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消息 央行新的調控目標“社會融資規模”，正由設想走向現實。
2011年1月24日，接近央行的人士向本報記者透露，以“新增社會融資總額”為目標的調控思路已獲得相關機構的審批，并可能將于2月份正式推出。
上述人士透露，目前“一行三會”框架下討論的“新增社會融資總額”，初步定義為新增貸款、股市融資額、債市融資額、保險用于投資實體經濟的資金等融資總和。
“當前， 一行三會 還在協商具體幾個部分的切分比例。”上述人士表示。
取代M2的新指標？
2010年年底召開的央行年度工作會議首提“社會融資規模”一詞，“把好流動性總閘門，引導貨幣信貸總量合理增長，保持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其出臺背景順應貨幣政策由適度寬松走向穩健的大基調。
“理論上來說，央行此舉試圖降低間接融資和銀行信貸在整個社會融資體系當中的比重，”廣東金融學院副院長陸磊分析。
央行為何選擇在此時推出？
陸磊認為，從2009年以來，經濟增長過度依賴信貸擴張，而且整個宏觀經濟面呈現“被套牢”現象，“大家都擔憂，信貸一旦下降，實體經濟就會收縮；但是要維持信貸寬松的狀況，宏觀層面的風險會越來越大。”
如此兩難背景下，決策者可能需要一味緩藥治理當前宏觀經濟之疾，這個緩藥就是通過結構性的變化和調整，降低實體對于信貸的依賴度，如此，社會融資總額成為一個央行新的調控指標。
“該項政策希望通過空間轉換，即提高資本市場、債市的融資比例，使得市場對于2011年信貸規模的擔憂和揣測會有所弱化。”一位經濟學家向本報記者表示。
在國務院金融發展研究所所長夏斌等經濟學家看來，央行這一舉動背后，更多反映了目前中國社會融資結構變化已經給貨幣政策帶來一定挑戰。
中國社科院金融重點實驗室主任劉煜輝向本報記者表示，中國信用供給基本上呈現一個多樣化的結構，包括股市、債市、銀信合作、私募股權等等；對于央行而言，僅僅對銀行體系內信貸規模進行限制，已不大可能，信貸調控和宏觀目標之間越來越脫節。
“比如央行上調存款準備金，主要目的是限制銀行的信用擴張能力。但是從另一方面講的話，往往銀行體系以外的信用擴張就又成為銀行信用收縮的一個補充，總體上講的話，整體的信用規模并沒有少。”劉煜輝分析。
2010年，恰恰呈現出這樣一種現象：一方面銀行信貸額度被嚴格控制；另一方中票、短融大幅度的擴容，還有銀信產品大量放行。
2010年信貸相較于前年已有明顯收縮，由2009年的9.6萬億下降到7.94萬億，但如果加上表外信貸，總的信貸規模也將超過9萬億。
另外，2010年資本市場開始回暖，A股新發募資、增發募資和配股募資分別為4793.20億元、2588.66億元和1452.92億元，再加上可轉債募資717億元，總計約9551.78億元；而2009年這一數字為6084億元，增幅高達57%。
此外，劉煜輝認為，新政策取代M2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可能性并不大，社會融資總量不是從貨幣量的角度考慮問題，而是從供給方式，信用供給方式方面去考慮。
操作難度大
據悉，初步基調是今年的新增社會融資總額與去年持平。
根據本報記者統計，2010年新增社會融資總額在12-13萬億人民幣之間，其中包括7.94萬億的新增貸款、1.59萬億的信用債發行總量、9550億的股市融資規模，再加上將近2萬億的銀信合作規模。
如此看來，若2011年新增社會融資總額保持不變，在信貸收縮已成定局、銀信合作停滯的背景下，包括債市、股市的融資將有望迎來新的增長點。
陸磊表示，“將最終目標分解到具體操作上，會面臨很多技術難題。”
決策層寄望于社會融資空間轉化，改變間接融資比例過高這一痼疾的想法，從操作上面臨不少技術難題。
“最終目標是通貨膨脹，理論上貨幣供應量和通貨膨脹是有關系的，因此各國央行經過百年探索之后，將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而影響貨幣供應量的是基礎貨幣或貨幣乘數。”陸磊分析。
實際操作難度，有來自于數據統計層面，也來自于不同部門之間的協調困境，但從根本上講，正如陸磊所言，“社會融資結構調整是一個中期問題，不可能在短期內有一個非常快的調整。”
接近央行的人士也透露，社會融資總額各個目標涉及“一行三會”諸多部門，“監管機構事權劃分，信貸、資本市場和債市分屬于不同的部門，即便設定了目標，也缺乏相應的工具作為保證。”
陸磊還指出，如果試圖以全社會新增融資總額為調控目標，馬上就會出現一個問題，央行通過什么手段來影響股市融資呢？
從數據統計角度講，正規金融機構的數據容易統計，但全社會融資總量，還包括企業部門，比如企業部門之間的相互借貸、私募股權投資、民間資本流量和流向，“這些是很難納入統計的。”陸磊分析。
