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稱，早在1957年，羅馬市長有個想法：讓這座永恒之城的所有大鐘在3月25日齊聲敲響，以慶祝簽署歐洲合作的創始條約。這節慶的鐘聲表達了對新開端的渴望，如今看來卻是以一種極具諷刺意味的方式開啟了市場—歐洲以沉默的厭倦態度尋求救贖的時代，是一部使公眾喪失話語權的管理機器啟動前的音響表演。

　　這次冒險給飽受兩次世界大戰蹂躪、隨后又因冷戰而分裂的歐洲大陸帶來了繁榮與穩定，很少有人會質疑其最初的成功。但是，自從1989年以來，世界發生了變化。眼下的關鍵不再是管理，而是行動。前所未有的反叛使歐盟面臨考驗：法拉奇、勒龐、維爾德斯、彼得里或者薩爾維尼———他們的目標是摧毀歐盟、其貨幣、其市場、其反普京的團結陣線，或者所有這一切。

　　文章稱，為了妥善應對此次反叛，今天在羅馬出席峰會的27位領導人必須拋開空洞的陳詞濫調并采取三步行動。新歐洲必須采取保護措施、應急處理并允許反對派存在。這些都與它所擅長的舉動(維護自由、可預測性和達成共識)截然相反。這些新的公理很難接受，但并非不可能接受;歐洲的生死存亡取決于此。

　　首先，采取保護措施。企業家、學生、游客、通曉多國語言的大學畢業生、年輕人、富人和成功人士都熱愛巨大的自由活動空間帶來的開放、交流和機遇。對他們來說，歐洲是一座燈塔。在這種活力的鼓舞下，布魯塞爾忽視了流動性較差的公民，而后者認為這個歐洲不是機遇，而是全球化的特洛伊木馬，威脅到了他們的就業機會、安全和日常生活。這不是“精英”與“人民”對立的問題，而是社會的兩個不同組成部分的利益存在根本分歧的問題，英國人如今將之理解為48%對52%。為了重新獲得絕大多數民意的信任，布魯塞爾不能再滿足于為本集團的利益服務;歐盟必須設法在它所提供的自由與保護之間達到更妥善的平衡。

　　一個標志性的例子就是邊界問題。如果不分擔外部邊界的責任，就不可能存在消除內部邊界的共同自由空間。這是2015—2016年難民危機催生的嚴酷現實。各成員國從那時開始共同管理外部邊界(盡管比較膽怯)。有時候，智慧以約束的形式出現，在社會保護領域就是如此。鑒于布魯塞爾必須要成為人們厭棄的超級國家才能取代單個福利國家，所以我們能夠力爭達到的更妥善平衡就是緩和新獲得的自由對社會保護和醫療體系的沖擊。公投期間令英國選民感到嚴重不安的正是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問題，而這個問題也令其他許多人感到不安。我們必須正視此類切實存在的政治困境。

　　還有應急處理。如果一個歐元區成員國瀕臨破產。必須在一個周末籌集5億歐元，那該如何是好?如果奇怪的綠衣小人入侵東部鄰國、需要立即圍繞制裁侵略者的措施達成一致，那該如何是好?如果一批難民橫渡地中海，開始徒步穿越巴爾干地區，根本不在乎申根協定和都柏林條約，那該如何應對?這是需要歐洲機構出手干預的3個近期事例，而這些歐洲機構在傳統上并未準備處理此類問題：決策并行動，沒有必要的時間去化解沖突、改進意見、達成一致、拼湊綠皮書和白皮書……這些不同于美好的歐共體時代的山羊奶酪危機或者高昂谷物價格，而是關系到巨額歐元、戰爭與和平、民族特性與主權。

　　文章稱，在這些現實的壓力下，歐盟內部正在緩慢形成“事件政治”。它沒有取代歐洲市場的“規則政治”，而是與之共同存在。這是一個尚沒有人認真對待的重大變革。市場—歐洲完全沒有準備好面對災難、危險和意外事件。不過，有時候，我們別無選擇。無論如何，還有什么比在緊急情況下無所事事更糟糕的呢?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新形式的執行力甚至新機構就會出現。我們知道作為各國領導人峰會的歐洲理事會的核心地位，他們共同面對命運的撥弄。例如，歐元危機期間，布魯塞爾的機構并不具有渡過難關所需的正當性和金融手段。但是，國家或政府元首繞開了條約的約束，能夠開墾新領土并共同邁向未來。歐洲只能與成員國齊心協力行事，而不能與它們作對。

　　因此，一個新歐洲呼之欲出。采取保護措施：我們如今可以看到這種必要性。應急處理，領導人在事件的壓力下將會這樣做。

　　但是，作為變革的最后一部分，允許反對派存在仍然是個比較錯綜復雜的問題。不過，這與其他變革一樣至關重要。只要拒絕承認歐盟內部的反對派，這些反對派就會與歐盟作對。當前形勢就是如此。在羅馬成立的市場—歐洲充其量只需面對冷漠態度和有關黃瓜形狀的冷嘲熱諷，新歐洲的貨幣、邊界和外國勢力則激發了遠為更高的期望和更嚴重的不信任。事件政治需要的是不會落實為條約文字或專家觀點的決策;它們是在應對當前緊急事態，而這些緊急事態產生自不同立場和價值觀造成的沖突。正因為如此，它們需要選民們的公開支持，而選民們在選舉和全民公投中表達的意見越來越多地得到了重視。這是有充分道理的：傳統觀點失去壟斷地位之日，就是爭論出現之時;當執行力終于顯現出來的時候，需要仰仗公眾的堅決支持。

　　文章稱，目前已經試圖在歐盟內部引入政府與反對派之間的新互動方式，比如通過歐洲議會。但是，聯邦主義的高壓攻勢只不過加劇了各國的反歐民粹主義，難以應對當前挑戰。現在不能再威脅要開除所有反對者并把所有批評布魯塞爾的言論斥為“反歐洲主義”了。布魯塞爾過分追求共識，從而扼殺了歐洲的政治生活。當前的自吹自擂者(齊普拉斯和瓦魯法基斯在歐元危機問題上，歐爾班在難民危機問題上)發揮著重要作用。他們向公眾展現了真正的選擇與困境。

　　除了作為決策機制，民主制度還使我們得以組織并掌控社會和政治沖突，甚至將之用作自由之源。“異見”可以給歐洲帶來事件政治真正需要的活力。但是，所有這一切需要一個基本的先決條件：堅信把我們歐洲人團結在一起的要素比割裂我們的要素更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