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記者王玉山、白瑞雪

　　[老兵檔案]秦忠，1917年出生于湖北黃安(今紅安)。1930年參加紅軍，1933年入黨。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后，曾任湖北省工業廳副廳長、交通廳廳長兼黨委書記、交通郵政局局長兼黨委書記、經濟貿易委員會主任等職。1993年離休。

　　“我是放牛娃出身，直率，愣頭青。是部隊、是黨把我撫養成人，培養成才。雖然離開部隊很久了，可心里老惦記著當年那些一起出生入死、親如兄弟的戰友。”在武昌區東四路茶港大院，98歲的老兵秦忠斜躺在一把老式的木制躺椅上，緩緩對記者說，“我最大的心愿是，想知道那些老戰友現在怎么樣，他們哪些人還活著?哪些人已經走了?”

　　1930年1月1日，兒童團長秦忠拿著當地蘇維埃政府的介紹信和共青團的介紹信，正式參加紅軍時，只有13歲。

　　“有紅軍說，今天是1930年的第一天，過新年。我很奇怪，怎么會是過年?離過年還遠著哩。我那時候只知道農歷，根本不懂還有公歷。我那傻愣愣的樣子，逗得大家笑彎了腰。”秦忠記得，那天，紅軍的一位領導還特意對他說，“你是在1930年的第一天參軍的，這個日子很好記吧”。

　　銘刻在秦忠記憶里的另一個難忘的日子，是接受改編，團結抗戰——1937年9月6日，20歲的八路軍129師排長秦忠在滂沱大雨中含淚摘下紅軍軍帽，戴上了青天白日徽軍帽。

　　“雨在下，淚也在流，那么大的雨水，流到嘴里還能感覺是咸的。”幾十年前的改編情景，秦忠清晰如昨。

　　“七七事變”爆發后，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大義為重，將部隊分別改編成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和新編第四軍。

　　“從師長到戰士，一開始沒有一個人能想得通。”秦忠記得，師長劉伯承在129師的改編大會上作了這樣一個比喻：“換頂帽子算什么，只要我們的心是紅的，我們是白皮紅心蘿卜……”

　　“最后，他指著軍帽上的青天白日帽徽，對全場官兵大聲說：‘同志們，為了抗擊日寇，拯救中國，讓我們告別紅軍帽吧!’”秦忠說，“當那頂新軍帽戴在他的頭上時，我看到他那只受傷的眼睛里，流出了淚水。”

　　從1941年到1945年上半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八路軍、新四軍頑強粉碎了日軍的殘酷“掃蕩”，逐漸轉入反攻階段。與此同時，八路軍、新四軍的壯大，對敵偽勢力起到了極大的震懾和打擊作用。

　　秦忠記得，一次他到分區檢查完工作返回部隊時，騎的騾子突然尥蹶子跑到了偽軍的炮樓里，沒想到幾天后，偽軍居然又把騾子給送了回來。

　　“到抗戰后期，偽軍是不敢殺八路軍的騾子的。”秦忠哈哈大笑。

　　不但如此，八路軍和人民群眾在殘酷的戰爭實踐中，血肉相連，生死與共，建立了牢固的抗日根據地。

　　“劉伯承給我們講課的時候就說：‘八路軍是骨頭，游擊隊是筋，老百姓是肉，只有這三者結合才能組成拳頭。’”秦忠說。

　　新中國成立后，1954年，秦忠服從上級安排到地方工作。一個甲子過去，他對部隊的感情，始終魂牽夢縈，難以割舍。

　　這些年，秦忠堅持每天早晨六點鐘準時起床，雖然因為聽力下降已聽不清聲音，但老人仍喜歡看電視，并且只看戰爭片，用他的話是：“給我來個熱鬧的。”

　　秦忠，1917年出生于湖北黃安(今紅安)。1930年參加紅軍，1933年入黨。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后，曾任湖北省工業廳副廳長、交通廳廳長兼黨委書記、交通郵政局局長兼黨委書記、經濟貿易委員會主任等職。1993年離休。

　　“我是放牛娃出身，直率，愣頭青。是部隊、是黨把我撫養成人，培養成才。雖然離開部隊很久了，可心里老惦記著當年那些一起出生入死、親如兄弟的戰友。”在武昌區東四路茶港大院，98歲的老兵秦忠斜躺在一把老式的木制躺椅上，緩緩對記者說，“我最大的心愿是，想知道那些老戰友現在怎么樣，他們哪些人還活著?哪些人已經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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