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軍性暴力受害者”對日訴訟第一人萬愛花無錢看病，她說——

　　爭不來理 死了也不放心

　　來源：河北青年報 文/記者 黃亮 攝/記者 任全軍

　　84歲的萬愛花老人大多數時間很沉默，靜靜地躺在太原市中醫院的病床上。床頭柜上整齊地擺著5個藥瓶，銀杏葉膠囊用于治療腦梗，腦塞通丸緩解偏癱，山楂化滯丸健胃，地西泮片治療失眠，氨咖甘片則用來緩解她最討厭的頭痛。

　　20年前，作為國內首位實名指證日軍性侵害的“慰安婦”，萬愛花站在東京“戰爭受害女性國際聽證會”上，自揭傷疤式的上訴邁開了中國“慰安婦”國際維權的艱難一步。在她之后，有更多的受侵害者站了出來。

　　20年間，她先后7次到日本出席國際聽證會和控訴大會，并與其他9位受害婦女一起狀告日本政府對其造成的性暴力傷害，要求其謝罪并給予經濟賠償，但迄今尚未勝訴。

　　今年1月初的一場大病，讓萬愛花老人花光家底并欠下萬元債務，無奈之下她于6月8日出院。在民間團體和愛心人士的幫助下，老人如今重返醫院，病情有所好轉，但捐款又將告罄了。

　　萬愛花老人說，她希望病好了以后能再去日本“爭理”，“爭不來理，死了也不放心。”

　　平時愛笑的老人，提起鬼子就打哆嗦

　　平時，84歲的萬愛花老人愛說愛笑，很有活力，見到病房來了生人，她會熱情地打招呼。

　　9日下午，記者見到萬愛花時，她剛剛午休起床。由于腦梗塞導致她右半身與下肢活動無力，她只得伸出左手向記者打招呼，一邊喊在旁守護的養女李拉弟倒水。

　　“好多啦，扶著能走些路了。等我好了是還要去日本的，下了單子(病危通知單)都死不了，老天爺就是要等我再去和他們(日本政府)論理。”笑容在這個堅強老人臉上浮現，她想撐起身子說話，但又無力地倒在了床上。

　　今年1月16日，萬愛花身體突然不適住進醫院，隨后被診斷為多發性腔隙性腦梗塞(俗稱中風)，在住院治療期間病情惡化，治療費用也逐漸增加，每月開銷2000余元。6月8日，萬愛花和養女李拉弟在欠下鄰居朋友一萬多元后，自行出院。

　　萬愛花老人遭遇的困境被媒體報道后，包括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等眾多慈善團體與個人紛紛捐款。在家休養近半個月后，萬愛花再次回到了醫院，并聘請了專職護工。

　　現在，老人病情好轉，但身體右側偏癱，除了一日兩次下床鍛煉，大多數時間都躺在床上看電視。她愛看新聞、抗戰片、偵探片，每次看到電視上出現日本兵，就會不由自主地打哆嗦，“日本鬼子壞得很”。

　　日本還未道歉，她的身體卻不行了

　　1992年12月9日,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組織“戰爭受害女性國際聽證會”在日本東京舉行，萬愛花作為中國唯一代表上臺發言，講到激動處，瘦弱的她脫掉衣服展示身上的傷痕，震撼了世界各界人士。

　　萬愛花的實名指證對于中國未來20年的意義極為重大，此前日本政府多以“無直接證據”而否認“慰安婦”的存在，但現在鐵證如山。

　　“姐妹們不愿意出來，我就做第一個。中國不是以前那個樣子了，要我萬愛花去講實話，走到哪里我都敢講。”萬愛花語氣堅定。此后，她6次前往日本出席國際聽證會和控訴大會，“一些好的日本人來醫院看我，頭磕得砰砰響，我說腦袋磕破了我也不能接受道歉，我要讓你的國家道歉。”

　　直到現在，老人的心愿仍未達成，但她的身體卻不行了。除了腦梗塞，她還患有慢性膽囊炎、胃病、冠脈綜合征等，以及駭人聽聞的戰爭創傷：胯骨和肋骨多處骨折，胸廓嚴重變形，下身嚴重潰爛，由于長期受到非人凌辱，早已喪失了生育能力。

　　萬愛花老人

　　萬愛花原籍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爾縣韭菜溝村，原名叫劉春蓮，4歲時因家貧被收到山西省盂縣羊泉村李家做童養媳。

　　11歲，她參加了村里的抗日活動，14歲加入共產黨地下組織，并負責村中的婦女工作。1943年6月7日(農歷)，日軍掃蕩至盂縣羊泉村，萬愛花被抓走帶到16公里外的進圭社村東側的日軍據點。

　　“當時和我先后被抓走的，還有同村的陳林桃、劉面換、馮北香、劉二荷等4人，被分別關在不同的房間里。當天，就有日本兵來到這里，對我們實施慘無人道的強奸。”萬愛花說，殘害不分晝夜，一直持續了20天。6月28日，她趁機逃走。

　　誰知，逃出后一個多月，在河邊洗衣服的萬愛花又被日軍抓走，“開始讓我說村里的共產黨員和支持八路軍的人，壓杠子、老虎凳都用上了。”萬愛花說，之后鬼子又對其進行了性侵害，“鬼子掃蕩棗園村，我就又逃出來了。”

　　82天后，萬愛花第三次被日軍抓獲，這次遭遇讓她險些喪命，“他們把我捆綁起來，用一頭驢馱回了進圭村東側的日軍據點。到那里后，每一天，都有許多日本兵對我實施輪奸。”

　　不久，萬愛花胯骨和肋骨骨折，手臂脫臼，頸部陷向胸腔，腰部陷入骨盆，原來165厘米的個子萎縮到了147厘米，右耳耳垂被撕掉一塊。昏死過去的她，后來被日本鬼子扔到村子附近一條上凍的河中，被附近村民所救。她在床上整整躺了3年，頑強地活了下來。1992年，她開始對日訴訟維權。

　　據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學者蘇智良的統計，抗日戰爭中至少有20萬中國女性淪為日軍性奴隸。這些“活證”的指控，讓半個多世紀前侵華日軍的罪行不至于掩埋于鄉間的炊煙黃土之中。

　　但現實是，經歷過那段悲慘歲月的中國婦女大多已在80歲至90歲間，這些“歷史的活證”正在慢慢死去。拯救萬愛花老人，拯救像她一樣幸存的老人，就是拯救歷史。

　　萬愛花老人一直隨身珍藏著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的紀念徽章，但一甲子過去了，她和姐妹們遭受的苦難還未等來應得的道歉。

　　“慰安婦”大多老無所依

　　對于“慰安婦”對日索賠來說，最大的敵人是時間。今年1月、4月，萬愛花老人被下過兩次《病危通知書》，但她都挺了過來。

　　張雙兵說，經歷過那段悲慘歲月的中國婦女大多已在80歲至90歲間，這些“歷史的活證”正在慢慢死去。

　　根據張雙兵掌握的最新情況，他曾走訪的123位中國“慰安婦”，現今活著的僅剩30余人。“很著急啊，不要說日本，就是我們對慰安婦的研究也很不夠。”張雙兵說，大部分的“慰安婦”都不愿回憶往事，“有的已有了新家庭，有的怕丟人。”他說，不管你相信與否，這些“從炮樓出來的女人”，在村中更多讓村民避而遠之。

　　在他走訪的123位中國“慰安婦”受害者中，110多人生活極其困難，40多人喪失生育能力。“她們大部分生活在農村，不能生育在農村更遭罪啊。”張雙兵說，大部分“慰安婦”受害者都面臨無人贍養、無錢看病的現狀，保護她們已經刻不容緩。

　　“鬼子不認錯，我死了都不放心”

　　“病好了，我還去日本，坐著輪椅去也行。”萬愛花說：“人也在，傷也在。他們(日本政府)不道歉?那不行。”

　　張雙兵說，在他走訪的人中,萬愛花“還算好的”。

　　如今，萬愛花老人和67歲的養女李拉弟租住在太原礦機宿舍，租金每月500元。李拉弟沒有正式工作，今年又查出冠心病，被下了四次《病危通知書》，盡管萬愛花享受一月320元的低保，1200元的老黨員補貼，但這對于這對生病的母女，無異于杯水車薪。

　　比缺錢更嚴重的，是老人的身體每況愈下。7月12日凌晨6時許，剛吃完雞蛋羹的萬愛花又感覺胃疼，飯后半小時，五六種藥呼啦一下又被倒進了她的胃。

　　胃痛讓剛起床的萬愛花老人有些沮喪。“老骨頭了，去日本不知道能不能等到了。”之后她在護工的幫助下坐在了床頭，又自言自語，“還是去吧，國家也好，姐妹們也好，我死了就讓拉弟(養女)接著討理去，日本鬼子不認錯，我死了都不放心。”

　　如果您想幫幫萬愛花老人

　　先期捐贈的善款很快將花完，萬愛花老人又將面臨困境——每個月，她至少需要2000元左右的醫藥費。

　　萬愛花老人無銀行卡，如果您想幫幫她，郵寄、匯款地址為：山西太原市杏花嶺區礦機宿舍六居委工字9號樓1單元1號，郵編030009。

　　艱苦的對日索賠路

　　據不完全統計，從1995年至今，我國已有十多起“慰安婦”民間索賠案件，但均以敗訴告終，日本法院駁回原告訴訟請求的理由如出一轍：“賠償請求權的20年時效已過期”、“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放棄了中國人的個人賠償請求權”……

　　1991年5月

　　《法制日報》發表童增的署名文章《國際法上的戰爭賠償與受害賠償》，告訴當年深受戰爭傷害的中國人：你有權要求日本賠償

　　1992年3月

　　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在新聞發布會上明確表示：抗日戰爭中的民間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政府賠償損失

　　1992年

　　山西盂縣小學教師張雙兵致力于走訪“慰安婦”。他先后走訪了山西123位“慰安婦”，其中包括萬愛花

　　1995年8月

　　張雙兵說服萬愛花、劉面換、侯巧蓮、陳林桃、李秀梅等人，首次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日本政府向她們每人賠償2000萬日元，由此拉開中國“慰安婦”對日索賠的序幕

　　1998年10月30日

　　萬愛花又與其他9位受害婦女一起，狀告日本政府對其造成的性暴力傷害，要求其謝罪并給予經濟賠償

　　1999年9月22日

　　萬愛花與受害者趙存妮、高銀娥同去東京法庭，出庭作證

　　2005年3月31日

　　日本東京高等法院用不到一分鐘的時間駁回了山西16名婦女就侵華日軍性暴力受害提出的上訴

　　2007年3月27日

　　日本最高法院對于1995年的起訴作出終審判決，盡管原告要求被駁回，但判決書認定了中國“慰安婦”在二戰時被侵華日軍綁架和強暴的事實。萬愛花等受害者的多年堅持終于有了一些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