。
2010年，本科生劉路破解國際數學難題“西塔潘猜想”震驚國際數理邏輯界。之后，學校特批劉路碩博連讀，并為其“量身打造”培養方案，學校還將其作為青年教師后備人才，進入數學家侯振挺教授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
學校研究決定，劉路獲得100萬元的獎勵，其中50萬元用于科研，50萬元用于改善生活條件。與此同時，學校決定破格聘任劉路為中南大學教授級研究員，并已由學校推薦其參加國家“青年千人計劃”的評選。
校長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中南大學將出臺一系列政策，為杰出青年人才提供更好的平臺，為他們的成長搭建更廣闊的發展空間，使他們在中南實現夢想。 (記者耿聰)
(人民網 耿聰)
什么是民科
在我們身邊，有相當數量的“民間科學愛好者”：他們一般并非供職于科研機構，而多為公務員、教師、工人甚至農民;他們往往選擇具有轟動性的大題目，有人試圖證明哥德巴赫猜想或黎曼猜想，有人致力 于推翻相對論或量子力學，有人熱中于研制永動機，有人試圖構造新的宇宙論或進化論體系;作為一個特殊的人群，他們常常受到媒體的注意，不時成為報道的對象，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各式評論。
近日，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了剛剛加盟北京師范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的田松博士的《永動機與哥德巴赫猜想——江湖中的科學》一書，對“民科”現象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描述和分析。該書也是國內第一部系統論述這個話題的專門著作。
記者：田松博士，首先我想知道的是，你為什么會選擇“民科”現象作為研究題目呢?
田松：作為學者，我多少有點兒“出身不正”，在到北大做博士后工作之前，做過物理教師、文學編輯，讀了兩個博士學位(科學史和科學哲學)，才正式進入學術領域。從秉性來說，可能我不是書齋式學者，我很敬佩從文獻到文獻皓首窮經的學問，讀博士以來也一直在補這一課，但我總是對社會現實有所關注。對于引起困惑的問題，我總是要進行解釋，不然就覺得心里不舒服。比如我看到地上有一塊光斑跳動，我本能地會尋找光源，去解釋它的來源。“民科”也是這樣，那么多人，費那么大的勁兒在“沙灘上蓋房子”，這事兒讓人困惑，就忍不住想要解釋它。對一種“奇怪”的社會現象進行解釋，我想這個研究是有價值的。對于醫生來說，一個健康人的價值可能不如一個病癥特殊的病人。我覺得“民科”問題纏結著科學與公眾、社會等多方面的因素，對這個特殊病癥的解剖，其價值不亞于分析正常社會人群。
我覺得我這個工作挺像社會學。搜集“民科”的文本，媒體對“民科”的報道，以及直接與“民科”打交道，很像田野調查。像費孝通先生寫江村生活，江村是他的田野。“民科”這個特殊人群，就是我的田野對象。
對于一個特殊的現象，如果簡單地說人家荒謬，是偽科學，那是我不能滿意的，我需要進行解釋。當然，最初僅僅要進行解釋，但是在解釋的過程中，得出了一些連我自己都感到吃驚的結論。
記者：你如何定義“民間科學愛好者”?
田松：我對“民科”的定義也是逐漸明確的。現在的文本是這樣：所謂民間科學愛好者，是指在科學共同體之外進行所謂科學研究的一個特殊人群，他們或者希望一舉解決某個重大的科學問題，或者試圖推翻某個著名的科學理論，或者致力于建立某種龐大的理論體系，但是他們卻不接受也不了解科學共同體的基本范式，與科學共同體不能達成基本的交流。總的來說，他們的工作不具備科學意義上的價值。在定義“民科”的同時，我還定義了另一個群體：業余科學愛好者，比如業余天文愛好者，他們能夠和科學共同體達成交流。這個補充是必要的。從理論上說，一個“民科”如果能夠和科學共同體達成交流，就不再是“民科”，而變成了業余科學愛好者。這種定義方式遭到了批評，認為我的理論不能證偽。我的辯護是：我是在對癥狀進行定義，不是在對特定的人進行定義。正如一個人在感冒結束之后，就不能再說他是感冒患者。
記者：以你的觀點，認為“民科”絕無可能做出驚世大發現。而支持“民科”的人認為，“民科”受到了主流科學界的漠視甚至壓制，有可能導致他們的重大發現被埋沒。你如何看待這種說法?
田松：確實，并不是所有“民科”的“研究”犯的都是低級錯誤，容易識別。有些人的文章看起來也挺高深的。有些似乎還很專業，普通人乃至普通專家都不容易判斷它是否正確。但如果因此說主流科學界壓制他們，或者說科學共同體存在嚴重的體制問題，我不能同意。科研成果的發表遵循一定的規則和渠道，那就是向科學期刊投寄論文，經過同行評議，如果發表，就進入了公共知識流通領域。論文的價值則通過正常的引用、同行的評價來確認。比如蔣春暄對哥德巴赫猜想的證明，已經在美國一家名為《代數群幾何》的雜志上發表，這很好。但是，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張利華研究員發現，《代數群幾何》并沒有被列為SCI，也不是一個數學界認同的專業雜志，那位高贊蔣春暄為未來學科領袖的雜志主編桑蒂利本身也不是專業數學家。其實早在1978年，在當時中科院院長方毅的過問下，中科院數學所就為蔣春暄開過論證會，認為蔣春暄所做的只是“無謂的探索”。
科學共同體里也許有“學閥”，科研成果的發表體制也許還有缺欠，但說“民科”受到了科學界的壓制，我認為是“虛擬”的，科學界一直是開放的。當初華羅庚僅僅是指出了蘇家駒論文中的一個小錯誤，就受到了數學界的關注，并很快進入了主流數學界。我的建議是，今天證明哥德巴赫猜想的人們，不妨先證明一兩個小的數論問題讓行家看看。
記者：“民科”常常引用科學史上的一些案例來為自己辯護。他們常常自比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哥白尼、伽利略、魏格納……確實，歷史上，很多科學家的理論由于太具革命性，太超前，科學界不認可，乃至壓制他們。會不會今天的“民科”中，也有哥白尼式的偉大人物呢?
田松：人們對科學史上類似故事的使用往往很不準確。比如哥白尼，他本來就是科學共同體的正式成員，與歐洲的科學家有很好的交流。魏格納的情況稍微復雜一些，他本來是一個氣象學家，卻在地學方面提出了“大陸漂移”假說，屬于“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類型，他的成功有一點偶然，但并非不能解釋。另外，科學史上更多的例子是，有人提出一個匪夷所思的理論，當初是謬誤，現在還是謬誤。用科學史上的故事來證明“民科”可能做出了重大發現，邏輯上推不過來。即使現在一萬個“民科”中有一個可能挖到了金子，也不能說這一萬個“民科”手里捧的都是金子。
還有呢，不能把思辯等同于科學理論，正像我們把提出“日心說”的優先權給予哥白尼，而不是古希臘的阿里斯塔克;把提出“原子論”的優先權給予道爾頓，而不是留基伯或德謨克里特。思辯與科學理論之間，可以說是有天壤之別。國內有一位“民科”老劉提出了“雜交致癌學說”，就屬于思辯性質。即使將來這個想法得到了證實，那也不會是老劉的成功。老劉的工作頂多出現在致謝和腳注里。
記者：據你的了解，目前中國“民科”的數量有多大?在西方是否有一個類似的群體?中國近現代以來的歷史上有“民科”這樣一個群體嗎?
田松：具體的數量比較難說，但估計不會少。特別是哥德巴赫猜想的證明者，有人稱他們為“哥迷”，其成員恐怕幾千都不止。
西方的情況我不是特別了解。三聯出過拉德納的一本書叫《真理與謬誤》，其中提出一個概念叫“狂想者”，類似我們所說的“民科”。但也有不同，“狂想者”多探求一些不可思議的事情和理論，其中大多可屬于典型的偽科學，像馮·丹尼肯這樣的人。有特殊愛好的人自古就有，如歷史上一些“怪異志”的記錄，但我覺得，當代中國的“民科”從規模、特點來看都是很獨特的。
記者：那么，你認為當代中國為什么會出現“民科”這樣一個群體呢?
田松：一個社會現象的出現，總有復雜的社會文化成因。我認為“民科”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受過理想主義教育，二是趕上了上世紀80年代前后“科學的春天”。所以我推斷，“民科”的年齡一般不會低于30歲。比如我們這一代人，從小就被教育要有遠大理想，為人類造福為祖國爭光什么的，為了這個理想可以放棄物質生活，甚至付出生命。他總結為苦行和犧牲。徐遲1978年發表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中，陳景潤也具有苦行和犧牲的精神。在2002年國際數學家大會上，我遇到一位農民裝束的“哥迷”劉先生，他慷慨激昂地說：“一個人怎么能沒有精神呢?你沒有精神，總想著個人那點事情，國家成什么樣子了?我們農民就不能證明哥德巴赫猜想?就不能為國爭光?你們科學家不證，還不讓我們證，那不全讓外國人證了?”他承認經濟上非常困難，借錢都找不到人借了。
那么，為什么科學成了這些人獻身的對象，我認為與科學在主流話語系統里獲得至高無上的地位有關。文革期間，科學家和知識分子地位都不高，搞科學還有可能被認為是走白專道路，那時候不可能出現“民科”群體的。但是科學仍然是個大詞。文革結束，“科學的春天”突然來臨，科學家獲得了崇高的地位。徐遲的報告文學正是在這種氛圍中誕生的，由于哥德巴赫猜想表述簡單，普通人也能理解，又被喻為“科學皇冠上的明珠”，吸引很多人做起了哥德巴赫之夢。致力于其他專業領域的“民科”也有類似的機緣和心理動機。與此同時，文學也曾獲得崇高的社會地位，造就了大量的民間文學愛好者。所以，“民科”的出現，與所謂“文學青年”的出現在社會心理動因上有相似之處。
再具體點說，我發現，“民科”基本上是按科普書刊和大眾傳媒上對科學和科學家的描寫而進行自我塑造的。傳統科普里的那種“堅持真理、不食煙火、勇于犧牲、刻苦鉆研”的科學家形象就是他們模仿的樣板。深圳賀承軍先生稱“民科”的行為是“自編自導自演的關于‘科學研究’的行為藝術”，這個評論用語刻薄，但抓住了本質。
記者：在你的筆下，一方面是對“民科”及其理論的全面否定;另一方面卻對他們有所同情，以至于江曉原先生說是悲天憫人之作，為什么會這樣?
田松：在與“民科”打交道以及寫作此書的過程中，我常常感覺到矛盾和困惑。我覺得，這些“民間科學愛好者”是在沙灘上建大廈，大廈將永無建成之日，而他們只能擁有一次的人生就將耗在了這“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上。這是一種人生的悲劇，所以我很同情，而且我不支持也不認同它們的做法。人生在世，安身立命是基礎。許多“民科”連自己的生存問題都解決不好，忍饑挨餓地為改寫科學史而奮斗，為虛幻的理想而獻身，這多少有些荒謬。我希望這些“民間科學愛好者”自己能認識到我所說的，但是說實話，我對此也不抱希望。因為“民科”的一大特點就是，不能交流。
(《中華讀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